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史略述评

秋风月 · 发表于 2012-11-1 18:51:54

　　蒙古帝国崛起的背景和过程

　　在中国唐宋社会日新月异地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也发生了变化。早在唐代，北方草原被讲突厥语的个民族控制，突厥四处掠夺，不断结仇，在经过唐代的沉重打击后，被其征服的高车民族(也是突厥语民族)中回纥部落奋起赶走了突厥在蒙古高原的统治。成为草原的霸主。不久讲突厥语的黄种人部落吉尔吉斯和回纥结仇，用重兵击败了回纥政权。回纥在契丹的帮助下，流窜到我国西域地区，征服了那里印欧语系的文明政权，从而和当地人一起，融和成一个新的回纥族，就是现在被称为维吾尔的民族族。而吉尔吉斯把回纥从蒙古高原赶走以后，自己并没有占领那里。於是大量出自东胡系统的蒙古语民族，先后迁移到权力真空蒙古高原。使得成为从此成为主要以蒙古语部落游牧和争斗的地方。

　　回纥所征服征服西域民族，具有高度发达文明。回纥征服者被当地丰富的物质财富吸引，接受了当地的文明管理方式。不再以游牧和掠夺为生存手段。契丹政权曾邀请回一起争霸草原的邀请，也不能打动他们。这本来应该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由於这个新文明的统治者的背景，使得其首领和草原各种以掠夺为生的政权保持著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扮演了一个强盗在文明地区作内应的角色。从此以后，草原游牧民族不仅仅可以从汉民族掌握新的武器技术，而且可以从西域掌握汉民族没有的武器技术，消弱了汉民族对强盗民族的武器优势。为中国后来空前绝后的灾难，埋下了不幸的伏笔。

　　由於草原武器越来越先进，其各个部落的相互残杀也更加激烈，其贵族本性也俞发残暴。这在有关成吉思汗祖先事迹的记载中有充分的描述。持续不断地暴力冲突，使得游牧民族不能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仍然用古老的游牧手段生存，常常没有温饱，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成为家常便饭。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直系祖先多本-磨根(Dobun Mergen)曾在森林里要了别人一块肉，回家途中，见到一个另外部落的人快要饿死，提出把他的亲生儿子卖给多本-磨根，来换这块肉。多本-磨根於是给了他肉，把少年领回家做奴隶。可见当时游牧民族常常饥寒交迫，为了一口饭把儿子卖掉。(多本-磨根死后，此奴隶和他的妻子有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之一就是铁木真直系祖先)。

　　多本-磨根的妻子共有五个孩子。她们妈妈死时，最小的孩子伯东查(Bodoncha,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祖先)年幼，其它四个哥哥立刻分了她妈妈的牲畜和食物。不留给年幼的伯东查任何东西。柏东查饥寒交迫，被一群善良的牧民救起，给他食物，过几年后，伯东查遇见了他的哥哥，教唆他们把这群牧民抓过来作为奴隶，从此生活状况好转。蒙古贵族后代非常欣赏恩将仇报的行为。这些“光荣”事迹是用来给蒙古贵族作教材，教他们后代如何反客为主用，才传颂给后代的。草原也许不乏善良的牧民，但是那些奴隶主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和文明社会无恶不做的土匪强盗并无分别。

　　在当时的草原社会，可以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种人。平民的蒙古语就是黑头发，很可能是华夏迁移过去的黄种人。他们从事游牧和手段低下的生产。贵族实际上就是草原的暴力掠夺和压迫者。有迹象表面，起初这些贵族可能是身高马大、身体强壮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成吉思汗的部落名字就是兰眼睛，其东胡演变成室韦以后，最大的部落称为黄头女真)。他们几乎不从事任何生产。生存主要依靠暴力掠夺他人财富。绑架他人绑架成为为自己生产。被他们绑架而来的人就是奴隶。虽然不是每个草原的居民都是邪恶和残暴，但是草原是被这些用暴力屠杀掠夺和奴役他人的集团控制的。随著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的平民牧民都被绑架而成为奴隶。而贵族之间为了争夺奴隶、牧场驱赶奴隶相互残杀。因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具备文明社会的尊严意识，除了屠杀/被屠杀、奴役和被奴役以外，不知道人类还有其它的生活和和平相处的方式。

　　由於草原社会持续不断的自相残杀，人口的成活率很低。而每个部落人口的多少，是部落能否在残酷环境下生存的关键。游牧民族经常把掠夺文明地区掠夺来的妇女和儿童，作为他们人口来源，补偿在战争中的死亡。无论华夏、波斯、阿拉伯和欧洲都不乏游牧民族杀掉超过车轮高的男子，绑架女子和不记事的儿童的记载。长期以来，这种屠杀和掠夺使得草原原来的白种贵族渐渐消失，奴隶主被黄种人代替。

　　蒙古高原地区是世界上产马最多的地区，这些马游牧民族用来相互残杀。大量的马匹践踏草原，破坏了生存环境，使得每一块有草地的地方，成为不同部落之间的必争之地。据元史-本纪一，成吉思汗直系远祖母莫拿伦有七个儿子，有一天，有一群小孩在她的领地上挖草根充饥。莫拿伦害怕自己的草场被破坏，就命令用车撞死撞伤这些小孩，结果与小孩所属部落发生战斗，寡不敌众，莫拿伦和在家的六个儿子以及部落全部被杀。只有一些残弱妇女和小婴儿海都侥幸逃脱。(海都后来成为蒙古部落第一个汗。)。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人们心里已经没有任何善良和同情，为了争夺一点草根就可以屠杀儿童。

　　游牧民族这种为争夺食物斗争的行为代代相传，到了铁木真这代也不例外。成吉思汗三世祖先拿不勒已经称汗。地位非常高。部众很多，可亲属照样食物不充足。在铁木真10岁时，父亲被仇人杀死，失去了家里强壮的男人，部落因此不再给她妈妈肉吃，引起了她妈妈和俺巴孩的两个老婆的争吵。结果，他们部落抛弃成吉思汗的妈妈和她6个年幼的孩子，有一个老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因此被人用长矛戳死。这是在当时野蛮残忍草原社会常见的现象。

　　成吉思汗一家老弱被抛弃后，更是饥寒交迫。他自己为了抢一条鱼，把自己的亲兄弟杀死。成吉思汗一家是草原上的贵族，地位非常高，贵族都是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这种生存手段低下的环境，培养了蒙古贵族野蛮残忍成为风俗和本性。成吉思汗的母亲和一个部落男子成亲，路过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的地方，被也速该发现后，立刻找他的两个兄弟去杀那个男子。准备绑架和强奸新娘。男子见势不妙，丢下他妈妈乘马逃去，也速该三兄弟追了7坐山岗，追不上才罢休，回来把哭哭啼啼的妇女抓到帐篷里强奸。后来生了成吉思汗。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杀人强奸的罪犯所谓，被社会主流鄙视。但在游牧民族社会，非常普遍，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这种风俗，被今天我国的某些学者美化成抢婚一词。后来成吉思汗自己的老婆也被抢婚。这种相互凶杀不止，比我们现代社会的犯罪团伙，有过之而不不及。也超过了古代社会游牧民族的残暴程度。当时游牧民族残害亲骨肉兄弟的事件，不仅在成吉思汗部落如此，其它的游牧民族部落也很常见。元史记载，蒙古地区最大部落之一克烈部部长忽儿札胡思杯禄死去后，汪罕(ong khan，又叫脱里)为了争夺王位，立刻杀死了他弟弟昆弟。汪罕的叔叔又立刻组织了一批人杀他，造成汪罕和成吉思汗家族联盟，(这是成吉思汗从一贫如洗到发迹的最重要支柱)。

　　除了牲畜、武器，游牧民族很少有其它财产。成吉思汗本人在娶老婆时对方陪嫁了一个貂皮。被视为及其珍贵之物。他自己舍不得用，把他用来巴结当时蒙古地区势力最大的首领之一汪汗(ong khan，又叫脱里)。王汗也把他当作价值连城的礼物。为此，答应带本部兵马，帮助成吉思汗打仗杀人。可见当时游牧民族的贫困程度。

　　从上述现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社会成长的成吉思汗等蒙古贵族，把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作为生活的准则。在他们眼里，其他的同胞都不是人，而是相互的猎物。杀一个人比杀一头羊要容易的多。当对手强大时，如果不能杀掉对手，就用最谦卑顺服态度巴结，骗取对方的信任。然后找机会在干掉他们。在他们眼里恩将仇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用来教育后代的各种事迹，无一不是欺骗和暴力屠杀的组合。这实际上就是成吉思汉白手起家，从一个白丁开始巴结权贵，到借用汉族物质资源称王称霸，最后侵入文明地区，屠杀奴役世界各国人民凶手的诀窍。这也可以解释蒙古帝国后来为什么给世界各国造成了空前绝后、惨无人寰的巨大灾难。

