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宁历次政治运动-肖一湘回忆录之<六>连载

作者简介:

　　肖一湘,湖南常宁瑶塘人，1924年生，大专文化，共产党员，历任本县税务局副局长，其中（1957  1962）五年间任一中副校长。一生三进共产党，三办教育。最后在县沼气办副主任内享副处级离休。后，任过本县党代会、人代会特邀代表，办过私人学校、民间宜江诗社，23年间出版《宜江诗选》23辑，个人诗辑《嘈嘈切切》，费时16年，著地方志《天堂脚印》，得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充分肯定。先后在报刊、网站发表诗文数百篇，国内外数千网站转载。2006年8月参加湖南省党代会献计献策代表表彰会。2007年于病中先后两次接受新华社湖南分社采访、《衡阳日报》、衡阳电视台相继来舍采访。

以下是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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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政治运动实录（１９４９――１９７６）湘南一角透视
　　
　　目录
　　 一、首次整党运动兼及清理其它革命组织（1950）
　　 二、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51）
　　 三、土地改革运动 （1952）
　　 四、三反五反运动 （1952）
　　 五、肃反运动 （1956）
　　 六、农村反资本主义运动（简称反资） （1956）
　　 七、城市反资产阶级右派运动（简称反资） （1957）
　　 八、共产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简称反右倾） （1959）
　　 九、农村整风整社运动 （1959）
　　 十、农村三反运动 （1960）
　　 十一、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风）（1960）
　　 十二、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股黑风）（1962）
　　 十三、四清运动 （1964--66）
　　 十四、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1966--1977）
　　 十五、写后感
　　
　　 一个县的政治运动纪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毛泽东执政之日起，就一直沿用游击战争年代“运动方式”来做一切工作，在小米加步枪的战争年代，游击战术确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建成一个大国政府后，一切本应按执政大国的正常规则运作，从法律治国入手。不幸的还是一切运用运动办法，政治用搞运动、经济也用搞运动、文化还是搞运动，仍然采取中国古老传统的人治方法，未能及时转向民主法治轨道。毛泽东只是把法律当作一种为我所用的附加手段，未能认识法治是现代化国家的根本方针。其实道德也只有纳入法律之下才能逐步普及，因为一个国家能有高尚道德的人数总是由少到多的过程，完全普及永远是难事，要能等到都能自觉讲道德时，那个国家早已不再存在了。这在哲学上就是叫做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规律。即使领导人是好心，领导的事是好事，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全民才能在统一的法律下有统一的行动。我国的政治运动不少从发动的动机来说不能不说是好心好事，但所得效果却是求好难好；至于本来就是错事，那就更不消说了。所以1979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再不搞政治运动了。兹就常宁一个县的历次政治运动作一历史反思，让历史的事实去检验。
　　
　　 一，首次整党运动兼及清理其它革命组织
　　
　　 公元1950年开始，至1952年，常宁县共产党开展首次整党运动。内容主要是整顿老党员的宗派主义思想、新党员组织和思想上的不纯。当时中共常宁县委班底都是由山西南下来的，除了县长、县委宣传部长略有小学文化外，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还有部分刚从北方农村不脱产的村干部直接调出来者。其中一支是太行地区的，一支是晋中地区的，太行派掌握权力大，排挤晋中派的人，致使晋中地区有几个区委书记和区长被迫逃回了老家，这种闹宗派问题，本是整风重点，但是县里大权掌握在闹者们手里，农民的狭隘思想，决定他们难以去整自己。于是重点只整顿新党员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其时，常宁有３支地下党组织，共有党员75人。还有３支其它革命组织，
　　 这６支革命力量，不费一枪一弹，没有动乱、破坏，在解放军和南下干部尚未进城就和平解放了常宁。南下干部一到，大家便马不停蹄地投入接管、征粮、减租、反霸、清匪肃特、抗美援朝等等许多艰难危险的工作。没有休息一天，突然就要整顿，当然在一场巨大的急剧变革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整顿一番也是应该。可是这一整顿，几乎所有的地下革命力量一下子消失了。
　　 烟洲组织，因其上一级组织被取消了，该组织亦遭株连而被取消。仅仅承认其中两名党员。功不消说，有的还坐了共产党的班房。
　　 北乡支部，主体成员是农民，为了开展地下工作，发展了一点国民党的小吏，甚至有意发展点特务。当时所谓“反戈一击”、“弃暗投明”、“既往不咎”，已成昨日黄花，或杀或关，有的竟成了刀下之鬼，如果有法治，发现有新的违法行为，犯到哪里就依法处理到哪里，是否可能避免滥杀、错杀，是否还可能更调动人的积极性呢？也还避免后来平反的难度？
　　 自诩出身历史清白，又有文化的常宁文教支部成员，但又因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而相信不过、靠不住 ，或他调异地，或借故清出党门，内部监督使用。而且经此一击，给日后连年政治运动留下了难逃的劫难。
　　 到1952年，因各种原因共清除出党的57人，占地下党员总数的76%，其
　　中判刑７人，被杀７人。
　　 民先队成员，后来除刘世辅及早调离县境外，（过后还是逃不了“反右”运动）整个组织都不被承认。成员还因这个组织被怀疑而整得死去活来。吴集贤“肃反运动”中，跪在瓦砾上受审，皮开肉绽，唐势豪因受这个组织的影响，打成右派兼反革命就患了20多年的牢狱之灾。
　　 民盟组织，因县级一律停止活动，无形消失，成员遍遭怀疑、挨整或被镇压。
　　 湘游一支队，被认为是投解放之机，杂牌队伍，成员复杂，不但不被承认，反当作为历次政治运动批斗的“活把子”。
　　 所有这些组织与成员，受压30年。直到1979年共产党的11届3中全会后，所有革命组织都被承认，人人都得以平反。对其成员，无论存没，皆作了妥善处理。
　　 案虽结果，但一压几十年，人的黄金时代白白流逝，子女跟着受罪，又浪费一代，国家人才资源白白流失，社会进步，迁延岁月，损失之账，无法算清，不过总算天理不灭。
