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宁看建国后政治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执政之日起，就一直沿用游击战争年代“运动方式”来做一切工作，在小米加步枪的战争年代，游击战术确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建成一个大国政府后，一切本应按执政大国的正常规则运作，从法律治国入手。不幸的还是一切运用运动办法，政治用搞运动、经济也用搞运动、文化还是搞运动，仍然采取中国古老传统的人治方法，未能及时转向民主法治轨道。毛泽东只是把法律当作一种为我所用的附加手段，未能认识法治是现代化国家的根本方针。其实道德也只有纳入法律之下才能逐步普及，因为一个国家能有高尚道德的人数总是由少到多的过程，完全普及永远是难事，要能等到都能自觉讲道德时，那个国家早已不再存在了。这在哲学上就是叫做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规律。即使领导人是好心，领导的事是好事，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全民才能在统一的法律下有统一的行动。我国的政治运动不少从发动的动机来说不能不说是好心好事，但所得效果却是求好难好；至于本来就是错事，那就更不消说了。所以1979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再不搞政治运动了。

         

        兹就常宁一个县的历次政治运动作一历史反思，让历史的事实去检验。　　　　

         

        一，首次整党运动兼及清理其它革命组织　　　　

         

        公元1950年开始，至1952年，常宁县共产党开展首次整党运动。内容主要是整顿老党员的宗派主义思想、新党员组织和思想上的不纯。当时中共常宁县委班底都是由山西南下来的，除了县长、县委宣传部长略有小学文化外，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还有部分刚从北方农村不脱产的村干部直接调出来者。其中一支是太行地区的，一支是晋中地区的，太行派掌握权力大，排挤晋中派的人，致使晋中地区有几个区委书记和区长被迫逃回了老家，这种闹宗派问题，本是整风重点，但是县里大权掌握在闹者们手里，农民的狭隘思想，决定他们难以去整自己。于是重点只整顿新党员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其时，常宁有３支地下党组织，共有党员75人。还有３支其它革命组织，这６支革命力量，不费一枪一弹，没有动乱、破坏，在解放军和南下干部尚未进城就和平解放了常宁。南下干部一到，大家便马不停蹄地投入接管、征粮、减租、反霸、清匪肃特、抗美援朝等等许多艰难危险的工作。没有休息一天，突然就要整顿，当然在一场巨大的急剧变革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整顿一番也是应该。可是这一整顿，几乎所有的地下革命力量一下子消失了。　　

         

        烟洲组织，因其上一级组织被取消了，该组织亦遭株连而被取消。仅仅承认其中两名党员。功不消说，有的还坐了共产党的班房。　　

         

        北乡支部，主体成员是农民，为了开展地下工作，发展了一点国民党的小吏，甚至有意发展点特务。当时所谓“反戈一击”、“弃暗投明”、“既往不咎”，已成昨日黄花，或杀或关，有的竟成了刀下之鬼，如果有法治，发现有新的违法行为，犯到哪里就依法处理到哪里，是否可能避免滥杀、错杀，是否还可能更调动人的积极性呢？也还避免后来平反的难度？　　

         

        自诩出身历史清白，又有文化的常宁文教支部成员，但又因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而相信不过、靠不住 ，或他调异地，或借故清出党门，内部监督使用。而且经此一击，给日后连年政治运动留下了难逃的劫难。　　 到1952年，因各种原因共清除出党的57人，占地下党员总数的76%，其中判刑７人，被杀７人。　　

         

        民先队成员，后来除刘世辅及早调离县境外，（过后还是逃不了“反右”运动）整个组织都不被承认。成员还因这个组织被怀疑而整得死去活来。吴集贤“肃反运动”中，跪在瓦砾上受审，皮开肉绽，唐势豪因受这个组织的影响，打成右派兼反革命就患了20多年的牢狱之灾。　　

         

        民盟组织，因县级一律停止活动，无形消失，成员遍遭怀疑、挨整或被镇压。　　

         

        湘游一支队，被认为是投解放之机，杂牌队伍，成员复杂，不但不被承认，反当作为历次政治运动批斗的“活把子”。　　

         

        所有这些组织与成员，受压30年。直到1979年共产党的11届3中全会后，所有革命组织都被承认，人人都得以平反。对其成员，无论存没，皆作了妥善处理。　　

         