　　在蒙古崛起以前，中国北方地区被野蛮的女真征服。接受了部分华夏文明的管理方法，北方渐渐从女真的破坏中恢复过来。而北方个突厥蒙古语的民族纷纷南下抢劫。为了防止野蛮人的侵袭，金朝政权继承了华夏以夷治夷的方针。以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为代价，扶持一个部落，打击另外一个部落。当被扶持的部落强大以后，就欺压其它草原部落，还用华夏物质资源掠夺中原。女真就会把物质支持转移到被欺压的部落。这种游戏从辽代就开始，在有金一代。翘翘板的两端是草原上因为利益连接起来的各种形形色色的部落联盟，包括相互有血海深仇的突厥语克烈和鞑靼。

　　铁木真本是贵族后代，年幼丧父，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失去了父亲的奴隶和多数，只剩下九匹马和几个身强力壮的弟弟做帮手。艰苦的生活使他学会见风使舵的手段。他利用自己父亲和克烈头领王汗的友谊，拜王汗为养父。在自己的老婆和后母被蔑尔乞部落绑架强奸以后，又通告王汗的关系，找到一个势力强大的草原贵族扎木合作为靠山，拜为兄弟(安达)，联合偷袭了蔑尔乞，把老婆抢了回来。铁木真成为扎木合的部下。

　　铁木真两年以后第一次玩乐恩将仇报的游戏，从扎木和处纠集一些部下劫走奴隶，背叛了扎不合，建立自己的势力，在王汗的鼓励下称汗，并因争夺马匹杀死了扎木合的弟弟。扎木合因此组织了大军征讨，尽管大多数历史记载已经被篡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知道，铁木真惨败而逃，投奔到自己的养父王汗手下当一个打手，默默无闻地干了二十多年。他和亲属一起把父亲的一些旧有的奴隶，加入到王汗的部落阵营中，增强了王汗在草原相互残杀中的实力，并帮助突厥语族的王汗杀剿蒙古语族的各部落。取得了王汗的信任。

　　在服侍王汗期间，铁木真一方面成为王汗的得力助手，一方面小心翼翼利用王汗的权势，暗中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此时被金朝扶持强大的鞑鞑部落，去金境汉族地区掠夺财富，金朝决定改变支持的对象，派完颜丞相找到克烈部落头领王汗，封他为王(王汗名字从此而来)。同时册封铁木真为金朝节度使，并准备册封他为招讨使。这以后过程的记载虽然被蒙元政权删去。但是我们可以从古代惯例知道，中原政权为了国防，在这种情况下向成吉思汗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成为他发家的资本。

　　同时，铁木真结识了一些金朝的官员为内应。从他们那里知道，女真政权腐败堕落，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从中原获得物质和武器的支持，为称霸中国做准备。虽然具体记录被蒙元政权删去，这些事情却仍然可以在元史中通常未被注意的地方看出痕迹。

　　在金政权利用中原占绝对优势的武器和物质优势，击败了鞑靼部落以后，王汗和铁木真按机会落井下石，从背后袭击鞑靼残余。彻底地消灭了鞑靼部落。蒙古部按照惯例对鞑靼民族实行了种族灭绝，把所有超过车轮高的男子杀掉。女子则被分配给众人成为性奴隶。此时，成吉思汗巧妙地利用王汗的势力，杀害了自己的堂兄弟。清除了和自己争夺对奴隶控制权的竞争对手。又借助王汗的势力消灭了自己的世仇蔑尔乞部落。

　　此时，王汗老迈。继承权力成为问题，铁木真试图以乾儿子的身份抢夺王汗权力，和王汗之子发生冲突。王汗站在他亲子一边。造成了双方分裂。铁木真率领蒙古语族的部下出走。被王汗和其子追杀。损兵折将后，狼狈逃走。没有粮食，被迫杀马充饥，饮脏水解渴。完全失去了草原称霸的实力。

　　在此期间，尽管文字记载被删除，但我们可以从别处知道，铁木真仍然是金朝的属臣。不断去金朝进贡。见过金朝的永济王。在古代这类所谓的进贡，都会有大量的物质回报。包括纺织品、粮食和武器，成为铁木真招兵买马的资本。我们也知道，历史上游牧民族骗取中原过多物质资源的方法，就是鼓励其它的游牧民族进攻中原，使得中原感到危机。所以铁木真被王汗击败逃走一年以后，忽然有众多的兵源财产，我们可以推测，他暗中联系金朝政府获得物质资源，是最主要的实力来源。很可能，他自己也去过中原，晋见金政府官员，商讨如何对付他以前的干爹王汗。

　　在此时，王汗在草原称霸，不可一世。他和金政府反目成仇，率领重兵进攻金朝边界。被当时还很强大的金朝打击，惨败而归。此时，成吉思汗在背后突袭克烈，害死了王汗和他的儿子。掌握了王汗的全部人马，成为草原最大的军阀。紧接著，成吉思汗利用金朝资源，消灭了乃蛮和扎木合的势力。得到了回纥的归顺，并突袭和灭亡了喀喇契丹。贴木真拆散被征服的部落，分给自己的亲信做奴隶，并自称成吉思合汗，建立了一个统一而可怕的蒙古帝国。这种游牧民族联合的巨大规模空前绝后。

　　成吉思汗对蒙古的统一，改变了草原社会的性质。游牧民族在古代战争中素来灵活机动，相对其他民族有天然的战术优势。他们在野战中的实力和其他民族是不对等的。游牧民族素有大量的马匹，移动和集结都比对手迅速，而且侦察地形和对方虚实都强于对手。可以找到对方兵力单薄之处，就可以以多击少。对手强大(往往是步兵集结数量多)，他们可以依靠马匹逃出对手的打击范围，把伤亡减低到最低程度。而他们补给依靠的掠夺其他民族，即使无处可抢，也可以用马奶充饥。不象文明地区的军队需要后勤供给，本地被抢劫后补给困难更是加大了实力差距。游牧民族在对方实力比自己强大时，也是假装失败逃走，诱敌深入，把对手引到远处。在切断其后勤补给线。让对手在饥恶中丧失战斗力。而且游牧民族在不断集体围猎训练中弓马娴熟，配合默契，弓箭射程常远于未经充分训练的对手，可以在两军万箭齐发的对射中，伤敌多于伤己。

　　但是在蒙古帝国以前，游牧民族联合掠夺的传统方式都是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中。首领对部落没有任免权力。部落首领部下都是自己的子弟。如果某个部落在战争中为了联合掠夺文明地区损失太多自己的人，在以后草原自相残杀中必吃大亏，甚至面临灭绝。因此常有因部落首领爱惜部下生命而不听从统一号令发生。这无疑减低了游牧民族的天然的军事优势。成吉思汗征服个部落以后，不仅在联合的规模上史无前例，而他立刻把其他部落人员拆散，按照十、百、千、万等单位从新组装起来，分给手下亲信，变成了他私人的军队(怯薛)。而且对不能够完成任务的手下格杀勿论。将领也不再珍惜部下生命，蒙古战士没有躲避的选择，只有奋勇杀死敌人才能活命。这把那些本来就战斗技艺高超却怕死的队伍，变成如同一个不顾自己生死、只顾杀人的发疯的野兽，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文明地区抵御难度。

　　蒙古对入侵和对中国各族人民的种族灭绝，蒙古灭绝西夏金的过程。

　　草原民族的不事生产、专事掠夺的本性，决定了刚刚成立的不可能在自己的土地只安居乐业。他们象一个暂时联合起来的犯罪团伙。如果没有不能持续不断抢劫其它民族的财富，自己很快就会分裂并相互残杀。历史上无数次游牧民族的分合历史，无一例外。成吉思汗当然也深谙此理。为摆脱内心中抢劫暂时得手后对同夥内哄的恐惧，他一生中不断掠夺屠杀其它民族。企图用其它民族的苦难，避免自己的火并。由此造成了历史上中国和世界人民空前绝后的灾难。据有些学者估计，蒙古军队在征服其他地区的野蛮屠杀中，造成了两亿世界人口消失。我们这里重点讨论中国地区的情况。