　　
　　 二、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
　　
　　 自1950年春至1951年7月10日止，在减租反霸运动中，全县174乡，已有123乡、30万人口完成，剩下48乡、10万人口的地区，待土改运动时结合去搞。这次运动，所得胜利果实，折稻谷73494400斤，内黄金607.3两，银元22,247块折成的稻谷。
　　 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破获匪特武装12案、特务４案，各种反动组织９案，其它抢劫、暗杀、破坏12案，共计37案，总共捕获匪特、地霸等反革命分子1,427人，镇压514人，（其中国民党师团长14人。）判刑229人，其余训教后交群众管制439人，尚未结案200人。
　　 社会上镇反的同时，革命队伍内部的干部中，亦逮捕6人，其中枪决４人。
　　 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杀他一批也是应该，这对巩固新政权稳定社会秩序都有很大作用。但是否真有那么多反动组织，又是否一定要杀这么多？党的11届3中全会后，正因为如此，才平反了一大批。
　　 从知识就是生产力角度看，历史上知识多掌握在有产之家，人才培养不易，对于建设国家，也是一笔财富。1949年民国政府常宁县长欧阳耆，整理好档案，率领部属，礼帽长揖，步行出北门迎接解放干部，纵然投诚，也难保一命。虽然当过地方检察厅长留学日本的郭彝尊，辞职归田多年，年届古稀，足不出户庭，潜心研究中医数十载，成为一位名老中医，理论实践，皆冠一县，非数十年之天才勤奋者，难以得之。且在当地，深得民心，也难逃一劫，就是二例。至于大批起义有功人员，绝大多数横遭镇压，都有损党的声誉，给后来平反造成很多困难。这也只能从一场大变革中难免去理解了。
　　
　　 三、土地改革运动
　　
　　 1951年12月至1952年4月，全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地主和部分富农土地、房屋、浮财，无偿分给了无地和少地的贫农。以此，实现耕者有其田。
　　 这场运动，组织干部、中小学教师、农民翻身队以及外地前来参加土改的工作队共2,491人，分别派驻各乡的贫苦农民家中，和他们实行“三同”，即同住、同吃、同劳动，通过访贫问苦，发动群众起来向地主清算斗争。全县地主5,114户，其家庭人口23,470人，斗争3,708户，4,750人，逃亡262户，自杀443人，（其中非地主96人，）镇压323人，判刑507人，没收地主及各类公产田311,245亩，旱土9,942亩，山林716.3万亩，耕牛1，757头，农具23,310件，房屋42,783间，家具、衣被168,565万件，稻谷（包括金银折谷）199,528万石，250,430农民无偿分得了土地，人平1.26亩。
　　 封建土地所有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早为世所公认。远在资本主义国家，已都先后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了改革。虽方法各异，但效果皆佳，生产力得到发展，例不胜举。例如台湾实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主张，对于地主不能耕种的土地，统由国家用较低价收购，转卖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买者可以分期付款，卖者一般不付现金，由政府发给“工业券”，促使地主转向工商企业，结果工农业都得到发展，也不失为一种可行办法。不过封建土地所有制，乃历史产物，并非都是某些人为之过。改革一种社会制度，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杀之过多，不就少了一批生产力吗，尤其正当共产党全面开展经济建设急需知识人才，自己又没有，培养又来不及，就是培养也得要师资资源嘛！这些都需要利用原有人才之际，似宜以少杀为好。虽然上面说“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但是采取群众运动方式，而启用的执行者，却是没有文化的农民，而且又是一哄而起的运动形式，于是常宁绝大部分有知识的地主官绅，除了当时逃出者外，几乎很少幸免者。中共大革命时期早已是湖南区委委员工人运动领袖萧石月烈士遗孀，孤苦宁丁，为死难丈夫守节，苦熬30年，全靠仅有的20来亩地生活，共产党来了，不但得不到照顾，反被划为地主，生活无着，只得另行改嫁一贫农，以求苟全性命。曾在云南当过法官但1949年即潜赴香港劝导两个在国民党空军的军官儿子起义的周本仁，回乡后，竟被活活打死。不能不给人民政府带来一定不利影响。
　　
　　 四、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7月30日至8月12日，全县干部、职工队伍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参加运动605人，占总干部职工数的73%，揭发贪污十万元（旧币一万元相当后来新币一元）以上者122人，而万以上者19人，处分38人。暑假，又集中全县教师进行“三反”。“五反”是对工商业者，无资料且缺。
　　 农民干部一进城，看到城市的五光十色，眼花缭乱，染上腐烂生活，通过这次运动，教育广大干部，煞住歪风，起到及时雨作用。但是所使用的方法，是用的群众政治运动，而不是法治，群众一哄而起，大批大斗一阵，很难弄得清楚。后来落实结案，带来很大困难，有终生不得结案而不能再被启用者。有的被弄得自杀而终生不得清白者，也有的真正贪污分子反成了反贪积极分子，给人留下只要人缘关系好，运动中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运动就好过，结果为后来留下反贪不断，贪污不断的后遗症。例如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宗光，怀抱情妇指挥整他人，造成全县腐败大集团，一个县委大摊子除个别人外全烂了。以后20多年连续不断的各种运动，几乎每次少不了反贪污的内容。因为以后二十多年干部一直都是最低生活水平，国家经济又长期发展缓慢，而治贪没有正规法制。
　　
　　 五、肃反运动
　　
　　 几年来通过对社会上镇压反革命、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党政机关、企业、学校也夹在其中搞了，这次又专门来个内部肃反运动。早在1956年9月，就抽调257名干部查阅档案1021卷，查出有下落的“敌人”42,421人。其实这个数字当中连一般旧政府的职员和全县所有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圈子会员统统算计进去了，其中有268人正在人民政府各部门工作。3月份成立了15个“五人小组”，分３年４批搞完。第一批在县直机关、区级和部分厂矿、中学中开展，参加人数3,177人，被调查对象298人，调查的问题1,330个，斗争60人，自杀６人，逃亡１人。在县、乡、村的主要干部中，前后参加的总人数达20,110人。最后被定名反革命分子395人（几乎都是不脱产的村干部），开除41人，判刑47人，结论有重大历史问题的439人。几年来过了多次筛子，越筛越有。当时县委一书记吴若虚看到肃反运动专搞斗争和被斗的人很多、时间太久，连正常工作都受到影响，可后来县直机关几乎没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他不无感慨地说出一句：肃反本是为了搞清问题，现在反而越肃越乱了！为了这句话，到1959年“反右倾运动”就算他一条罪状。这是后话了。
