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聚焦] 读书人的脚印——以湖南省常宁市一地为视角,萧一湘回忆录之<三>连载

读书人的脚印
　　——以湖南省常宁市一地为视角
　　
　　导 言
　　
　　 人和禽兽的区别在于一个求知欲望
　　
　　 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笔者认为对这个“几希”的理解不仅仅放在伦理上，而且放在求知欲上，就可以说人和动物在食、性上是一样的，人只不过多了个求知欲望而已。把人类求知中所得的智慧结晶不断传承下来以资世用，就靠书籍，于是读书人就是有知识的人，会用知识的人，才能推进社会文明进步。
　　 毛泽东有诗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 ”人猿揖别，从磨石头的石器时代进入铜器时代，不知磨过了亿万斯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短短50年，已经人登月球，车行火星，硅谷大大缩短了宇宙的时空距离。这两个时差产生的物差之巨，不就是知识发展速度的结果吗？
　　 肌肉是有限能源，而大脑是无限能源。知识是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标准。
　　 方今世界是竞争的世界，一切政治、军事之竞争，归之于经济的竞争，而经济之竞争，又归之于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实归之于人才的竞争。如果说在封闭的人耕牛拉的农业社会时代,几百年还难看出社会的重大变化时,知识滞后一点，还不容易明显看出知识的非常价值的话，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20世纪末,现在发达国家,体力劳动的蓝领阶层的人正在逐渐加少，而脑力劳动的白领阶层的人，已经越来越多，所谓现代化，实际就是让人们从体力劳动型向脑力劳动型转化。人才落后，国家就有灭亡、人民就有沦为奴役的危险,这已经不是再需要去证明的公理。
　　 对于一个不注重人才资源的国家来说，所有其它的资源都等于零，像手捧金饭碗的人还要讨吃一样；所有富民强国的良策也是行而不通，像歪嘴和尚念不出好经一样，甚至还要有负增长的危险。中国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运动”，不就是一场大破坏物资和人力资源的盲动吗?1966年发起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就是一场大乱思想的运动吗?这两次运动,都是和“愚昧无知”处在一个同心圆上，所交的“学费”还不够昂贵吗！所以要想达到充分优化、利用自然和社会一切资源，实现现代化，只有靠真才实学的人才才能达到。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连农民也必须先取得农民合格证才能准许他有使用土地的权利，以免浪费地球上有限的资源。
　　 反思中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浩劫里，用诡辩的谬论，硬说什么读书越多越愚蠢，读书越多越反动，而不读书的人才是最有知识的人，不但有知识的人无用武之地，反而遭到摧残，原来因贫穷等种种原因而没有读书机遇的人或者书读得少的人，也成了受害者，国家民族受害犹烈，他们妄图把人们带进荒蛮的原始社会去。
　　 邓小平一锤定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人们才逐渐梦醒。如果说“万岁”不只是皇帝的专利呼称，而只是代表欢呼的符号，应该倒过来这样喊:“读书人万岁”!笔者试用社会发展观从常宁读书人走过的脚印来探索中国现代化应该怎样实现，因为事无巨细，一靠少数决策精英，二靠大多数执行精英，遗憾的在中国掌握社会发展命运的读书人，往往却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因此研究精英们的命运，就非常必要了。
　　 现在将常宁分四个时期来谈：清代以前士人掠影；中华民国时期的读书人（一）（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读书人（一）（二）。
　　
　　　 第一章 清代以前士人掠影
　　
　　 常宁地处湖南之南，古为南蛮之地。自楚人进入，历为瑶、汉纷争之所，战乱频仍。唐以前的县城都多次变动，故宋以前读书人的脚印，可能就灰飞烟灭了。国史县志都不见记载，现在只能从宋代谈起。
　　 文不见宰相，武不出元帅，学位不到状元。
　　 据《同治县志》记载的进士、举人分朝代统治长短，人口多少，列表比较如下：
　　
　　 朝代年数　　　 人　　口　　进士　 举人
　　 　宋代321年 　　99,031 　25 73
　　 　元代98年 69,420 　　 　10 7
　　 　明代277年 7,000左右 　　 4 24