　　蒙古帝国侵入中国，先后用了70多年时间，分很多次进行。

　　最初成吉思汗是金国的官员，借著金国的武器和资源征服了草原个部落。草原统一后，他们开始掠夺文明地区，现找最弱的西夏下手。1205年到1207年，成吉思汗率领军队先后三次西夏。西夏率领军队抵抗失败，退缩到城市防守。蒙古军队没有攻城技术。无法攻克城市，在就农村地区大肆杀掠，并企图用水淹没其城市，行动失败。於是西夏和他们讲和，答应进贡，服从调遣。蒙古撤军。成吉思汗从金朝内应得知金朝“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於是准备著手掠夺金境。本来在外蒙古和金境之间、即今日的内蒙古，有一个屏障，突厥语的旺古部臣属於金，为金起保护作用。被成吉思汗暗中买通。而且由於女真政权对汉民族残酷的欺压，很多有技艺的汉人和契丹人纷纷投奔蒙古，给他们带来了蒙古不会的武器制造技术。这在以后西征和灭亡金夏等城市攻坚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永济王即位后。成吉思汗知道此君昏庸，时机已到。就撕破和金朝的臣属关系，在1911年集结大批军队突袭北京。金朝迫不及防，失去了长城外围据点。匆忙集结了30军队，成吉思汗用一年时间不得攻入长城。自己还在进攻大同的时候被中箭受伤。他先攻取了防守空虚的东北地区的城镇，并使用诡计把金国30万军队引出长城，让其中在野狐岭不利地形被围攻，充分发挥蒙军野战优势。切断金军供应，等到金军战斗力丧失后，彻底消灭了金军主力。因此得以攻入了居庸关，分三路包围了北京。但是由於当时尚缺乏攻城设备和技术，无法攻入城内，就在农村地区杀人抢劫。一路杀到了山东。据史载，蒙古军攻破破九十多个城镇，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几乎完全被杀尽，金帛、子女、牛羊马全部席卷而去，房屋全部被毁，城郭变成了丘墟。这可能是目前存留的最早的关于蒙古军队种族灭绝行为的文字记载。

　　金国在都城围攻中决定求和，答应进贡，蒙古军撤兵。金皇帝把首都迁移到汴梁，成吉思汗借口迁都是不诚心讲和，忽然杀了回来。这时金国内哄哗变，北京城由於偶然的原因没有关城门，被蒙军杀入城内，用了一个月时间杀人掠夺，搬走所有的贵重财产，再把城市焚烧后、夷为平地。由於忽必烈篡改了历史，蒙军在北京屠杀的人数已难以确证，但史料记载，金朝平时平时常驻人口已近百万，加上战时避难的农村人口，被屠杀的无辜百姓估计在100-200万之间。至於中原、西夏和东北农村地区被屠杀人数就无法考证了。

　　在攻克北京时，成吉思汗得到一个契丹人耶律楚材作为助手。此人受华夏文明熏陶。心地善良，暗中对百姓生灵充满了同情。契丹和蒙古同属东胡后裔，被蒙古人视为同族得到信任。而且，他善於理解不珍惜人命却视财如命的蒙古人心理，装成是为他们服务，利用他们贪财，告诉他们如果不屠杀被征服地区人民，而是奴役他们，蒙古人就可以从奴隶的生产中，得到大量财富。他的所作所为效果是双方面的。一方面蒙古政权部分收敛了种族灭绝的行为，大量人民因此幸免于难。另一方面，他使得蒙古帝国统治吸收了文明管理的力量，增强了其实力，因此也让更多的人民遭受了苦难。

　　在北京屠杀结束后，成吉思汗集结大规模军队出征花刺子模国屠杀抢劫，金国以黄河作为天险抵抗，修筑了潼关。成吉思汗留下木华梨进攻金政权，虽未能得手，但其骚扰过程阻碍很多金朝地区无法进行农业生产，严重地消耗著金政权的经济和实力。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指挥洗劫花刺子模的战争。蒙军利用野战的优势，把花刺子模军队围困在城市里。在利用从中国学来的各种攻城技术，在局部地区以多击少，各个击破。最后用约三年时间，征服了花刺子模全境。在此过程中，蒙军在多个地区进行了系统的种族灭绝。根据波斯人朱外尼《世界征服者史》和伊拉克著名伊斯兰学者依本-阿-阿特记载，成吉思汗每到一处，几乎毫不例外地把男女老少按照以百为单位聚集起来，分给手下屠杀。即使是丝毫不抵抗就投降的城市，也一样遭到种族灭绝的厄运。即使是今天中外读者读到他们对无辜百姓使用的各种残忍手段，惨不忍睹。他们把孕妇的肚子刨开，杀死里面的婴儿。他们在被宰割的对象临死前，百般折磨取而乐，把欢声笑语和受害者凄惨尖合在一起。他们把死人的头按照男女老少分类，摆成高高的金字塔，以此悬耀他们的武功。他们尽量破坏所有的房屋，用腐烂的死尸污染水源，企图使侥幸逃脱的幸存者冻死饿死，或者被瘟疫杀害。在奥可斯(Oxus)城，有一个妇女在被杀前叫喊他可以给蒙古人用珠宝，饶她性命，结果蒙古人听到珠宝被吞到肚子里以后，就立刻把她的肚子刨开，取出珠宝。。成吉思汗得知后，就命令以后把所有的人肚子都刨开，检查里面是否有珠宝。他们当著丈夫和父亲的面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然后再把被强奸的妇女和他们的男性亲属杀掉。以此观看他们痛苦取乐。为了彻底杀尽所有的人，他们还常常假装撤离，引诱隐藏的幸存者出来，再把他们杀死。总而言之，他们所做的，就是除了能帮他们制造武器的工匠以外，把所有的异族杀尽。如果有幸存者，不是因为他们宽容，而是他们力所不及。

　　蒙古的屠杀和掠夺，使得丝绸之路上这一繁华地区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他们摧毁了五千年来陆续修筑的水利系统，使得大量的绿洲变成沙漠，使其经济下降到公元前1500年的水平。据美国历史学家Paul B. Kern引用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到现在，中东地区耕地面积尚未恢复到蒙古入侵前的60%。(这种破坏包括30多年后旭烈兀对阿拉伯世界的西征)。

　　成吉思汗在征服在征服花刺子模以后，准备进攻巴格达，并洗劫几个巴格达边境城镇。由於在部分没有彻底屠杀的地区波斯人因不宽横征暴敛而抵抗，於是他放弃出征巴格达的计划而回到花刺子模屠杀抵抗的居民。与此同时，成吉思汗派手下哲别、速步台率领一只分队向西深入到高家所地区洗劫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地。并深入到伏尔加河畔。据James Chmbers在《邪恶残暴的骑手：蒙古入侵欧洲》一书，哲别军因在那里贪图杀人，耽误了继续前进的行程，没有接到及时报告的成吉思汗放弃了继续西征的计划。决定回到中国掠夺。哲别军队在继续进军俄罗斯的途中受到了三个基督教民族和一个突厥(钦察)民族联军的抵抗，无非取胜。就欺骗突厥民族说，我们是同一祖先。你如果不帮助外敌，我们就把抢来的财富就分给你们。突厥军队背叛联军撤出战场。蒙古军队消灭了三个势单力薄的高家索民族的军队后，立刻突袭了他们刚结识的盟友。夺回了战利品。并前进与俄罗斯军队交战。用诱敌深入切断供给的办法，消灭了俄军。由於兵力不足。在洗劫了当地后回归。

　　今天中国不乏美化蒙古帝国的学者，把蒙军在西征中种种残暴行为归罪于花刺子模杀害了蒙古的商队，侮辱蒙古使者。使得“蒙古民族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熊熊烈火”。可是成吉思汗洗劫高家索地区基督教民族、俄国、和计划袭击的巴格达，花刺子模的穆斯林国王莫哈莫德没有任何关系。蒙古军队在世界各地的种族灭绝行为和疯狂的掠夺，是出自其野蛮的本性，而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复仇。所谓的复仇，是今天崇拜和认同这种野蛮行为的学者给他们找的冠冕堂皇的利用而已。

　　成吉思汗在西征归来的途中教育后代时，说了一段著名的格言：”人生最大的乐趣，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著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谁是他们的敌人呢？世界上所有不愿意被他们屠杀、不愿意被他们掠夺、不愿意被他们奴役的人民都是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妻子女儿被他们强奸蹂躏的敌人。他们盯上穆斯林的财富，就把屠刀加在伊斯兰国家。当他们把盯著华夏的财富时，他们一样用屠杀、强奸抢劫来满足他们的乐趣。蒙古帝国早期和中期在中国北方、西北、四川地区的所作所为，和在伊斯兰、基督教国家残暴罪行的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在古籍中一样可以发现他们把华夏百姓按照十、百等单位分出来，分给军队一个一个杀死，看见他们摧毁天地和房屋，绑架和强奸妇女儿童，和穆斯林国家和基督教国家的记载何其的相似。中外都记载了当路人看到蒙古帝国屠杀现场，无不声泣泪下。

　　多少人都不明白，如果这些还是人，怎么能对那些善良、温顺平民百姓下的去手？很多百姓都不相信他们真的会把所有的人杀的一个不留。古代世界各国文明社会和现代人的特点一样，就是习惯于在社会分工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不习惯于人人抗战。在波斯被蒙古人野蛮入侵时，一个蒙古兵可以命令一大群波斯百姓互相捆绑起来，乖乖地蒙古兵杀掉。华夏百姓也是一样。我们在下面的历史记载可以看到，是华夏民族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古帝国改变野蛮的种族灭绝政策。而在此之前，中亚和东欧，无数抵抗能力较差的民族从此在屠刀下无声无息地消失。我国现代历史学家把成吉思汗及其追随者征服世界描写成促进东西方交流和促进中国的民族融合。我们有必要让全体中国人民知道，当那些宣称”要把青天覆盖之地，都变成蒙古人的牧场“的人准备再次促进促进民族融合的时候，这对我们的民族融合意味著什么。