　　
　　 六、农村反资本主义运动（简称反资）
　　
　　 1957年春夏之间，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富裕中农对激进地把田地收归公有的合作化，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劳动得来好不容易，谷子尽端了出去；对余粮统购过头作法，有些不安，认为多劳不能多得，懒人反而有福；对某些干部工作作风恶劣，也存在意见。
　　 根据上级指示，对广大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打击反动派（简称反资），于8月4日训练7,000余人骨干，同一支17,000余人的宣传队伍，开赴农村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引导群众提出137万多条意见：属于粮食统购方面的占31%，属于合作化方面的占25%，属于工农关系方面的占14%，属于干群关系方面的占12%，其它占7%。
　　 鸣放出来了，便认定这是“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立即组织反击。共批判斗争1,732人，批判后判刑166人，拘留147人，自杀20人。直到20多年后的八十年代末，才得到平反。
　　 其实，这些中农都是农村最好的生产力，也是那些贫农向往奋斗的目标，他们再怕做地主富农，但确实想成为一个温饱型的中农，现在看到没有剥削，只是通过勤劳而得温饱的中农也被挨斗甚至成了资本主义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不能不寒心，对将来前途感到迷茫。而另外一些懒惰的人，则看风使舵、吃漂、争抢运动积极分子，一种中华传统的勤劳美德在这里大大贬值了。
　　
　　 七、城市反资产阶级右派运动（简称反资）
　　
　　 1957年9月12日起，接着城市开展“整风运动”。第一次大会1,883人参加。其时，北京已经如火如涂地开展反右斗争，照常规真正的反动派也不会选在这个时候自跳火坑，人们还以为真是帮党整风，于是在共产党主持的各种会议上，用口头、书面、帖大小字报等形式来鸣放，计帖出大小字报2,142张，点名批评领导的就有203张，共鸣放出大小字报42,383条意见。
　　 根据上级分的“右派”任务指标，有了向党“猖狂进攻的证据”，于是马上组织反“右派”斗争，这一次就划了59名“右派分子”。
　　 寒假，集中教师1,135人“帮党整风”，不识时务的书呆子，又被引蛇出洞之计，致使251名教师，各领“右派”帽子一顶。
　　 同时，在工人、学生中，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名义，将21名工人，学生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
　　 整个运动，共划“右派分子”317名，（其中干部59人，教师251人，医生５人，工人２人，学生因上面不叫划，只是批斗，开除，没有留档。其中105人被划为极右分子、兼反革命分子双料货者，判了33人的刑。所有“右派分子”中，除个别特长而又急需要留用者外，余皆遣送回原籍，交群众管制或集中劳动改造。留下教书的，上课学生不起立，下课由学生监督劳动，晚上不是写反省，就是挨批斗，于是自杀或逃亡他乡者有之。
　　 1958年，又乘余兴，回马一枪，重点批判71人，内定为“严重右倾主义者”。这些人只有老老实实做事的权利，只是劳动工具而已！想再被重用，已经无望，而且每遇运动一来，便以“活把子”首当其充。本年3月6日，接着下放干部245人，上山办林场者75人，进工厂做工者55人，下农村务农者115人。幸遇“大跃进”，各方面需人孔急，又被抽了回来。
　　 1961年，摘掉部分人“右派”帽子，这些人在群众监督下终日惶惶，像小媳妇样干活，做梦也担心当“活把子”使用，群众仍然叫他们“摘帽右派”。
　　 所有以上这些人，直到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后，才重见天日，全部得到平反，并妥善得到安排，对死亡57人，给予抚恤。有人还说，现在扶右派分子上天了。其实，对右派分子的摘帽，不仅仅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是为了挽救知识，挽救中国，挽救共产党。因为要知识才能救国，已经迫在眉睫，如果现在还只是口喊救国，再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谁还愿意去做中国最下等的“臭老九”的接班人呢？
　　
　　 八、共产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简称反右倾）
　　
　　 每逢上面刮风，下面必下雨。1959年共产党中央批判了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下面就层层布置“反右倾运动”。9月21日，常宁紧跟开展“反右倾”运动，历时4月，参加运动的县以上机关、厂矿、企业、学校74个单位的党员686人，其中县委委员19人，科局长120人，公社书记15人，在党的会议上，诱导人人开口，用大字报、交心书等鸣放方式，交出各种意见和问题6,975条：属于党的领导方面的964条，总路线551条，“大跃进”1,943条，人民公社894条，大炼钢铁722条，市场供应467条，其它2,352条。这本来就是就真实反映了人民对“三面红旗”的意见。
　　 口说无凭，准备批判的材料出来了，紧接着开展大批判、大斗争。定为党内重点批判的对象82人，其中划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计13人，定为严重“反党”的69人，其中开除党籍３人，留党察看2人，撤销职务６人，其它处分者２人。县委一书记吴若虚、县长曹正初皆被撤职，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而积极领导反右倾的一县头头，却恰恰是那些半文盲的严重腐败分子。
　　 到1961年，虽然这些曾经被批判过的117位干部，陆续恢复了党籍，安排了适当工作，但仍然留下了尾巴，长期影响了他们的合理使用。直到1979年以后，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但年岁摧人，力量过时矣。
　　 附录：当时县委一书记吴若虚，在大跃进中自己也搞了很多东西，但为什么又批他的右倾呢？这里摘录他在一次县委扩干会议上的讲话：“一年多来，各项事业盘子太大，步子太宽，基建任务太大，于是劳力紧张，建材都集中去了厂矿，运输也紧张。上面对下，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抽调劳力、物质）、三提款。于是下面对上就拼命瞒产私分。无偿供给部分又搞多了，劳力就分得少，强弱一拉平，劳力那里还有积极性？干部浮报产量，群众又敞开肚皮吃，红薯吃心，甚至不收，烂在田里。这些问题，带来恶果严重......”
