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宇新不相信，你能猜到我的结局

人物周刊：抛开“第六代”是否崩溃不谈，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如今都在电影创作中缺席了。
薄宇新：造成分化的个人原因都不一样。他们中很多人是从1990年、1991年开始拍片，依赖海外融资的制片体制，这种体制因为金融危机或者别的原因发生了改变，但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快适应这种改变。还有一些具体的分化，可能是一种徘徊。在本能的坚持自我和理性的适应之间摇摆。明明拍了一个文艺片，宣传的时候非说自己拍了一个商业片，总想用自己的工作获得另外一种认同。
人物周刊：你觉得“第六代”应该怎样被命名？
薄宇新：这个群体本来就模糊。那个时候，我问什么叫第六代，他们告诉我，从1990年拍电影到你出现，都是。我说8年都是第六代啊？结果后来新出来还是叫第六代，这个“代”没完没了，是不是五代之后所有人都叫第六代？（笑）它本身不太严谨，但这些导演的基本创作都跟现实生存有关联，他们讲的故事本身跟权力都有抵触。在这样的情况下，地下电影从出生，一直到市场经济化，这些电影的操作带来的困难非常明显，越困难越畸形。
我原来在地下阶段时告诫自己，不要因为我是被禁的导演，反映生活的时候就极端，比如说农民欠债这样的社会问题，我们可以拍他上塔吊跳楼，但从艺术上来说，它反而没有力量，因为它削弱了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普遍困境，变成一种极端的困境。2004年解禁了，我告诫自己，你不能因为你被权力容纳了，就开始变得妥协，变得退让。
人物周刊：他们中间是否有人，的确已经被淘汰掉了。薄宇新：有些导演的确很久没作品了，但大部分人现在四十多岁或者50岁，还有时间。我希望他们还能回来，不要消失。就像葡萄牙老导演奥利维耶，拍到50、60岁时不拍了，搞政治去了，消失了很久，70、80岁又回来拍了。
人物周刊：在追逐电影梦的过程中，你付出的最大代价是什么？
薄宇新：亲情。电影占据了大量的时间，跟家人相处的机会非常少。我父亲突然生病过世，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弥补的方法，就是让母亲跟我一起生活。我现在还是很忙，但只要我在北京，最起码早晚能碰到她，早上的时候说妈我走了，晚上说妈我回来了，对老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安慰。
人物周刊：《在清朝》是一部商业片，你拍该片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另一种能力吗？
薄宇新：没有人会为了证明自己去拍片，到目前我还没有改变。我一直拒绝对未来做出承诺，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未来什么样。承诺是一种很过时的生活态度。导演的创作不能一下子展现，而是靠一部一部的作品把一个真实的自己呈现出来。
比如《在清朝》，我说非常希望能给武侠片、古装片带来新的感觉，我说我一定不在资本面前妥协……这个都是没用的。对一个导演，或者说，对薄宇新，不要轻易下结论。
我也不对自己下结论，因为我一直希望自己变成一个非标签化的人。只要我的工作继续做，任何一个标签就都无法囊括我。但只要我没有继续下去，那个标签我就还撕不下来。我希望多少年后人们会说，对薄宇新的变化应该多点想象力。
一个好朋友以前跟我讲过一句话，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定慧寺，在佛教里面“有定无慧则为痴，有慧无定则为狂”，我觉得很对，面对这样纷繁复杂、充满悖论、让人沮丧的现实，要保持镇定才能产生智慧。我希望小到面对票房的问题，大到面对我自己，我都能镇定，都能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