　　从客观角度来看，成吉思汗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家，对敌我双方实力和胜负对比的判断非常精明。尽管世界首富的中国的财富使他们垂涎已久，但他非常清楚过早的和实力强大对手交战而不能短期内有大量掠夺的收获，自己的统治随时就有崩溃的危险。所以，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先寻找势力单薄的弱小对手作为洗劫的目标。得手后增加实力，在去找一个稍大的对手。这种战略选择，保证他从弱变强。西征之后，他实力增强，决定找中国最弱的西夏政权下手。他借口西夏不派兵助其西征，不派遣儿子到蒙古地区做人质。就集结大规模部队进攻西夏，此时蒙古帝国从花刺子模得到的资源提高了攻城技术，而且兵力成倍增长。所以西夏国土资源有效，无法再抵抗。西夏尚未完全征服时，成吉思汗因伤病而死，(或说因为从马上摔下，或说因为指挥攻城的时中箭负伤)，成吉四汗死遗留了两个决策，造成了大量中国人民丧生。一个是要求蒙古军队在征服西夏以后把当地人斩尽杀绝。另一个是从陕西南部宋境绕过金国要塞，直接攻克兵力空虚的金国首都。

　　成吉思汗死后，西夏最后的都市投降，而蒙古并未饶恕。从国王到当地全部百姓全部被屠杀，此后党项人基本被灭绝。党项作为一个民族不复存在。这是在我国一个规模巨大的民族在家乡被灭绝的第一个先例。残余羌人流落四方，这个除汉族外中国最大的民族从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由於当时没有人给西夏修史，所以西夏被屠杀人数今天无法确定。估计是几百万到两千万之间。从最初蒙古进攻西夏开始到亡其国，总共花了21年时间。

　　在成吉思汗西征过程的同时，木华梨不断派骑兵骚扰金境，金朝财政收入枯竭，经济崩溃。南宋听到金无力侵犯，切断了对金的岁贡。进一不恶化了金朝经济状况。此时金做了一个极为愚蠢的决定，试图进攻南宋逼迫南宋恢复进攻。可南宋军事实力早已大大增强，败了金军进攻。反而因增加了仇恨，使得金腹背受敌。后来金哀宗执政，遣派时节去南宋解释蒙古政权残暴性质，试图和南宋结盟对抗蒙古，可是再也无法得到南宋信任。反而使得南宋觉得找到了落井下石，联合蒙古灭亡金朝、报复金先辈欺压南宋的好机会。

　　蒙古军队修整后，分几路进军。一路由窝阔台率领军队在潼关佯攻，吸引金国主力。另一路由托雷带领从汉中经过宋境绕道一下子出现在中原汴梁，受到了南宋的粮草接济。此时中原兵力空虚，惊惶失措，要求潼关主力回来增援。结果金军30多万主力在回归途中经过三峰山(今郑州、洛阳之间)，被蒙古军队伏击消灭。金王朝失去击本抵抗能力，残余退守河南省南部，靠近南宋边境的蔡州。1234年春，蒙、宋联军攻陷金最后的堡垒蔡州，金亡此时宋朝因为要报金国女真人的侵略的仇恨，派兵前往和蒙古一起攻克蔡州，金亡。此时离成吉思汗最初突袭金朝，大约22年。

　　在金抵抗蒙古入侵的最后阶段，金政权已经完全是一个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女真和汉人在蒙古野蛮的屠杀和掠夺中共同受到了巨大苦难，使他们肩并肩地向兄弟一样保卫自己的家园。失败以后也一起惨遭毒手，是真正的同甘共苦，荣辱与共。在今天我们知道，华夏文明的正统代表南宋政权没有认识到进政权从野蛮的掠夺者，转变成一个文明的保卫者，而联合蒙古帝国消灭了他们，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有些自以为是的学者，如柏杨先生，用蔑视和嘲笑的口气指责南宋政权，说他们极端愚蠢，不总结联金灭辽的教训等等，似乎古人都是白痴，而自己才是有智力的人。而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自己愚蠢，才不理解在交通和通信技术都不发达的古代，南宋政权如何知道蒙古帝国极端野蛮和残忍的本性，如何知道他们种种恶劣的罪行？而他们的先辈，的确遭到性质相同不过规模不及的侵害，这种因过去的仇恨造成的当时的错误判断，完全是人类的正常现象。那些事后诸葛亮看到了南宋看不到的古书，知道南宋的错误，就真的比南宋政权聪明吗？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最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只有在攻克汴的时，蒙古对城中140万户难民屠杀前，被耶律楚才及时制止。耶律楚材告诉莴阔台，不屠杀这些人可以得到更多的财产。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幅度触目惊心。在金国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即使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90%，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灭金是华夏民族的极大悲剧，而南宋实际上帮助蒙古对自己北方的同胞进行屠杀和掠夺更是中国的悲剧。可这些悲剧并不是当事的受害者的责任。如果追究责任，那时早先的在侵占华夏土地后还强迫南宋进贡，在危机的时刻还试图用武力欺压南宋，都逃脱不了责任。更大的责任，是女真祖先侵入中原，野蛮地欺压屠杀掠夺华夏民族种下的恶果。但真正造成灾难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北方草原和中原华夏民族贫富差别巨大，而游牧民族马匹数量优势，掠夺容易得手，因此不思引进文明，从事生产，而是不断地用野蛮手段掠夺中原华夏人民的财富。这个过程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国都发生过。事实上，在蒙古帝国撅起以前，华夏民族是世界古文明民族中唯一一个未曾彻底亡国的民族，也是唯一一个保留了自己语言文化的民族。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野蛮民族抢劫并不容易，的收获不如引进文明从事生产的收获大。那些野蛮一时的民族纷纷引进了文明。欧洲地区在公元1000年左右，所有的野蛮民族都进入文明社会。因此才安心建设，在进行五百多年文明积累后，才象是一个凑齐零件而组成的飞机，终於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而中国北方草原是世界产马最多地区。野蛮的游牧民族借助这个优势，抢劫得心应手，收获巨大。那些心地残忍的强盗，不但一次一次地把草原文明发展的势头扼杀掉。而且不断地破坏华夏地区。不但使得华夏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武装保卫自己，而且常常受到无辜的伤害。自己的文明基础虽然领袖欧洲近两千年，却在游牧民族隔三差五地屠杀掠夺中，文明发展不断地积累、被破坏、再积累、再被破坏，即使先近千年的起步，也无法最终组装成现代文明起飞的飞机。在世界武器发展到不再惧怕游牧民族马匹优势的时候，却陷入落后于其他文明而被动挨打境地。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在一个极端恶劣风水中，注定要向世界贡献出自己的财富，却牺牲了自己的无奈命运。

　　蒙古帝国征服南宋和南宋军民的奋起反抗

　　大约在其后两年，蒙古军队决定进攻南宋。他们开始在四川、湖南、安徽等都做了试探性的进攻。此时虽然蒙古军事力量已经强大到世界之最，但是他们遇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由於兵力不足，蒙古军队的进攻全部被击退。

　　蒙古帝国发现，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为河流众多，蒙古难以发挥骑兵优势。而且防守其地的孟珙、赵葵、杜杲都是优秀的将领，组织防御合理，多次击败蒙军的进功。因此窝阔台决定采用先进攻离南宋政治中心遥远的四川，再沿著长江向下游进攻南宋的战略。最初的几次进攻被四川优秀的低级将领曹友闻以少胜多，大败而回。窝阔台组织集结了更大规模，号称80万军队，准备一举拿下。曹友闻听到消息，竭力主张在四川前线险要山区抢建工事，不被制置使赵彦呐接受。等到蒙古大家一下攻入四川平原，曹友闻因为敌众我寡，计划在暂时率军在险要山口，堵住蒙军后路，等待战机，此时赵彦呐却害怕已经攻入腹地的蒙军。一天送交9块红牌，下死命令曹友闻出击蒙军。曹无奈，只好决定夜间突袭歼灭敌人薄弱一部。或可冒险取胜。在率军突袭时，不巧大雨泥□，耽误了行军速度，赶到战场已是白天，敌人骑兵通报了其他部队，蒙古军队借助马匹速度，在曹消灭敌军前飞速反围了曹军，数万骑兵围攻数千步兵。曹悲叹时运不济，和部下顽强战斗到死，其不全部被杀害。

　　此时四川平原完全敞开，任让拥有众多骑兵和火炮的蒙古军队在平川上大肆杀掠，只有极少数州县幸免。宋朝完全失去四川巨额财政收入。在暂时的停滞后，蒙军深入成都，直扑重庆，被南宋明将孟珙率领军队击败。此时理宗需要孟珙镇守襄樊重镇，就十分认真地物色另外一个人物防守四川，经过仔细考虑，理宗破格提拔一个很能干的人物余介(王介)。他利用复杂的地形，采用了高超的堡垒战术。使得四川防守不但相互呼应，而且还可以不间断地生产。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他一步步逼近蒙军，用了大约十年时间，一点一点地把四川平原收复回来。还对汉中地区采取了攻势。可是余介居功自傲。书信中队理宗缺乏应有的尊敬。使得理宗厌恶他，就撤了他的职，让平庸的尹余晦代替他，余介听到消息，忧郁而死。