　　 从这段讲话来看，可见当时基层干部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可见当时再反右倾已经大错特错，但还是逃不了批“右倾”一关。
　　
　　 九、农村整风整社运动
　　
　　 1959年9月，紧挨着党内“反右倾运动”，又在农村掀起“整风整社运动”。上级提出，这是一次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运动。参加运动的有生产队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15,612人，同时15个公社、12处水利工程上的干部、民工参加辩论者18,124人，共批判399人，逮捕65人，劳教17人，拘留104人，交群众管制17人，被辩论后认定为“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而自缢身亡者16人。
　　 时至30多年后的今天，更看出所谓“三面红旗”，就是主观意志的产物。即使是真理，那种纯靠镇压手段，也是无法保住的。时间才是真正的检验师。
　　
　　 十、农村三反运动
　　
　　 1960年6月3—15日，全民都在过苦日子饿死人的时候，县委还在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2,808人参加反贪污、反盗窃、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重点批斗76人。8月15—31日，运动又莫名其妙地在中小学教师中开展，重点批斗112人。随后，全县层层开展，参加运动的15,582人（含农村不脱产干部），有3,230人贪污，退赔340,137元。最后定案728人，受到不同名义处分的365人，搞了半年才结束。其实这时农村已经因饥荒饿死人了。饿死也无法挽救。
　　
　　 十一、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风）
　　
　　 1960年11月，上面着手纠正自1958年以来干部队伍中产生的“五风”错误，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简称五风）。这本来是干部队伍内自身的事，但认为这是党内阶级斗争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即于1960年12月15日，对15个公社开展整风整社。提出这次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重点批判“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2,157人。内老上中农1,297人，新上中农384人，五类分子464人，其它13人。
　　 田土早已归到人民公社，老上中农已经一无所有，又冒出一种什么“新上中农”来。原来他们的生活比贫农好了点，又发明了个“新阶级”。只有大家守着这个“穷”字，大门口永远挂着“现有贫农”牌子，才能光大明楣似的。
　　 先杀杀党外这群“鸡”，才好给这批党内“猴”看。于是1960年冬，在农村对大队以下干部开展“整风整社”运动，23,958名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干部（党员4,958人、非党员18,709人）参加，重点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认为这些人的乱来，是原来的阶级敌人钻进来了或者已经变成敌人了。
　　 既然犯“五风”错误的是“阶级敌人”，反的方法当然沿用老土改办法，把原有班底一脚踢开，重新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寻找还是穷得叮铛响的贫农根子为新积极分子，扩大战斗队伍，打击哪些被新认定为“敌人”的基层干部，再从他们手中把权夺回来。利用群众斗争群众，把新积极分子扶上台来，取而代之。
　　 12月25日，县里开189人的三级扩干会，用小组鸣放和大字报方式，首先帮助县委揭发五风问题642条，属共产风258条，命令风89条，浮夸风117条、瞎指挥风121条，特殊化风57条。县92个直属单位犯有五风错误的有49个，平调下面财物552,099元。
　　 1961年1月20日，开县、区、社三级扩干会，参加运动2,835人，犯有五风错误的有217人，内严重的53人。
　　 通过以上各种批判斗争，挑出认为有严重问题的486人，由县社两级集训、批判、拘押、限期交待。计拘押142人，判刑40人（内基层干部27人，五类分子13人）。国家干部清洗214人，新选大队干部以下干部4,627人，用以代替原有干部。
　　 这五风源头，本来绝大部分来自上层，上层要“大跃进”，就有高指标，超过实际的高指标，本身就是制造“瞎指挥”。完不成就压，压得下级喘不过气来，就会做假，“浮夸风”也就出现了。完不成，除了“强迫命令”，还有什么办法？他们总是农民革命嘛！
　　 经过清理，各级共平调生产队的资金39,958,310元，（专署平调414040元，县平调27,950,042元，公社平调11,590,828元，）这些平调去的钱，主要是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平调基层的现金、实物、劳动力。省里先后拨来140万元，县里分期分批退赔。笔者无数字，暂缺。
　　 这次运动至1962年2月结束，但又没有结束，新上来的干部打不开局面，穷久了，一旦掌权，家里揭不开锅，自然钱再也拿不出了，甚至比老干部还厉害。原来挨了整的干部撇了一肚子气，一旁观风，工作开展不了。这种过分追究社队干部的责任，他们有怨气、不愿干、怕干，全面消极怠工。后来，中央承担担子，对下面的问题一口风吹了，并对已挨整的干部甄别平反，再起用原班人马，才逐渐转过弯。
　　
　　 十二、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股黑风）
　　
　　 1962年底，上级突然提出要紧抓阶级斗争，以“五股黑风”为内容的整风整社，即反“单干风”、“投机倒把风”、“偷盗风”、“牌赌风”、“迷信风”。才填饱一下肚子，又要整人了。
　　 事情是这样的：1961年，“大跃进”实践检验错了，人心不满，出勤不出力，生产上不去。基层干部或害怕，或好上爬，层层浮报虚夸，社会上已经出现饿死人现象，公共食堂这碗大锅饭再也无法往下端，为了活命，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发解散了食堂，土地包产到了户，集市贸易亦已自发开放，毛泽东被迫也只得宣布解散食堂。在当时确实起到了起死回生作用，社员到处开荒，每家仅开荒地的麦子都收了好几担，比生产队一年分的都要多几多倍。连党政机关也都到乡下找地种杂粮，以治干部的浮肿病。这种“活命术”，后来却被称为所谓“单干风”。包产到户，农产品有了剩余，就要到市场上交换，商品要流通，就要有转手贸易者，这就被称为所谓“投机倒把风”。人们饿坏了，也就被饥寒起盗心所迫，社员家里反正光光的一无所有，只得到生产队仓库里偷点粮食，便出现“偷盗风”。人们长期处于生产生活紧张之下，思想已禁锢了很久，一旦肚子填满了，精神也想放松点，想玩玩，这就出现“牌赌风”。人们终年劳累，反不得一饱，在他们还懂不了这个道理的时候，自然求助于神灵的保佑，这就出现了“迷信风”。1962年，人们肚子才填饱了点，精神上稍为舒畅了点，马上来了个反“五股黑风”，又是层层整顿，压了下去。而且还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反“五股黑风”反的结果如何呢？田地都收到人民公社大集体去了，大家又来吃大锅饭，批斗一阵，一些得了点利的人，都被税收、罚款、没收到国家去了，因未掌握资料，待考。
　　
　　 十三、四清运动
　　 一纸全国通报，引进万人工作团
　　
　　 1963年秋，来了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初，以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为内容的“四清运动”。大既是后来看到这些内容突不出阶级斗争纲，涵盖得不全面，便发展成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四清运动”，这就成了包治百病的“万能丹”。1964年6月12日起，由省、地、县共抽调1,027人的社教工作队，省98人，地区17人，县由下面调不脱产的大队干部380人，余皆由县直机关、企业中抽调，分批进行。
　　 后因常宁出现县委领导成员腐化集团，全国通报了，中央、省委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认为非常严重，决心用五、六年时间，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搞彻底。
　　 9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万人社教工作团”，进驻常宁。下设十个分团，分驻５区、１镇、３７个公社和县、区的１０６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团成员计有衡阳1334人，衡山1,117人、衡南1,415人，祁阳1,420人，衡阳市247人，南398人，省委机关324人，地委机关700人，本县干部都处在挨整地位，只有207人分守一个公社，工作团实有8,484人。
