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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富贵:说“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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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0 16:06: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行天下,公正适宜,无所不及。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古往今来,义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义也成为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行为标准之一。义,有大义与小义之分,犹如国与家、社会与个人、万物与大道之理。一个人胸怀大义,则力量无穷,智慧无限。大义精神如同阳光照亮了人类,也照亮了自己。

  古老甲骨文的“”字,是一种顶着羊头的祭祀仪式;上有“羊”与“善、美”同意,下有“我”,古意为“执戈”之士,有威仪之相,以示“”在“我”不在人。“我”“今后”的言行要符合群体的利益和群体中每个人的利益,从善从美,顺承天意(即“天义”雏形)。从而群居有了秩序,群体团结强大了,群体与群体之间于是有了“相争”,随之发展为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黄帝,有著名的“炎黄部族之战”,后有黄帝联合炎帝战胜蚩尤的著名“涿鹿之战”。炎黄文明十分重视祭祀,而祭祀文化逐渐发展得更加严谨与神圣。在演变进程中,“”逐渐脱离了祭祀的本意,而“义”也就逐渐成为中国传统道德范畴的概念之一。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人们为了避凶趋吉,便有了《易》“天人合一”的思想释惑,以“阴阳”“刚柔”“仁义”分别高度概括天、地、人间万象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六爻之动”体现了天、地、人“三才”的发展变化,“顺性命之理”,循自然法则,天人感应,天理昭昭,是天之义。这种天人感应的哲学观,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独特之处。

  “”的思想在《管子》中体现出的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春秋》言忠义。“忠”是对国家、人民、人生、事业、友谊之忠;“义”是对国家、人民、人生、事业、友谊所担当的义务。三晋时代,“忠”“义”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倡导和发展。晋文公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确认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倡行“忠”“义”,让百姓和各诸侯国懂得事君之义。“忠”“义”在晋文公“尚贤”“尚公”“尚法”政治思想中得以生发,在“尊王”“重义”政治思想中得以直接表现。在“征信”“敦礼”“赏功”政治思想中得以间接表现。“忠”“义”思想成就了晋文公卓著的文治武功,为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就连当时用竹子做的七寸六分长“”(汉称“箸”,明称“筷”),也成了百姓家中的餐具,使人的七情六欲沿着正道得以彰显。当时利他之风盛行,正直忠诚,公道适宜,内心求善,外求尽职尽责,不分上下,尽心为人办事准确,包括处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朋友不出卖朋友,丈夫不抛弃妻儿,亲情友情友谊友善纯美。这样,“忠”“义”从君王思想变成民间行为,又从民间行为影响君王思想,反复循环。到了魏文侯时代,尊儒重法,形成了完整的“忠”“义”思想体系。

  中国古代的孔子对“义”作了进一步阐释。义,是仁心所发言行。仁为爱人,仁是内容,义是一种实现仁的最高道德理念的形式。孔子说“仁”,说“义”。孟子则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将“义与仁”并举,说“仁义”,主张“仁内义外”,强调“居仁由义”,“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儒家环绕“义”的概念,无不体现“义”的主体性和实践性,正如朱熹所说“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随后,诸子百家莫不言“仁义”,丰富了“义”道德内涵,奠定了中华传统的道德伦理思想,“义文化”融入了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

文天祥 像 胡建军2019年摄于北京国子监

  在中国古代,秤的出现,体现了天下公平的思想,也蕴含着义的哲理。最初的秤是十三两计,后逐渐演变成十六两计,亦称十六星秤,北斗七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南斗六星殉星、妖星、义星、仁星、将星、慈母星,加上福星、禄星、寿星三星,正好十六颗星,主宰人一生命运,“抬头三尺有神灵”,短一两损福,少二两伤禄,缺三两折寿,警醒人们常怀敬畏之心、“羞恶之心”,从善从美,多修身修福,富贵寿考就会齐全。“羞恶之心,义也”,义与仁、礼、智共同构成人的本性,即人之五常。人性本善,“扩而充之”,只要愿意修身修福,就能够达人,也容易达人。否则“习相远也”,自暴自弃,“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 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谭嗣同狱中题壁

  “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义是来实现仁的,礼是来推行义的,守礼才能体现义,才能彰显仁爱思想。礼法就是规矩、制度,违反了,破坏了,就破坏了义。若礼法过多,就会束缚人的本性,导致人情寡薄,浩然之气难以伸张。故圣人教人适中,无论老子自然人格化,还是孔子人格自然化,万变不离其宗,坚守正道,适宜适利。“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利是人的生活养命之源,满足了人们实际生活利益所需,先利后义,讲义才通行。公利私利,利不背义,以义说利,大则可得天下,小则可得名利。先义后利,重义轻利,天下来朝,福缘无边。

  《左传》记载“宋穆公义不传子”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义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标准,义是君子的本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见利思义、见得思义、惟义所在,方方正正,坦坦荡荡; 小人见利忘义、见义不为、唯利是图,“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切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义”的灵魂是适宜,义的价值在于妥善应对经权矛盾,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那么义在实际生活中的特殊性,是根据人的不同身份、遇到的不同事情来表现仁的。不同职业,义的表现不同,必须不同,不能混。老师正在上课,如停课而去种地,就不义。医生正在抢救病人,若停止医治而去扫街,是不义。位居显赫,功勋卓著,却利用职权贪婪,气节不保,更不义。《左传》记载了“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就是郑庄公,是兄,是君,段就是共叔段,是弟,是臣。但共叔段不遵礼法、臣道、孝悌,超越了身份,超越了本分,最后叛乱而被杀,多行不义必自毙。

  “求仁则人悦”,不义不为。如说假话为了救人,也是义。病人得了绝症,自我把握力又弱,说了实话,就不义。与人为善 ,是义,但超越原则为善,人人皆言之好人,正邪不分,见恶不惩,明知其劣迹而只传其功绩,是不义。“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管宁见好友华歆言行“羡贵”,而没有摒出人性中贪念,就割席断义,后引申为割袍断义,划地绝交。

       

                     谭嗣同 像                                革命烈士萧石月 像 

  义,既是主体品格又是行为品格,凡是正道皆为义的范畴,影响着中国人道德修养和性格品质,使中华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一批忠臣“忧国忧民”、孝子“事亲敬长”、君子“文质彬彬”。为做一名有情有义的君子,千古多少文人志士在封建专制重压下却都能保住气节,仁至义尽,杀身成仁。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文天祥“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谭嗣同用自己的鲜血来唤醒沉睡的中国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死得其所”。革命烈士萧石月为了中国劳苦大众毅然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这不是一般的大义,其光芒四射,更值得人们尊重和景仰!


编辑:源源

审核:阿贵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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