　　此时蒙古大汗窝阔台死亡，经过内斗，托雷的儿子蒙哥继承大汗之位。他们在欧洲心得心应手，在中国收获甚微。.性格残忍的蒙哥让弟弟旭列兀去抢劫阿拉伯世界。自己集中兵力进攻中国。由於余介在四川防守固若金汤，蒙哥决定首先采用蒙古惯用的迂回包抄的故伎，派弟弟忽必烈率5万人20万匹马绕道南下，征服大理。大理亡国后，用其做跳板。在背后攻击南宋。可是此战略并不成功。

　　余介被撤换后，南宋却四川战场屡战屡败，失去了余介收会的领土。蒙个决定组织一次全面协调的多路攻击。他亲自指挥主力进攻四川。忽必烈、张柔部进攻鄂州(武昌)，蒙军李X部进攻淮东。兀良合台军从大理出发，进军湖南鄂州后方。南宋派贾似道进增援鄂州。贾似道使用刘整建议的战术，大败大理方向的蒙军。然后进驻鄂州，解救了被大军围困的局面。

　　而蒙哥他们军力浩大，席卷了整个四川平原，最后围歼长江流域的堡垒。可是四川军民英勇不屈，余介的副手王坚指挥军民坚守合州，誓死不降，蒙哥下令强攻，结果在指挥的时候，被抛石机抛来的乱石砸伤，不久死亡。其大将汪世显也丧生。

　　蒙哥死后，其亲属纷纷回蒙古争夺汗位。忽必烈因害怕汗位被夺，正要回师。刚好贾似道前来求和，希望划长江为界。正中忽必烈下怀。双方签订和约。此时，旭列兀血洗了巴格达和伊拉克地区，大肆杀掠，破坏两河流域水利系统。正在进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几乎已经完全征服阿拉伯。可是他为争汗位，把主力撤兵回蒙古，只留下少量军队在西亚。结果在埃及的残部被马木留客击败。所谓蒙古军第一次被击败的原因，是实际上是保卫钓鱼城战役胜利造成的。不幸的命运却被推在了中国人民的身上。因为理宗任命自己的大舅子防守长江流域，此人的专长是陷害同事以获得权力。这次蒙古撤军，他竟然虚报战国，隐瞒自己求和真相，谎说是蒙古撤军，因为自己的指挥有方，击败了蒙古军队。结果理宗大喜，把所有的权利都交给了贾似道。贾似道趁机迫害几乎是所有在抗蒙战争中立功的将领，把他们撤职、查办，甚至杀害。而且，有一个大臣提出在长江流域防守薄弱，必须提前抢修堡垒，意见被贾似道扣住不发。在贾似道迫害的将领中，有一个比较能干的将领刘整，投奔了蒙古人。

　　此时蒙古人正在争夺汗位，忽必烈在蒙古政权中比较偏向汉人的蒙古人，他主张用法律保护汉人农民不受抢劫，以变蒙古贵族通过纳税获得更多的财富。他的主张和那些希望随时可以在中国北方抢劫剩余农民的传统强盗方式蒙古贵族发生剧烈矛盾，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是站在抢劫者一边，如果推选，忽必烈一定处在下风。忽必烈在蒙古境外宣布自己被推选成可汗，使得蒙古分裂成为两个政权。经过大约十年内战，忽必烈利用汉地物质资源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是文明和野蛮较量中，相对文明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忽必烈汉化程度高，不再采用蒙古帝国传统的种族灭绝和暴力掠夺的方式，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儒家治理国家的方法。中国在蒙元政权下被破坏严重，文明极度倒退，人民倍受痛苦是客观事实。中国人民在他手下受到的痛苦比在其它采用种族灭绝政策的蒙古可汗下的痛苦少，也是客观事实。但是采用儒家文明的政策欺骗性很大，使得很多汉奸以为蒙古帝国会接受华夏文明，所以甘心情愿地为他效劳。其实忽必烈采用儒家文明，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采用这种欺骗性的手段收买汉奸为其效劳，那么蒙古征服中国的野心就会失败。

　　本来蒙古人进攻南宋的困难是因为南宋被一个水网保护层围住。他们的骑兵不能绕到后方抢劫，破坏后勤。刘整投奔蒙古人后，被委以重任。他制定了一个在长江流域建立水军，抢先修筑堡垒的计划，被忽必烈采纳，并让他指挥完成。刘整用堡垒封锁了襄阳的水路后勤补给线。造成襄阳几年后失守，水网被打开缺口。蒙古人就可以用骑兵长驱直入。此时蒙古己基本不再采用种族灭绝的方法，而南宋经济被四十多年的战争拖垮，在奸臣贾似道的统治下没有士气，无心恋战。被蒙古攻克人用两年时间轻易通过那些南宋其它地区。攻克了临安，宋皇后下令投降。可以说，南宋的灭亡是亡在贾似道的手里。

　　临安政权投降后，抵抗蒙古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在蒙军在江南节节胜利的时候，消息闭塞的四川却在王坚的副将张钰(言玉)的指挥下，逐渐收复四川的领土。蒙军重兵围剿，互有胜负。刘整虽招降几个城市虽动摇军心，也未使得四川军民屈服。最后是投降的皇后和宋幼帝的手谕，才使得绝大多数守军气馁投降。张钰誓死不祥，在合州战斗中牺牲。

　　与此同时，文天祥、张士诚、陆秀夫等人也试图在广东沿海组织新的南宋政权。忽必烈很清楚，如果不趁其反抗力量尚未发展壮大以前消灭它，加上没有贾似道的帮助，得到的江山很可能随时会失去，於是1279年，忽必烈派张弘范率重兵征讨广东，消灭了南宋在广东的数十万军队。南宋彻底灭亡。

　　回顾宋蒙交战，我们可以看到蒙军拥有两个优势。

　　1。由於拥有马匹数量的绝对优势，蒙古人在战略有主动权，可以自己选择战场，集结大量兵力，造成绝对数量优势，在局部地区以众击寡。这是蒙古人所向披靡的诀窍之一。好在宋是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人口密集，使得蒙古人的这个优势相对减弱。

　　宋在防守上有地形优势，靠山势、水势可以拖延时间，等待增援。如果不利用这个优势，那么就非常容易被击败。曹友闻是军事专家，深娴此道。但是赵彦纳不是专家，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判断能力奇差，有不听专家意见。用一天七个红牌，逼迫曹友文在平原地区抗击蒙军，丧失了一个优秀将领。让四川限於被动。也丧失了南宋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

　　2。蒙古人的劣势资源是抢劫来的，对征服之地横征暴敛。在短期内可以集中大量资源。造成资源的优势，击破对方。但这种优势是暂时的。一旦一旦消耗干净而没有新的征服地，就不再有新的资源。而且抢劫不见效，必然自相残杀。后期忽必烈就面对这个问题相当狼狈。

　　宋的缺点是临时征集资源的能力没有蒙古人强。(比如说不能抓奴隶修建工事堡垒)。民众所谓民族主义虽然比北宋好，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一旦南宋失败，蒙古必定大屠杀。所以一旦徵税过高，或交钞贬值。难免抱怨，拒绝积极抗战。，不懂得一旦亡国，损失更多。

　　但是正因为宋朝没有使用横征暴敛，后劲却比蒙古帝国强大。蒙古人在征集大量资源的同时，也毁掉了生产资源的能力。而宋虽然不能过分征集，但资源却能源源不断的生产。在相持日久的战斗中，蒙古人的经济比宋更容易垮掉。在蒙哥南征失败后，蒙古帝国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可惜宋朝不算是毁在蒙古人手里，而是毁在奸臣贾似道手里。

　　由於中国军民英勇抵抗了几十年，蒙古贵族不得不采用了停止种族灭绝和野蛮抢劫，召纳汉奸的手法来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才使得中国南方地带的人民没有遭到象中亚、中国北方和四川那样的种族灭绝的惨祸。中国南方地区没有遭到中国北方那样的彻底毁灭，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过去的繁荣。中国没有被蒙古破坏干净，是中国人民英勇抵抗的功劳，绝不是蒙古强盗慈悲心软的功劳。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到的繁荣，是蒙元没有破坏干净的结果，而绝不是象今天颠倒黑白的历史学家说的那样，是蒙元帝国治理的结果。

　　对於具有强盗的道德观念，只知道暴力、不知道文明的蒙古帝国来说，欺软怕硬是他们的本性。蒙古之所以在中国废弃种族灭绝和暴力掠夺手法，改为奴役和剥削，是因为中国的反抗非常剧烈。如果汉族人民象其他民族那样束手就擒，现在也会和无数被完全灭绝的民族一样，永远地无声无息了。位於丝绸之路现阿富汗地区，曾经有辉煌的文明建设成就。因为没有对蒙古帝国进行足够有力的抵抗，结果加入了蒙古帝国野蛮社会的行列。在后来和蒙古一起沦落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到今天仍然如此。