　　 更为往深处认识的，出现“四不清”是阶级敌人钻进来掌了权，又是采取原来搞土地改革老办法，重新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成新现有贫农为主的新阶级战斗队伍，打击原有的“敌人”干部，各级成立“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甩开原班人马，一个地方，党政大权悉归工作队，逐步扶持贫协作主。
　　 第一批参加运动的对象有21,204人（内党员4,615人，非脱产干部19,208人）。白天劳动，晚上接受审查、批斗，发动“贫协”斗争“四不清干部”。采用对敌方式，紧极一时。有因家里抄光，典卖衣物，甚至自杀者。
　　 1965年1月中央发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２３条）。大多数被整者，相续被解放出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234人，判刑或劳教者5人，划成“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补划“地主”成分4人。
　　 运动仍然陷于老循环，新扶持的贫协成员仍然担不起担子，而且不少人一样乱拿、乱要，比原有干部好不了多少。运动后期建政，仍然要请原有干部上台，工作组还磨破了许多嘴皮子，才把这些挨过整的原班人马请上马。
　　 9月，第二批再调集1,388人，搞剩下的22个公社，无情打击，仍有重复。不久，紧接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冲来，“四清运动”工作团匆匆撤离，运动也就夭折，所谓“贫协”无形消失。这次培养提拔上来的最穷的贫农根子的贫协主席，无形失去权力，反被人们轻视。
　　 党的11届3中全会后，凡是四清受过处分的人，大都平反，新划的敌对“分子”，也以不合法撤销。
　　
　　 附录：
　　 1964年8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处理常宁县委主要成员腐烂变质问题的决定》。内称：1963年春，揭露了常宁县委主要的严重问题，五个正副书记，四个乱搞女人，副书记兼县长张宗光腐烂透顶，自1957年以来，利用职权，强奸、调戏妇女69人，王、张、何三个书记，同与一名女干部（笔者：县委办公室主任）长期通奸、安插亲信、包庇坏人；1961年张宗光派人去广州非法套购黑市手表，削价卖给科局以上干部，套购工业用布27万余尺，克扣私分民用生、婚、丧等专用布票3.2万余尺；（摘者按：当时每人全年仅有3尺布票。）互相包庇、同流合污。为了纯洁党组织、维护党纪国法，挽回影响。对张宗光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另三名撤职降薪，一人病故，不再处理。改组原县委，自外地调进6名重组县委。事件中央通报全国。
　　
　　 十四、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
　　
　　 幕启
　　 1966年5月下旬，中共常宁县委组织上千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始的。6月8日，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并对县一、二中派工作组。14日，一中把工作组赶出校园，县委认为这是破常规之举，立即开展反击。20日，即批“三家村”抓“黑鬼”（“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中青年学生教师王莳德早在四清时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名《中国向何处去？》。其实内容只是说了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太多了点。但是在那个年代毛已上了神的地位，那还了得，于是“现行反革命”出来了，批判、斗争、戴高帽、游街、挂黑牌。当即逮捕，全县开展大批王莳德、李康清。
　　 点火
　　 6月8日，群众掀起破“四旧”浪潮。以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由，人们像发了疯似的，成群结队地拥向千家万户，抄出的书就烧，见门窗床上有花雕就砸，管它什么文物、文献、神堂、寺庙，一概捣毁了。常宁经过历史政治运动的筛子早已幸存无几，再经这一次算是扫地干净了。历次运动也没有破坏的常宁县一中多年收藏的图书，这次也荡然无存了。新中国前常宁留有的２００多座寺庙，经过这次，已经无一幸存了。
　　 9、10两月，先后两次红卫兵师生数百人，组成赴京参加毛主席第三次、第八次的接见红卫兵造反派。反正吃饭、坐车、睡觉都不要钱，火点起来了，全县到处抓“走资派”批斗，一条大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历史或家庭问题者，概以“牛鬼蛇神”帽子戴上。这种破常规的场面，县委非常被动了。1967年2月，县委、政府都被造反派夺了权，到处揪斗“走资派”，多如牛毛的造反派内部则被争权夺利，各吹自己派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誓死捍卫毛主席的真左派而相互打起派仗，政府各部门的工作陷入瘫痪。
　　 5月，武装部出面，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代行政府职能，勉强维持日常工作。
　　 惨 杀
　　 在无政府状态下，新田县发生乱杀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也包括他们的子女）之风传到常宁，到处流传四类分子组成“黑杀队”要杀农民了。谁也不敢去证实，不需分真假，一些凶残暴徒，其中有农民，也有基层干部，无法无天，乱杀“四类分子”，甚至他们的子女。一位青年退伍军官（地主子女），竟被乱石砸死在马家桥下。
　　 1967年9月30日，庙前公社石马大队，一伙暴徒，公然摆设“农民最高法庭”公堂，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次用鸟铳、梭标、木棍惨杀了27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一个贫农向大队书记请求说：“我该死！我该死！不该讨了个地主子女做老婆。老婆万死也该，但是请求留下我的一半。”书记反问是什么回事？贫农说：“她肚子里怀了我的一半。”书记惊呆了一阵说：“没有最高指示，暂时不作处理。”共和国的法律尊严在哪里？历史上坏消息总比好事情飞得更快，于是迅速传遍最南区罗桥，而宜阳，而阴田，而水口山等大半个县。不久，由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派人前去，才得以制止。
　　全县据政府统计数，共惨杀无辜80余人，较之邻县新田杀了7,000多人又算是小菜一碟。惨杀手段，更有叫被杀人自己挖洞用石灰活埋者。一个被改造了20年的地主儿子在新力公社被活埋后，不几天，为了斩草除根，把剩下个12岁的女儿和一个9岁的儿子，也一齐活埋了。街上有次瑶塘公社一农民被造反派用皮鞭活活打死。县一中造反派红革会头头活活打死体育教师陈积强，教师唐国新被迫自杀而死，死后，命令两个出身地主资本家的教师用藁荐卷起乘夜抬到山勾里给狗吃了。这种惨无人道的事不胜枚举。
　　 顶峰
　　 1968年8月27日，人民解放军驻常领导小组进驻县委、人委机关“支左”（即支持革命左派）。全县组织32个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带领41315名队员，分别驻进区镇、公社、学校，行使党政领导职权。原班干部靠边站，或被打倒，白天挑水做饭、扫厕所、种地、挂黑牌游街、挨批斗，晚上写检查反省。
　　 9月2日，县委书记廖仁柯等9名科局长以上干部抓进了监狱，受犯人迎接。
　　 9月15日，成立以解放军为主的有造反派代表和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为“三结合”的“县革命委员会。
　　 3月27日，对邮电、银行、财政实行军管。因为天倒下来还得要饭吃，不能丢了钱袋子，还要通消息。老百姓的血汗钱被征到国库，提供打内仗，让他们乱打胡来。
　　 10月，全县开展“三查一清运动”，（即查敌情、查海外关系、清理阶级队伍）。可怜又有多少人遭殃。
　　 11月县直机关所有成员（除邮电、银行、财政外）都被拉到党校、或农科所集训学毛著、搞劳动。美其名曰进“五七干校”。
　　 冬，遍地开展“三忠于”活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毛主席像章满胸前，毛主席语录歌遍山川，“红宝书”（《毛泽东著作》、《毛主席语录》台家家供，忠字牌子金光闪，忠字舞蹈处处跳，“忠字室”遍设在机关。更加人人“早请示，晚汇报”，肃立在毛主席光辉前悔忏。活像教徒门在教堂里做礼拜。这时候，人人好像都反到封建王朝的世界，在昏昏的迷宫里乱窜。
　　 1969年1月，要求干部人人申请下放，上面批准。于是411名干部背着包袱，拜别紧跟多年的毛主席，抱幼牵稚，回到那无家可紧的老家。回为他们都是地富家庭出身的老实人，打倒还不够。1971年7月，又来个所谓光荣还乡101名，这年里，城市知识青年2402名，纷纷敲锣打鼓，含着胸中的泪水走向农村，寻找他们的新家。