        案虽结果，但一压几十年，人的黄金时代白白流逝，子女跟着受罪，又浪费一代，国家人才资源白白流失，社会进步，迁延岁月，损失之账，无法算清，不过总算天理不灭。　　　　

         

        二、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　　　　

         

        自1950年春至1951年7月10日止，在减租反霸运动中，全县174乡，已有123乡、30万人口完成，剩下48乡、10万人口的地区，待土改运动时结合去搞。这次运动，所得胜利果实，折稻谷73494400斤，内黄金607.3两，银元22,247块折成的稻谷。　　

         

        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破获匪特武装12案、特务４案，各种反动组织９案，其它抢劫、暗杀、破坏12案，共计37案，总共捕获匪特、地霸等反革命分子1,427人，镇压514人，（其中国民党师团长14人。）判刑229人，其余训教后交群众管制439人，尚未结案200人。　　

         

        社会上镇反的同时，革命队伍内部的干部中，亦逮捕6人，其中枪决４人。

         

        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杀他一批也是应该，这对巩固新政权稳定社会秩序都有很大作用。但是否真有那么多反动组织，又是否一定要杀这么多？党的11届3中全会后，正因为如此，才平反了一大批。　　

         

        从知识就是生产力角度看，历史上知识多掌握在有产之家，人才培养不易，对于建设国家，也是一笔财富。1949年民国政府常宁县长欧阳耆，整理好档案，率领部属，礼帽长揖，步行出北门迎接解放干部，纵然投诚，也难保一命。虽然当过地方检察厅长留学日本的郭彝尊，辞职归田多年，年届古稀，足不出户庭，潜心研究中医数十载，成为一位名老中医，理论实践，皆冠一县，非数十年之天才勤奋者，难以得之。且在当地，深得民心，也难逃一劫，就是二例。至于大批起义有功人员，绝大多数横遭镇压，都有损党的声誉，给后来平反造成很多困难。这也只能从一场大变革中难免去理解了。　　　　

         

        三、土地改革运动　　　　

         

        1951年12月至1952年4月，全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地主和部分富农土地、房屋、浮财，无偿分给了无地和少地的贫农。以此，实现耕者有其田。　　

         

        这场运动，组织干部、中小学教师、农民翻身队以及外地前来参加土改的工作队共2,491人，分别派驻各乡的贫苦农民家中，和他们实行“三同”，即同住、同吃、同劳动，通过访贫问苦，发动群众起来向地主清算斗争。全县地主5,114户，其家庭人口23,470人，斗争3,708户，4,750人，逃亡262户，自杀443人，（其中非地主96人，）镇压323人，判刑507人，没收地主及各类公产田311,245亩，旱土9,942亩，山林716.3万亩，耕牛1，757头，农具23,310件，房屋42,783间，家具、衣被168,565万件，稻谷（包括金银折谷）199,528万石，250,430农民无偿分得了土地，人平1.26亩。　　

         

        封建土地所有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早为世所公认。远在资本主义国家，已都先后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了改革。虽方法各异，但效果皆佳，生产力得到发展，例不胜举。例如台湾实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主张，对于地主不能耕种的土地，统由国家用较低价收购，转卖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买者可以分期付款，卖者一般不付现金，由政府发给“工业券”，促使地主转向工商企业，结果工农业都得到发展，也不失为一种可行办法。不过封建土地所有制，乃历史产物，并非都是某些人为之过。

         

        改革一种社会制度，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杀之过多，不就少了一批生产力吗，尤其正当共产党全面开展经济建设急需知识人才，自己又没有，培养又来不及，就是培养也得要师资资源嘛！这些都需要利用原有人才之际，似宜以少杀为好。虽然上面说“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但是采取群众运动方式，而启用的执行者，却是没有文化的农民，而且又是一哄而起的运动形式，于是常宁绝大部分有知识的地主官绅，除了当时逃出者外，几乎很少幸免者。

         

        中共大革命时期早已是湖南区委委员工人运动领袖萧石月烈士遗孀，孤苦宁丁，为死难丈夫守节，苦熬30年，全靠仅有的20来亩地生活，共产党来了，不但得不到照顾，反被划为地主，生活无着，只得另行改嫁一贫农，以求苟全性命。曾在云南当过法官但1949年即潜赴香港劝导两个在国民党空军的军官儿子起义的周本仁，回乡后，竟被活活打死。不能不给人民政府带来一定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