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富贵:说“义”(上)

　　行天下，公正适宜，无所不及。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古往今来，义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义也成为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行为标准之一。义，有大义与小义之分，犹如国与家、社会与个人、万物与大道之理。一个人胸怀大义，则力量无穷，智慧无限。大义精神如同阳光照亮了人类，也照亮了自己。

　　古老甲骨文的“€€”字，是一种顶着羊头的祭祀仪式；上有“羊”与“善、美”同意，下有“我”，古意为“执戈”之士，有威仪之相，以示“€€”在“我”不在人。“我”“今后”的言行要符合群体的利益和群体中每个人的利益，从善从美，顺承天意（即“天义”雏形）。从而群居有了秩序，群体团结强大了，群体与群体之间于是有了“相争”，随之发展为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黄帝，有著名的“炎黄部族之战”，后有黄帝联合炎帝战胜蚩尤的著名“涿鹿之战”。炎黄文明十分重视祭祀，而祭祀文化逐渐发展得更加严谨与神圣。在演变进程中，“€€”逐渐脱离了祭祀的本意，而“义”也就逐渐成为中国传统道德范畴的概念之一。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人们为了避凶趋吉，便有了《易》“天人合一”的思想释惑，以“阴阳”“刚柔”“仁义”分别高度概括天、地、人间万象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六爻之动”体现了天、地、人“三才”的发展变化，“顺性命之理”，循自然法则，天人感应，天理昭昭，是天之义。这种天人感应的哲学观，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独特之处。

　　“€€”的思想在《管子》中体现出的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春秋》言忠义。“忠”是对国家、人民、人生、事业、友谊之忠；“义”是对国家、人民、人生、事业、友谊所担当的义务。三晋时代，“忠”“义”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倡导和发展。晋文公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确认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倡行“忠”“义”，让百姓和各诸侯国懂得事君之义。“忠”“义”在晋文公“尚贤”“尚公”“尚法”政治思想中得以生发，在“尊王”“重义”政治思想中得以直接表现。在“征信”“敦礼”“赏功”政治思想中得以间接表现。“忠”“义”思想成就了晋文公卓著的文治武功，为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就连当时用竹子做的七寸六分长“€€”（汉称“箸”，明称“筷”），也成了百姓家中的餐具，使人的七情六欲沿着正道得以彰显。当时利他之风盛行，正直忠诚，公道适宜，内心求善，外求尽职尽责，不分上下，尽心为人办事准确，包括处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朋友不出卖朋友，丈夫不抛弃妻儿，亲情友情友谊友善纯美。这样，“忠”“义”从君王思想变成民间行为，又从民间行为影响君王思想，反复循环。到了魏文侯时代，尊儒重法，形成了完整的“忠”“义”思想体系。

　　中国古代的孔子对“义”作了进一步阐释。义，是仁心所发言行。仁为爱人，仁是内容，义是一种实现仁的最高道德理念的形式。孔子说“仁”，说“义”。孟子则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将“义与仁”并举，说“仁义”，主张“仁内义外”，强调“居仁由义”，“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儒家环绕“义”的概念，无不体现“义”的主体性和实践性，正如朱熹所说“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随后，诸子百家莫不言“仁义”，丰富了“义”道德内涵，奠定了中华传统的道德伦理思想，“义文化”融入了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

文天祥 像 胡建军2019年摄于北京国子监

二

　　在中国古代，秤的出现，体现了天下公平的思想，也蕴含着义的哲理。最初的秤是十三两计，后逐渐演变成十六两计，亦称十六星秤，北斗七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南斗六星殉星、妖星、义星、仁星、将星、慈母星，加上福星、禄星、寿星三星，正好十六颗星，主宰人一生命运，“抬头三尺有神灵”，短一两损福，少二两伤禄，缺三两折寿，警醒人们常怀敬畏之心、“羞恶之心”，从善从美，多修身修福，富贵寿考就会齐全。“羞恶之心，义也”，义与仁、礼、智共同构成人的本性，即人之五常。人性本善，“扩而充之”，只要愿意修身修福，就能够达人，也容易达人。否则“习相远也”，自暴自弃，“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 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谭嗣同狱中题壁

　　“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义是来实现仁的，礼是来推行义的，守礼才能体现义，才能彰显仁爱思想。礼法就是规矩、制度，违反了，破坏了，就破坏了义。若礼法过多，就会束缚人的本性，导致人情寡薄，浩然之气难以伸张。故圣人教人适中，无论老子自然人格化，还是孔子人格自然化，万变不离其宗，坚守正道，适宜适利。“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利是人的生活养命之源，满足了人们实际生活利益所需，先利后义，讲义才通行。公利私利，利不背义，以义说利，大则可得天下，小则可得名利。先义后利，重义轻利，天下来朝，福缘无边。

　　《左传》记载“宋穆公义不传子”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义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标准，义是君子的本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见利思义、见得思义、惟义所在，方方正正，坦坦荡荡； 小人见利忘义、见义不为、唯利是图，“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切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义”的灵魂是适宜，义的价值在于妥善应对经权矛盾，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那么义在实际生活中的特殊性，是根据人的不同身份、遇到的不同事情来表现仁的。不同职业，义的表现不同，必须不同，不能混。老师正在上课，如停课而去种地，就不义。医生正在抢救病人，若停止医治而去扫街，是不义。位居显赫，功勋卓著，却利用职权贪婪，气节不保，更不义。《左传》记载了“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就是郑庄公，是兄，是君，段就是共叔段，是弟，是臣。但共叔段不遵礼法、臣道、孝悌，超越了身份，超越了本分，最后叛乱而被杀，多行不义必自毙。

　　“求仁则人悦”，不义不为。如说假话为了救人，也是义。病人得了绝症，自我把握力又弱，说了实话，就不义。与人为善 ，是义，但超越原则为善，人人皆言之好人，正邪不分，见恶不惩，明知其劣迹而只传其功绩，是不义。“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管宁见好友华歆言行“羡贵”，而没有摒出人性中贪念，就割席断义，后引申为割袍断义，划地绝交。

　　义，既是主体品格又是行为品格，凡是正道皆为义的范畴，影响着中国人道德修养和性格品质，使中华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一批忠臣“忧国忧民”、孝子“事亲敬长”、君子“文质彬彬”。为做一名有情有义的君子，千古多少文人志士在封建专制重压下却都能保住气节，仁至义尽，杀身成仁。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文天祥“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谭嗣同用自己的鲜血来唤醒沉睡的中国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死得其所”。革命烈士萧石月为了中国劳苦大众毅然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这不是一般的大义，其光芒四射，更值得人们尊重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