　　 泰山压顶式的“三查一清运动”后，接二连三又是“一打两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又是“斗批改运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革不合理的上层建筑）。搞得人人手颤脚抖，禁襟自危。“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
　　 尾 声
　　 1971年1月，开始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直到1973年7月，解放军才退回军营。原班干部，绝大多数又登上了自己的原座。所谓赫赫一时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红卫兵，七零八落地无形退出了历史舞台，“光荣”地完成了他们打猎围山任务，原来的紧跟，可以大义灭亲的凛然义气，直到这时候才逐渐明白自己的糊闹。
　　 1976年9月18日，全县共设8个灵堂，21万人悼唁，没有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结束。但是回光还在返照，1977、1978两年，在以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口号下，再搞了一个“一批、两打、三清运动”，（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和清政治、清经济、清队伍）再续一个“一批、两打、三整顿”批修正主义、打击资本主义势力阶级敌人破坏，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领导班子），点火人灭了，而阶级斗争的余火未熄，还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阶级斗争的幽灵还在到处游荡。直到1978年底党的11届3中全会后，才算初步清除“文革”的明火余焰。
　　
　　 逸芳氏曰：
　　以上诸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令人难解者，并非常宁小小一个县所独有，更不是常宁人生而好斗、不讲人性、不讲友爱，必须从全国政治气候大局上去探索，就是由来已久的“极左”思潮。为什么毛泽东亲手打下来的天下，又亲手把它打烂呢？弄得“国无宁日”、“民无安日”呢？搅得周天混彻呢？
　　且不说所有剥削阶级的消亡应该有它的条件和过渡时期，在1952年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不久，所谓“保留富农经济”，接着富农变成了“四类分子”中的老二。所谓“团结中农”，不一年，接着中农成了农村的“资本主义”斗争对象，不少人还被斗得死去活来，而且已经“余粮”交了国，田地入了公。1957年城市反右扩大化，收入了历史，平反改正，出台了政策，可1956年的农村“反资”，竟然淡化得无踪无影。贫农中由于勤奋，生活过得稍为好点，又被划成“新上中农”，变成了“资本主义”，甚至还有的“晋升”“新富农”、“新地主”，即使你加入了共产党，当了干部，还得一朝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直到党内的“反党集团”、直到党内出了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位司令竟是党的二把手、国家一把手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块纯而又纯的“极左”筛子，把中国公民差不多筛得没有了，甚至人还没有到公民年龄，就成了剥削阶级“狗崽子”。结果 越筛越杂，筛出了毛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共产党的副主席林彪反革命分子、毛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旧剥削阶级永远存在，新剥削阶级不断产出，于是阶级斗争也永远了无终日。
　　 原来划阶级标准是以某个时期个人掌握生产资料的量而定，演变到后来看谁生活好、谁有不同意见，也不管意见是否正确，都被视为划分敌对阶级条件。划阶级的标准既然是个“变数”，斗争自然也就无所谓“序”了。奇妙的阶级斗争“万花筒”！
　　 为什么钻到牛角尖了呢？出发点似乎是有鉴于历代农民革命皆闹得半途而废，掌权后即变质，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已。为走出这个恶圈，毛泽东便反复让底层群众用政治运动方法起来造当权者的反，以为这样就能迫使当权者不敢乱来。你要乱来，“老子就揍！揍不变，就滚！”再让一批同素质的新人上去，而且还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这就是毛泽东一生思想的轨迹吧！
　　 有人因毛泽东伤人过多，就说他是秦始皇，笔者到不以为然。历代开国之君，取得天下之后，为了巩固他的地位，或者实现他的治国安邦宏图，对内多有杀戮一批功臣，对外则剿平一切反动派，甚至大兴文字狱来镇压所有的反对思想者。仅从这一点来说，唐太宗连兄弟都杀了，但是谁也不会因他的残忍而否定其“贞观之治”的政绩。清代雍正皇帝为了推行他的改革新政，也杀过不少有功之臣，直至他的新兄弟，但是雍正搭了乾嘉盛世的富民强国基础，使上个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族统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高文明汉族，竟达270多年之久。从这一点来论，多杀了点人，也不算是毛的独家发明专利，只不过是继承历代封建王朝“人治”的衣钵而已。何况他一心只想建立一个完美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呢。其用心不为不良苦。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一定凭其杀人多少而论定他的个人，主要看他的治国目标是否正确，制定的路线和他的实践方略是否正确。生产力是否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是否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强大。当然乱杀人者，就在专制时代，还是被非议的，况乎世界潮流已经民主自由之时，就更有罪于人民了，
　　 毛泽东的初衷不能说不好，但是专靠“挖富济贫”（这是他经常对外国人自诩的），从你口袋掏进我口袋，不用科学技术向大自然要，只是重用运动方式拼体力消耗，结果有者口袋掏空了，冒者口袋也仍然还是空的。最后大伙喝西北风去。
　　 地主资本家的文化知识，经营管理经验；富农的技能，中农的勤劳节俭，都像泼婴儿洗澡水一样连婴儿一齐泼掉了。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呢？自然不敢再妄想攀当地主、效法富农、连中农的温饱希望也不能学。虽然农民中出了一批官员，哪晓得官有那么难当，伴君如伴虎，几乎所有的大小干部被卷进阶级斗争的旋涡里，很难没有不过“阶级斗争”这个刀口的。原以为共产主义很快就要来了，当时到处流传共产主义的形象“早上一杯牛奶两个鸡蛋”，一个“大跃进”反正到处有无价供应吃，干劲冲天，不料拼来的只是遍地辘辘饥肠饿死了人！ “一杯牛奶两个鸡蛋的共产主义生活梦”破灭了。只有大伙排着长队、消极怠工，一齐守穷。最大的生产力“人”的积极因素，还到哪里去找？人民群众力没少下，汗没少流，心没少忠，跟没少紧，苦没少吃，可是元气大伤，才气大伤，而穷气终难少减。
　　 所谓“挖富济贫”，历来为中国农民所向往，是他们的兴奋剂。一旦追求梦灭，还是会等待下一轮梦再来，千百年的循环亦在所不惜，中国历代农民革命领袖之所以有巨大号召力者在此。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想法，实际早已为马克思所批判过了的“空想社会主义”。回忆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曾想在长沙岳麓区试办“新村”，“有事大家做，有饭大家吃。”那就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家欧文的“乌托邦”实验模式。这个方向错了！反思笔者青年时代也曾羡慕并企图实验这种“新村”，这就是毛泽东治国方向的根本错误根源所在。中国不少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途径，都带有或多或少的狂热性、空想性，许多人为时势迫切，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来得及认真学懂。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经济落后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不接受资本主义的一切成果是不能成功的。可是我们偏偏把这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忽略了。