　　蒙古人没有灭绝汉族人民，不是因为有人投降后劝说蒙古人不要屠杀，而是有无数象文天祥一样为了同胞的生命和尊严奋不顾身抵抗的民族英雄，使得蒙古人意识到，如果他们不采取温和一点的手法，永远得不到中国人民的财富。如果有更多的民族英雄出现，那么蒙古人永远不可能奴役中国人民，今天中国也绝不会落后于美国和日本。文天祥为了保护中国各族人民不被屠杀，做了最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一直到临死以前都没有停止。

　　有人用忽必烈任用儒家学者治理汉现象，说明忽必烈是历史上的明君。而事实上，他们不过是一夥以掠夺为生的强盗中不太坏的一个。他和其他蒙古强盗一样，贪婪中国财富，企图奴役中国人民，掠夺财富，做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他采用儒法治国，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文明，而是赶到不这样做，就不会消除华夏民族的反抗。元在全部压服宋朝以后，面目立刻就暴露无遗了。忽必烈因为大臣用儒家"爱民"思想劝告他，觉得汉奸们对横征暴敛不积极，所以把原来任用的汉奸，不是给杀了，就是给贬了。任用一个中亚来的回回阿合马，那个阿和马横征暴敛非常积极。汉奸看见阿合马贪污，想去到忽必烈那里告他，反而被杀害了。如果文天祥投降蒙古，也一定会是同样结局。

　　并非所有的异族都残忍贪婪没有同情心。曾经为蒙古帝国服务的契丹人耶律楚才和忽必烈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蒙古大汗窝阔台的寡妇执政期间，一些中东来的回回告诉她，只要拿刀子架在汉族人民的脖子上，那么蒙古政权可以至少多收两倍的财富，即使多收五倍都没有关系。耶律楚材深知这对中国人民意味这什么灾难。奋起辩论而不得汗妇的赞同，忍不住失声痛哭。那个寡妇鄙夷地说“你竟然为那种(奴隶)哭？”。从此不再信任耶律楚材，使其55岁忧郁而死。在蒙古大汗的眼力，汉民族并不是人，他们是可以随时被杀戳和奴役的奴隶，象牛羊产奶一样为他们生产财富。即使给牲畜挤奶，也不会如此心狠手辣。在忽必烈不用担心华夏人民的反抗以后，就立刻公布实行了著名的四种人制度。南北方汉人因为血统而沦落成三四等人。被蒙古人杀害只需要赔偿一头毛驴。而蒙古贵族为了试验刀子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一个人杀掉。这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种族歧视制度。

　　忽必烈在征服宋地时，为了收买人心，暂时免除斌赋、徭役。开始抽税也比宋代轻，等到抵抗停止了，立刻用阿合马加倍的收税。民不聊生，南方到处都起义，可是因为没有能够相互接应，结果被蒙元各个击破，镇压下去。阿合马滥发交钞，横行霸道，害死了中原无数百姓。最后被汉人给行刺暗杀了。忽必烈此时已经不担心汉人的人心，只担心汉人因为自己的同胞而不全力为他横征暴敛。所以他只任用从中东来的对华夏同胞没有任何伶悯和同情的回回作为他敛财的工具。他们把这些财富，挥霍在到其他文明地区屠杀和掠夺，也挥霍在赠送亲友帮助自己扩张权力控制军阀上。华夏的财富从此不再用于生产建设，人的生命受到了真正蒙古方式的践踏。只有在华夏民族停止抵抗以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蒙古帝国，和什么是亡国、什么是被奴役，什么是被异族横征暴敛，什么是真正的民不聊生。当初那些抱怨宋朝为了抵抗外族巨额开支军费和望风投降的民众，此时再反抗，已经不能彼此呼应。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了。

　　不幸的是，现在中国的某些主流的历史学家，对公众隐瞒和扭曲甚至篡改了这段历史，对文明发展作出贡献和破坏的群体，进行颠倒黑白的描述。他们蒙古帝国因为贫困对文明地区的掠夺和破坏，说成是促进历史进步。宋代因被游牧民族掠夺军费开支造成通货膨胀，在他们笔下成为腐败的证据和游牧民族野蛮掠夺的理由。忽必烈收买人心暂时不征斌赋，被他们夸张成是历史巨大进步，当蒙元征服了整个中国之后，原形毕露，横征暴敛暴敛，通货膨胀和人民痛苦远远大于宋代的事实，他们却之字不提。蒙古政权抓汉族奴隶修筑城市河河道，把南方抢劫和剥削来的财务运到北方，被他们描述成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教育部参考书明确告知不把岳飞文天祥当作中国的民族英雄，而教育通过的历史视频教科书把元代描写成民族融合、和空前繁荣昌盛的时代。

　　我们强烈反对控制了历史课本编辑工作的某些专家歪曲和隐瞒历史真相、歌颂历史上破坏中国文明、屠杀几千万中国人民的凶手，因为这样做，一定让我们的国民失去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机会，不能了解真正了解文明发展的真谛，最终对建设我们的文明发展、国家建设和子孙后代产生无可逆转的巨大大损失。

　　汉族人民在蒙元时代遭受的沉重苦难

　　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阿特在描述蒙古侵入中、西亚地区时曾经说：“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那么可怕的事，哪怕是接近这样的灾难也没有。。。。人类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再不可能看到其它类似的灾难了。。。。即使是对抗救世主的恶人，也不过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还会饶恕跟随他的人。然而，这些（蒙古)人不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伶恤，他们残酷地杀害了妇女、男人和儿童，甚至切开孕妇的肚子，把里面没有出生的婴儿杀死。“

　　这些阿拉伯学者的描述，完全可以转移到中国的蒙元时代。在蒙古帝国征服中国的过程中，至少造成了6000万人民的死亡，更不知道有多少人民被掠夺成为奴隶，有多少妇女惨遭强奸后被杀害。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们和阿拉伯学者一样，很难想象人类在世界结束以前，还能遭受的同样的灾难。即使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疯狂的烧、杀、掠、抢，在南京大屠杀一次就杀害了30万-50万无辜的百姓，也没有象蒙古帝国系统的种族灭绝那样恶劣。他们仅在成都一个城市的城里，就屠杀了140万人口，城外的屠杀的无法计数。河北地区，“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河南地区，“兵荒之后，遗黎无几”。中国仅有类似成都屠城记录的城市就不下几十个。其规模和恶劣程度，远远超过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强盗。如果想知道中国亡国会给人民带来最悲惨命运是什么，那么看一看中国人民在蒙元政权下的生活，就会清楚了。

　　蒙古帝国统治观念

　　蒙古帝国是依靠屠杀其它民族和掠夺财富的强盗起家的。从蒙元政权开始，中国统治阶级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从夏商周开始，政权的指导思想都是顺应天命。古人认为，上天为了照顾民众社会稳定和幸福生活而制定了一套规范，称为天道。天子是上天委派来管理民众的。当天子不符合天道，那么上天就会革除成命，另委派天子来管理。君子、臣民应该相互爱护，维持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至少在理论上，最高统治者因为存在对上天的畏惧，而遵守华夏文明的道德规范。尽管皇权执行起来不尽理想，但是大臣都按照这种理论规劝天子。君臣也都相信只有维护华夏文明的道德规范，社稷才能够长期稳定。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世界其它古文明、包括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是从类似的过程发展而来的。

　　这样的政权思维模式在从蒙元时代开始，第一次在全中国范围受到了的践踏。在屠杀、抢劫、强奸如家常便饭的游牧民族部落，丝毫不存在人类的生命价值和尊严概念。更不知道社会分工合作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在他们眼里，人类除了奴役和被奴役，屠杀和被屠杀，掠夺和被掠夺，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相互合作的方式存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就如同人和牲口的关系一样。这可以在他们如何把妇女当成牲口财产相互继承、赠送、掠夺的方式中得到表现。他们打仗后的奖赏也是被掠夺来的财产、妇女和奴隶。草原上的制度就是为如何贵族如何奴役他人而设计的。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后，立刻建立了一个十户、百户、千户的户口制度。每一个千户里的百姓，都是千户长的奴隶。奴隶主可以任意屠杀、强奸或者买卖。但是绝不允许千户的百姓自行到其它千户去，否则将被杀害。这种习俗在蒙古侵入中国北方初期的时候，是被执行的。蒙古军队绑架任何他们看见中国百姓，把他们作为奴隶，称驱口，由贵族奖赏给新的千户长。

　　蒙古帝国统治者这种不知道财富是创造而来，只知道掠夺可以获得财富的观念，在早期是登峰造极的。即使在元代建立时期，大量贵族仍然在坚持这种观念。在忽必烈和其弟弟阿里不哥交战中，阿里不哥军队放纵军队，就在所到之处烧杀掠抢，使得新疆伊梨河流域水流成河，最后断了自己的口粮来源，输给了忽必烈。

　　这种野蛮的性质在元朝建立时稍有改变。他们在中国发现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军民的顽强抵抗。受到物质财富的诱惑和为了迷惑南宋军民的抵抗决心，蒙古帝国的部分官员逐渐引进了一些汉文明制进行管理方式，并对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次数有所节制。但是他们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但他们这种做法和中国古代顺应天道的出发点不同。是为了掠夺其它民族为自己生活来源。因此在他们最初发现中国、中亚等文明地区人民在有秩序社会下顺服和善良感到惊讶以后，立刻想到的就是如何利用文明地区宗教或者道德伦理观，来继续愚弄和欺骗当地人民，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们并没有依靠发展文明、创造财富来获得长治久安的愿望和意识。所以元代成立时制定政策的原则，就是征服一个地区，仅可能把掠夺和盘剥这个地区的财富，用来帮助他们掠夺另外一个地区。他们以为这个世界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靠着这种方法才是获得财富的唯一来源。

　　在表面上，蒙古帝国不镇压任何宗教，而是寻找哪一种宗教或者学说更能帮助他们欺骗和愚弄人民。尽管这种不镇压宗教信仰的行为被现在别有用心的历史学家吹捧，但这实际上和各文明地区宗教信仰者有真心的信仰帮助发展文明的现象背道而驰。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并不是因为爱心善意而宽待其它宗教，其最高统治者自己也几乎不真正信仰任何宗教(世界上的宗教都对人类有道德约束、中国的儒家哲学也是如此)，也没有任何人类的道德规范。只有用暴力和宗教欺骗结合掠夺他人财富的意识。

　　蒙元吸收汉文明的阻力

　　但是，蒙元政权依靠宗教来欺骗人民获取财富的愿望，的确使得他们雇佣了大批汉族儒士来治理国家。汉族儒士本身治理国家的理念，在蒙古贵族榨取中国人民财富的愿望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蒙元政权的政策，对於建设蒙古人破坏中国文明成就，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类似的现象在五胡乱华和北魏期间，并引导了鲜卑政权吸收了华夏文明，融入到汉族当中，使得中国在隋唐期间恢复了华夏的文明发展。

　　不幸的是，蒙古帝国有两个恶劣的性质使得吸收华夏文明的过程在中国并没有重演。其一是，鲜卑帝国统治者把根扎在汉族地区，和北方其它游牧民族断绝了关系，甚至相互敌视。他们和汉族人民合作的越好，吸收的华夏文明越多，就对他们自己就越有利。而在蒙元政权从来没有和北方游牧部落切断联系。而对于这些游牧部落来讲，只有掠夺汉族人民的财富，才符合他们的利益。中国是否发展是和他们丝毫无关的。在蒙古皇帝和贵族中，的确有不少人受到华夏文明的吸引，下决心大幅度吸收和恢复华夏文明管理方式。但这种让中国避免更大破坏的政策，危害了北方草原那些靠掠夺和压榨汉族人民维持生活的贵族的利益，他们的反对形成巨大的阻力。而且社会高人一等的种族，他们可以随时杀害主张儒家文明的汉族官员，阻止他们促进蒙元政权吸收华夏文明的努力。

　　还有一个更加恶劣的原因，就是蒙古帝国征募了大量从中亚、波斯、阿拉伯地区来的回回和西藏等其它异族，来帮助他们掠夺汉族人民的财富。这些外来民族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没有任何同胞的同情。对中国的发展也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们唯一的利益所在，就是在帮助蒙古贵族压榨汉族人民财富的同时，再加上自己的压榨，从中获取巨额利润。而蒙元政权一开始，就把他们列为高于汉人的种族。这是蒙元政权担心汉人因为顾念同胞而不积极地帮助他们压榨掠夺财富。

　　在成吉思汗征服西夏地区的时候，曾经计划对当地汉族实行种族灭绝。耶律楚材告诉他，如果不杀害当地居民，而是征收税务，那么每年都可以获得一定量的巨额财富。因此，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都任用耶律楚材全权负责征收财富。在河南被征服后，耶律楚材计划每年征收一百一十万两白银。有个回回温都尔哈玛尔要求帮蒙古人承包二百二十万两，耶律楚材反对，那个回回说：“(中原那么富)只要暴力危胁，收五百万两都可以”。耶律楚材知道这意味中原人民将遭受什么悲惨命运，奋力抗争失败后，失声痛哭。蒙古主鄙夷地说：“你竟然为这种(贱)人哭？”从此不再信任耶律楚材。不久耶律忧郁而死。而心毒手狠的回回得到蒙古政权的重用。

　　忽必烈建立元朝征服南宋以后，就是停止了对汉族官员的信任，而任用阿合马、桑哥等回回官员帮助他们收敛财富。这些外来的回回除了帮助蒙古人敛财以外，更是加倍地给自己中饱私囊。最后的苦难，都施加在中国人民身上。如果问为什么元代政权没有马上垮掉，那是因为中国太大，他们掠夺、破坏了一个地区后，仍然有很多别的地区等待他们破坏。但是，这种残酷掠夺剥削的速度，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元代不可能依靠这样的方式维持多久。

　　在后来的蒙元史中我们看到，每当有元代皇帝受到儒家思想教育教育，决心吸收华夏文明管理方式的时候，这些回回总是站在那些希望残酷剥削奴役中国人民的贵族一方。为他们通风报信，而且利用自己的告人一等的地位，诬告和迫害汉族官员，杀掉立意改革皇帝的帮手。使得元代开明皇帝减少剥削、维持长久发展的计划一次次地遭到破坏。

　　汉族人民的元代早期的深重苦难

　　在这种蒙古帝国靠掠夺起家的强盗政权下，制定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法律是很自然的事情。蒙元政权实行了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种族歧视法。在法律上，他们把居住在中国的人分为四等。蒙古族是最高等居民。汉民族是最低等的人。蒙古人杀了汉人只要陪“烧埋费”。而汉人如果和蒙古人斗殴则要偿命。这就意味着，在法律上蒙古人可以任意掠夺汉人财产、绑架汉人为奴隶、强奸汉人妇女，只要汉人稍有反抗，就会被蒙古人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死。在人类历史上，的确存在过其它种族歧视的法律和政策，当没有一个象蒙元时代那么恶劣和残酷。

　　在元代初期，蒙元政权尽管在用招纳投降的办法攻克金、南宋很多地区，但是他们并打算让投降的军民和他们活在一个世界。而是强迫他们去进攻其它地区，即使他们赢了，蒙古人也逼着他们去下一个战场，直到被杀死为止。他们不仅用这种借刀杀人的办法代替原来的种族清洗，而且还用横征暴敛，使得大批没有出征的百姓不堪忍受而死去。忽必烈本人一直在坚持这样的策略。使得大批汉族人民因为出征日本、安南、马来群岛等地丧生。直到其孙子铁木尔继位才停止。

　　汉族人民苦难的另外一个来源，就是蒙古政权类似于强盗火并的内战和分赃。蒙古草原部落最初是从联合掠夺其它民族组成的政权。所以在传统上选取大汗和分配掠夺财物时，都要所有部落首领召开会议(蒙语是忽里台)推选的。各个派别都更加自己军队人数实力等明争暗斗。为了争夺支持，有做大汗野心常常把自己掠夺的财物赠送给别人，也获取对方支持，保证在可能的暴力斗争中取得胜利。在蒙元成立后立刻就陷入了忽必烈和其弟弟阿里不哥的争夺权位。忽必烈就搜刮大量汉族人民的财富，争取各个亲属贵族的支持。赠送财物给是北方草原不能生产却有大批军队的贵族，是蒙古政权最大的开支之一。而且在有元一代，连续不断。大批的丝绸、粮食、贵重物品被送往现在的外蒙、中亚、波斯、俄罗斯等地的军队中。其费用全部有汉族人民承担。这些被创造出来的财富不是永远扩大再生产，而是被毫无节制地浪费在蒙古贵族争权夺利和挥霍中。

　　由於同样原因，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这也意味着大批汉人失去了生活来源而死亡。

　　但这并不是汉人苦难的全部，因为蒙古人还征募中东地区的收敛财物。而这些回回不仅仅帮助蒙古人残酷剥削汉族人民，而且自己更是加倍盘剥，谋取暴利，丝毫不考虑汉族人民的苦难，也不考虑这样残酷的剥削是否会加速元代的灭亡。更糟糕的是，中东人善於航海经商，知道如何找到奇珍异宝等奢侈品运送到中国，吸引蒙古人对这些奢侈品的贪婪之心。以高价出售。而蒙古人为了得到这些奢侈品，就纵容回回们利用近乎是掠夺的方式，剥夺大量汉族人民生产的丝绸、瓷器，卖到中东地区。