　　 马克思当时所处形势是西欧已经工业化了的环境，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还未完善，缺陷也还多，所以他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也是说要等到全世界都已高度发达后才能进入。可是后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却都是在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国家建立的。在落后的条件下却要求采用先进的制度，这就未免南其辕而北其辙。
　　 “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也并非只是从1966年新创，也不过是重复历次政治运动而总其大成。所不同者，过去内外有别，此次党内党外、上下左右，混交进行，规模最大旷日持久而已。实际上是集封建延续之大成，封建在中国大地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而已！
　　 这种凭主观意志违背客观规律的蛮干，纵然好心一片，定是悲剧一场。上脱离老战友，下脱离群众，只有哪些投机迎合之徒，恰好投其所好，乘机而近之，“三呼万岁！”就孤注一掷。林彪、康生“四人邦”之流，投其所好，起到扬波助澜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本是伟大的哲学，但是当碰到钢铁的情感意志时，也会显得无能为力！
　　一个伟大的设想，拿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当“试验场”，拿六亿人民当“试验品”，持其一片“好心”，作为感情动物之人，可以理解，作为严谨的历史科学，就不能仅凭好心一颗，而放弃历史应有的使命“以史为鉴”。毛泽东真的总是好心吗？错了要别人买单,反美其名曰“失误的经验”,以“交学费”自慰。连“错误”两字都不敢提,连‘教训’一词也不愿说。交点学费也还可以谅解,但老是交留级生的学费,损失的资金,千金散去还复来,丧失的时间与资源,就一江春水向东流了。“好心！好心！”你使天下许多英雄豪杰、独夫民贼，莫不假汝之名，令历史学家，盖棺难定；骗凡夫俗子，满脸泪痕！
　　 真正的社会发展规律，只能是高度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发扬民主和法制，只有发展了经济，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只有发扬了民主，才能使天下人视国家建设为己任，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增强创新性，减少消极性；只有加强了法治，才能使全国人民有一个统一的行为准则，也就能把超越法律的自由，得以有所约束。只要高度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文明程度，才能多出人才。这就是根本出路。不承认“资产阶级法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它应有的作用的规律，人们只能因势利导，给以调节，竟异想天开在一朝一夕就把它清除，而且是用最落后、最原始、最野蛮的捧打棍杀，结果从封建走向封建，终究无法闯出迷宫。
　　 近来读胡绳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谈到共产党建国初期党内最高层曾对中国建设道路有过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还太穷，民族资本主义也不发达，农民还在喘息中，先维持一段原有经济秩序，让经济发展起来，再搞社会主义。当时毛泽东也是首肯的。可惜一开始就转了方向。历史证明，倘能于解放初期，听取这个意见，息内外干戈而团结一致，休养生息，起码巩固一段长长的新民主主义的秩序，起用人才，致力发展经济，可能今天不再需要邓小平顶着“黑锅”来搞改革开放了。
　　 反思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38年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国无宁日”，连年刀兵，何谈建设？不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执政的前27年里，仍然陷入“国无宁日”的旧泥沼。何以历史相似乃尔？
　　 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教给我们听，还是没错。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后18年来，各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秘密不就是较多点调动人的积极性上做了篇文章吗？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常宁近18年来就出了国内外博士、硕士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就有８６位之多，开了常宁４８年来的先河。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可惜至今还有不少人看不到知识的重要性，最多也只认识在技术上而已。实际管理（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也是科学。甚至在同等条件下，管理的重要性还胜过技术，因为技术治物而管理治人，人治不好，上天的技术也会沉沦大海。
　　
　　 萧一湘 1996年6月12写
　　
　　
　　毛泽东的历次政治运动写成后的反思
　　82岁 萧一湘
　　为什么毛泽东亲手打下来的天下，又亲手把它打烂呢？弄得“国无宁日”、“民无安日”呢？搅得周天混彻呢？
　　且不说所有剥削阶级的消亡应该有它的条件和过渡时期，在1952年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不久，所谓“保留富农经济”，接着富农变成了“四类分子”中的老二。所谓“团结中农”，不一年，接着中农成了农村的“资本主义”斗争对象，不少人还被斗得死去活来，而且已经“余粮”交了国，田地入了公。1957年城市反右扩大化，收入了历史，平反改正，出台了政策，可1956年的农村“反资”，竟然淡化得无踪无影。贫农中由于勤奋，生活过得稍为好点，又被划成“新上中农”，变成了“资本主义”，甚至还有的“晋升”“新富农”、“新地主”，即使你加入了共产党，当了干部，还得一朝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直到党内的“反党集团”、直到党内出了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位司令竟是党的二把手、国家一把手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块纯而又纯的“极左”筛子，把中国公民差不多筛得没有了，甚至人还没有到公民年龄，就成了剥削阶级“狗崽子”。结果 越筛越杂，筛出了毛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共产党的副主席林彪反革命分子、毛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旧剥削阶级永远存在，新剥削阶级不断产出，于是阶级斗争也永远了无终日。
　　 原来划阶级标准是以某个时期个人掌握生产资料的量而定，演变到后来看谁生活好、谁有不同意见，也不管意见是否正确，都被视为划分敌对阶级条件。划阶级的标准既然是个“变数”，斗争自然也就无所谓“序”了。奇妙的阶级斗争“万花筒”！
　　 为什么钻到牛角尖了呢？出发点似乎是有鉴于历代农民革命皆闹得半途而废，掌权后即变质，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已。为走出这个恶圈，毛泽东便反复让底层群众用政治运动方法起来造当权者的反，以为这样就能迫使当权者不敢乱来。你要乱来，“老子就揍！揍不变，就滚！”再让一批同素质的新人上去，而且还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这就是毛泽东一生思想的轨迹吧！
　　 有人因毛泽东伤人过多，就说他是秦始皇，笔者到不以为然。历代开国之君，取得天下之后，为了巩固他的地位，或者实现他的治国安邦宏图，对内多有杀戮一批功臣，对外则剿平一切反动派，甚至大兴文字狱来镇压所有的反对思想者。仅从这一点来说，唐太宗连兄弟都杀了，但是谁也不会因他的残忍而否定其“贞观之治”的政绩。清代雍正皇帝为了推行他的改革新政，也杀过不少有功之臣，直至他的新兄弟，但是雍正搭了乾嘉盛世的富民强国基础，使上个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族统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高文明汉族，竟达270多年之久。从这一点来论，多杀了点人，也不算是毛的独家发明专利，只不过是继承历代封建王朝“人治”的衣钵而已。何况他一心只想建立一个完美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呢。其用心不为不良苦。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一定凭其杀人多少而论定他的个人，主要看他的治国目标是否正确，制定的路线和他的实践方略是否正确。生产力是否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是否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强大。当然乱杀人者，就在专制时代，还是被非议的，况乎世界潮流已经民主自由之时，就更有罪于人民了，
　　 毛泽东的初衷不能说不好，但是专靠“挖富济贫”（这是他经常对外国人自诩的），从你口袋掏进我口袋，不用科学技术向大自然要，只是重用运动方式拼体力消耗，结果有者口袋掏空了，冒者口袋也仍然还是空的。最后大伙喝西北风去。
　　 地主资本家的文化知识，经营管理经验；富农的技能，中农的勤劳节俭，都像泼婴儿洗澡水一样连婴儿一齐泼掉了。点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呢？自然不敢再妄想攀当地主、效法富农、连中农的温饱希望也不能学。虽然农民中出了一批官员，哪晓得官有那么难当，伴君如伴虎，几乎所有的大小干部被卷进阶级斗争的旋涡里，很难没有不过“阶级斗争”这个刀口的。原以为共产主义很快就要来了，当时到处流传共产主义的形象“早上一杯牛奶两个鸡蛋”，一个“大跃进”反正到处有无价供应吃，干劲冲天，不料拼来的只是遍地辘辘饥肠饿死了人！ “一杯牛奶两个鸡蛋的共产主义生活梦”破灭了。只有大伙排着长队、消极怠工，一齐守穷。最大的生产力“人”的积极因素，还到哪里去找？人民群众力没少下，汗没少流，心没少忠，跟没少紧，苦没少吃，可是元气大伤，才气大伤，而穷气终难少减。
　　 所谓“挖富济贫”，历来为中国农民所向往，是他们的兴奋剂。一旦追求梦灭，还是会等待下一轮梦再来，千百年的循环亦在所不惜，中国历代农民革命领袖之所以有巨大号召力者在此。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想法，实际早已为马克思所批判过了的“空想社会主义”。回忆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曾想在长沙岳麓区试办“新村”，“有事大家做，有饭大家吃。”那就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家欧文的“乌托邦”实验模式。这个方向错了！反思笔者青年时代也曾羡慕并企图实验这种“新村”，这就是毛泽东治国方向的根本错误根源所在。中国不少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途径，都带有或多或少的狂热性、空想性，许多人为时势迫切，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来得及认真学懂。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经济落后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不接受资本主义的一切成果是不能成功的。可是我们偏偏把这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忽略了。
　　 马克思当时所处形势是西欧已经工业化了的环境，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还未完善，缺陷也还多，所以他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也是说要等到全世界都已高度发达后才能进入。可是后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却都是在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国家建立的。在落后的条件下却要求采用先进的制度，这就未免南其辕而北其辙。
　　 “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也并非只是从1966年新创，也不过是重复历次政治运动而总其大成。所不同者，过去内外有别，此次党内党外、上下左右，混交进行，规模最大旷日持久而已。实际上是集封建延续之大成，封建在中国大地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而已！
　　 这种凭主观意志违背客观规律的蛮干，纵然好心一片，定是悲剧一场。上脱离老战友，下脱离群众，只有哪些投机迎合之徒，恰好投其所好，乘机而近之，“三呼万岁！”就孤注一掷。林彪、康生“四人邦”之流，投其所好，起到扬波助澜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本是伟大的哲学，但是当碰到钢铁的情感意志时，也会显得无能为力！
　　一个伟大的设想，拿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当“试验场”，拿六亿人民当“试验品”，持其一片“好心”，作为感情动物之人，可以理解，作为严谨的历史科学，就不能仅凭好心一颗，而放弃历史应有的使命“以史为鉴”。毛泽东真的总是好心吗？错了要别人买单,反美其名曰“失误的经验”,以“交学费”自慰。连“错误”两字都不敢提,连‘教训’一词也不愿说。交点学费也还可以谅解,但老是交留级生的学费,损失的资金,千金散去还复来,丧失的时间与资源,就一江春水向东流了。“好心！好心！”你使天下许多英雄豪杰、独夫民贼，莫不假汝之名，令历史学家，盖棺难定；骗凡夫俗子，满脸泪痕！
　　 真正的社会发展规律，只能是高度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发扬民主和法制，只有发展了经济，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只有发扬了民主，才能使天下人视国家建设为己任，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增强创新性，减少消极性；只有加强了法治，才能使全国人民有一个统一的行为准则，也就能把超越法律的自由，得以有所约束。只要高度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文明程度，才能多出人才。这就是根本出路。不承认“资产阶级法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它应有的作用的规律，人们只能因势利导，给以调节，竟异想天开在一朝一夕就把它清除，而且是用最落后、最原始、最野蛮的捧打棍杀，结果从封建走向封建，终究无法闯出迷宫。
　　 近来读胡绳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谈到共产党建国初期党内最高层曾对中国建设道路有过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还太穷，民族资本主义也不发达，农民还在喘息中，先维持一段原有经济秩序，让经济发展起来，再搞社会主义。当时毛泽东也是首肯的。可惜一开始就转了方向。历史证明，倘能于解放初期，听取这个意见，息内外干戈而团结一致，休养生息，起码巩固一段长长的新民主主义的秩序，起用人才，致力发展经济，可能今天不再需要邓小平顶着“黑锅”来搞改革开放了。
　　 反思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38年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国无宁日”，连年刀兵，何谈建设？不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执政的前27年里，仍然陷入“国无宁日”的旧泥沼。何以历史相似乃尔？
　　 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教给我们听，还是没错。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后18年来，各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秘密不就是较多点调动人的积极性上做了篇文章吗？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常宁近18年来就出了国内外博士、硕士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就有８６位之多，开了常宁４８年来的先河。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可惜至今还有不少人看不到知识的重要性，最多也只认识在技术上而已。实际管理（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也是科学。甚至在同等条件下，管理的重要性还胜过技术，因为技术治物而管理治人，人治不好，上天的技术也会沉沦大海。
　　
　　原载 著者萧一湘《天堂脚印》上册 第293-314页 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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