　　这是类似于强盗、小偷把自己掠夺赃物出卖的过程。因为抢来的东西都不值钱，所以出卖时价钱远远低于成本。引起了波斯、阿拉伯地区商人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购买赃物，再运送一些不太值钱的奢侈品给蒙古人挥霍。这形成了一个中国海上贸易的高潮。就是现在中国历史学家常常吹嘘的所谓“元代促进中西方交流”的真相。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谎言，因为这种掠夺式的贸易破坏了中国再生产的基础，使得生产者再无利可图，丧失了获取生活资料的来源。造成无数技术失传，从元朝后期开始中国近乎所有技术发展都陷于停顿。宋代中国瓷器生产中心之一的潮州，在元代以后就衰落了。这不过是众多例子的一个。

　　元代在征服南宋后的横征暴敛，使得很多以为元宋不过是普通改朝换代，而没有积极参加抗元活动的军民不堪忍受。短短的时间就有上百次规模不等的起义。但是，由於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调度协调，相互呼应，这些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最多才持续五年。由於不是同民族同胞，蒙古人在镇压农民起义时异常残暴凶狠，机会次次都伴随着种族灭绝。这在有元一代一直如此。一直到元末镇压红巾军起义的时候，都没有改变。徐州城内外就曾遭到惨无人道的灭绝。这种因为不堪忍受暴政而起义遭到的残酷屠杀，称为元代汉族人民丧失的有一个方式。从元代一开始，蒙元政权这种破坏式的剥削和掠夺就注定维持不了多久。它之所以没有立刻垮掉，是因为中国有巨大的财富，对於人数相对很少的蒙古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他们掠夺、破坏了一个地区，还有另外一个地区等着他们破坏。这种破坏需要很久才能完成。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在南方地区看到了繁荣景象，就是宋代遗留下来的残骸还没有被蒙元政权破坏干净的结果。可是在今天却被中国历史学家当作元代的建设成绩吹捧。

　　蒙元政权除了掠夺财富以外，相互间为了争夺财物有相当频繁的内战。为了填补内战造成的人口损失，他们把大批的汉族百姓驱赶成奴隶。在元代初期，这种驱赶平民为奴隶的现象极为普遍。史书不乏记载他们驱赶成千上万的蒙古部落去西征，再驱赶大批汉族百姓到草原作为奴隶，有记载的就不下数十万人。很难判断，后来草原蒙古部落的人民是否是蒙古帝国初期部落的后代，还是当初被驱赶的汉族百姓后代，因为不知道有多少奴隶能够在那种情况下活下去。不过按照一般的规律，离白种人文明地区近的游牧民族常常会从黄种人变成白种人。离黄种人文明地区近的部落则相反。这正是因为频繁大量地掠夺人口的缘故。

　　蒙元政权交替和汉化失败

　　在元朝建立初期，忽必烈采用在汉族官员和回回官员之间摆平衡的方法。让回回帮他敛财，让汉族官员作为言官监督参谋。汉族关于试图用儒家思想中的“义”来影响忽必烈，试图让他降低横征暴敛。然而忽必烈受到其它蒙古贵族权力威胁，需要大批财物收买轻信，内心里鄙视汉族官员，当还要争取他们招徕投降，为其它服务，所以表面上比较尊敬。

　　忽必烈在征服南宋地区后，就基本上不再重用汉族官员，而是靠回回阿和马、桑哥帮助他横征暴敛。用进攻其它地区消灭投降的汉族军队。汉族官员告阿合马灯贪污，反而被忽必烈处死。忽必烈后期的行为造成了元朝潜在的危机。一方面人民越来越不堪忍受，一方面忽必烈掠夺越来越激烈，进攻他国的愿望也越来越坚定。他的儿子真金受到汉文明影响较深，曾经试图改变这种现象，因此得罪了回回官员，后者诬告真金试图篡位，引起忽必烈猜疑，真金忧郁而死。

　　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死，经过宫廷内斗，其孙铁穆耳继位，史称元成宗。铁穆耳及时停止了蒙元征服安南、日本的计划，使得蒙元政权减缓了衰落的速度。但是横征暴敛的方式并没有收敛，而却进一步委派更多的回回官员搜刮财富。著名的贪官阿合马德余党被重新委以重任。他们强迫劳力开凿运河，把南方汉族人民生产的财富供北方游牧民族挥霍。汉族贪官朱清、张瑄承包了开通了南方运送粮食到北方的海上通路。因此发了大财。从此蒙元政权 “开口待哺以仰海运” ，每年运送粮食近百万石。整个北方游牧民族被南方汉族人民从食品到丝绸，全部寄生在南方汉族人民的劳动上。不过朱清、张瑄并未因此受宠，在蒙元政权保证了南方财富运送到北方以后，他们很快就被蒙古政权找个借口杀掉。蒙元政权下，即使是为他们卖命的汉族人被杀害也是家常便饭，和宋代几乎没有杀害任何大臣的和睦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铁穆耳时代，蒙元任用回回搜刮汉族人民财富。任用儒家汉族官员作为参谋(即所谓言官) ，负责制定保护农业、负责社会救济的一些措施，同时牵制回回在搜刮财富时过分地中饱私囊。言官对回回恶劣地汉族人民搜刮财富极为不满，试图用汉文明治理天下的儒家思想来谴责回回的搜刮和贪污。而回回官员常用诬告的方式报复。造成汉、回官员的激烈争吵。铁穆尔并未听从汉族言管劝告，但也尚未有大批杀害言官的现象。但越到元代后期，杀害言管的案例越多，回回贪污也越没有节制。也有越来越多的苦难，施加在汉族人民身上。

　　在中国汉族地区经济稍从战乱中恢复后，铁穆尔就恢复了蒙古帝国的本性，侵入缅甸烧杀掠抢，对中国西南方少数民族大肆杀戳。其后不久，又与统治西北维吾尔地区的各宗室混战。当地人民虽然由於维吾尔贵族投靠成吉思汗较早，免于蒙古帝国当时在世界各地惨无人道的洗劫。却最终没有逃脱战乱之苦。

　　元代除忽必烈以外，皇帝多嗜酒如命而早死。铁穆耳因酗酒过度身体虚弱，皇后卜鲁罕常代理朝政。铁穆耳于1307年42岁死去。卜鲁罕所出太子早死，她按蒙古风俗宣布自己是摄政皇后，卜鲁罕和其情夫、掌握重兵的安西王阿难答(铁穆耳堂弟) 和一些回回官员一起结成联盟接管政权。准备害死铁穆尔妃子所生之子。三个月后，铁穆尔的儿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在蒙古右丞相哈剌哈孙和一些汉儒家官员的配合下，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诛杀了卜鲁罕皇后一党。此时，其兄镇守西北的海山率重兵来争夺皇位。爱育黎拔力八达是接受儒家教育较深的蒙古皇室，他没有能控制的军队，只好在海山大兵压境的时候，同意主动让位给海山。并和海山约定，在贵族大会(忽里台)上推举海山继成登基。而爱育黎拔力八达和海山后代轮流继承皇位。

　　海山史称元武宗。是成宗派去和西北皇室诸王火并的将领。他上台后，立刻向各掌握兵权的各个王公贵族大肆赠送财富，把成宗十几年来积累的财政存储立刻花个精光。他的执政过程，典型地反映了元代皇权如何受蒙古野蛮的游牧民族风俗影响。蒙古帝国是靠掠夺起家的，完全不了解文明社会政治制度的作用。按照游牧民族贵族传统，父亲死后，奴隶和家产就分给儿子们。后代如果想把财产增加到父亲一样的程度，要么就相互残杀，抢夺兄弟的家产，要么就召开一个忽里台大会，推举一个首领带着联盟到外边抢劫补充财产。所以，游牧民族政权交替，是遵循弱肉强食的法则，用武力作后盾。即使是忽里台大会推举，贵族们事先都拉帮结派，在联盟的军队实力明显超过对方，才会避免流血。

　　这种森林法则在蒙元时代并没有消失，但形式有所改变。蒙元皇帝在位时，把领土分给自己的近亲们(儿子或者兄弟) 。这造成或者为把远亲赶走而进行自相残杀，或持续不断地侵入他国掠夺。为皇帝带军打仗的蒙元王子们掌握重兵权。当皇帝死后，掌握重兵的王子们就分化组合，形成实力。在忽里台大会的内斗中胜利后，支持某派占有皇位的军阀，就会漫天要价，要求给予物质补偿。否则就可能支持或组成反对派。蒙古皇帝为了安全，就会大肆送礼，把汉族人民的财富送给各个王亲贵族。而蒙古贵族根本不知道文明地区的财富是如何创造出来，他们就象小偷不知道珍惜自己偷来的东西一样。所以皇帝在送礼的时候越来越多，毫无节制。反正这些苦难，都是汉族人民承受。和汉族统治者明显不同的是，即使汉族儒家官员百般劝阻，他们根本不知道考虑，当有一天所寄生的汉族人民承受不了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子孙是否还能享受这些财富。而且，继位的蒙古皇帝继续有执行军队、领地的分封，从新造成流血和军阀，使得这种恶劣的现象不断的重复着，直到蒙元政权灭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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