　　 　清光绪前259年 300,000 10 63
　　 　合计 955年　 49 167
　　 注：本节人口资料来于常宁老县志，宋、元未说明具体时间。明洪武24年（1391年）为7699人，军民户在内，下同。军队人口且多于居民人口一半以上，到永乐10年（1412），只剩有 5887人， 前人叫为洪武血洗，以后都在七、八千之间。到康熙50年，定为以后新增人口永不加赋，到清雍正9年(1731)，300余年后，增加到53871人，增加了8倍，这里有因居民为逃税而隐瞒人口于是黑市人口报出来了的原因，但是到嘉庆4年（1799）已发展到309671人。清代因缺光绪后的7年资料，这7年数，也就没有计算在内。
　　
　　 古县志说:“南方文明之像，而士少宦情，宁邑尤甚。 故垂之竹帛者寥寥也，然以笃实为精华，宗经明道之士，节廉孝弟之行，盖亦顶臂相从矣！”（摘自清嘉庆常宁县志十八。人物志）
　　 族谱说:“余邑僻在衡岳，潇湘之阳，处九嶷之麓，当荆南、黔、粤之交,岭岑崔嵬，穹窿幽邃，郁挠而不得少舒。 自古伟人杰士,未尝出于其间。独疏狂落魄之士，稍稍见之。 （摘自民国15年李氏五修宗谱）
　　 古人把出人才少归咎于地理上的原因，因为常宁西南环山,东北绕水,交通闭塞，民智不开，历史上就出人才少嘛！ 从上表看,清光绪以前955年之多，出高学历的人只有216人,平均四年才出一位。
　　 宋代３名进士:袭盖卿,南宋理学大师朱熹高足，因“庆元党禁”，朱熹被逐，袭氏退居故里，设馆授徒。迨朝庭解除学禁，袭氏重被起用，调国子司成。王居仁曾执经理学大师张南轩之门，后绝意仕进。二氏同隐林泉，在南门外双蹲石前研讨学问。分地设坛讲学：袭氏在双蹲石前建芹东书院（后改名双蹲书院）；王氏则在西门外锡爵塘建鹅湖书院，开常宁一代学风, 《中国人名大辞典》都有传。中国读书人,最易受政治气候影响，古今如此，概莫能外。有位外迁户许介之，祖籍襄阳，落籍常宁，任衡州户椽，《宋诗纪要》中有他和著名诗人刘克庄等人的唱和。也算常宁一大文士。曾参与军事，人称其智略纵横。落常后，筑东溪书舍授徒。
　　 常宁明代知县阮志道。曾在国子监读书，当过中城兵马副指挥、华州同知，管朝邑、兴平两县事，平了农民暴动，本可再升，因不肯行贿，只得了个江西按察司经历，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还为他写过墓志。
　　 明末清初,常宁出了一家三武官:刘三湘、用亮两兄弟，兄总兵、左都督、封常宁伯，弟副将，帮助清朝扫定天下。《湖南人名辞典》和新《常宁县志》说三湘当过掾吏主簿，主簿者就是县府里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为掾吏之首，那就相当于今天县政府的主任秘书，也算是读书人了。但是据《刘氏族谱》记载，却说三湘出身行伍，民间说他是挑盐脚夫，还流传很多挑盐故事在民间。笔者认为族谱可能更真实些。但是三湘弟用亮和三湘儿子选胜确是读了书，用亮累以军功封昭勇将军，授汉中副将。选胜当了江南京口水师总兵，封荣禄大夫。最后升了福建提督，还未履任即逝去。一家人曾在常宁盛传很久。
　　 清顺治初，有位王卜之，虽然只是位廪生，却被巡抚大人慧眼识良才，特请他担任中国四大著名书院之一的长沙岳麓书院山长，一任就是七年。又一巡抚高士俊称他“屈、宋种子，于今不绝”。但是王本人却一生老死书山，未得一官半职。可玉未大成，而谤却随来，民间留传他的一个不光彩的故事：传说王卜之和一位同窗同住一间房，有晚两人换床而睡，这位同窗忽然觉有凉风习习，好像有人帮他打扇，但马上遭到扇把击头, 骂道“我是帮状元公打扇，你是何人?”从此大家都以状元公许王。 王说：“我要中了状元，首先就把我那麻婆老婆休了。”不料话被天上巡视神听到，奏明玉帝，龙颜大怒下旨：王卜之弃妻，状元移陕西。
　　 故事流传民间六百多年，且不说是否真有其事，可见古人对道德之重视，同时亦见人言可畏。有人说，常宁人好窝里斗，不如说越不开发的地方越爱窝里斗。
　　 段昌总:清康熙32年举人，蝉联容县、即墨两地知县。 为官廉明，豪猾之徒敛迹。有年大饥，段拟发仓赈济。属吏建议先请示层峰，等到批示后再行。段说：“若等报准，往返需时，饥民就会饿死了。”便开仓放粮，全活无数。但是段也因此罢了官。可即墨的老百姓如失父母,立生祠纪念他。这种先为民想， 不计个人安危荣辱的清官，像他这类人物，就是中国传统道德型的读书人的典范。
　　 昌总子段梧生，自幼有奇才。清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科试，洋洋数万言，倚马立就，获第一，名因大噪。因守父丧未能再试，发愤著作。他的文章，原县志、族谱皆有存留。至今民间犹传他在岳父家一幅对联故事，显见其才思敏捷：有次梧生在蓝江岳父家作客，岳父试其文才，特出一联以对：
　　 　录竹有荫缘栖凤
　　 录竹园乃梧生住地，联意指梧生的福荫，因有我的爱女去了。梧生即口回答：
　　 　蓝江无水莫留龙
　　 意即驳回岳丈你蓝江这条小溪水太小了，怎能留住我这条龙呢。丈人连呼上酒来。惜自古天才多薄命，才年40即殁。
　　 康熙45年得中进士的段献生，考授中书，转上杭知县， 有惠政。离任后，民立生祠纪念他。又佐理河务成绩卓著，迁新定知县，肃清海盗，不但不加重农民负担，反而让民安居乐业，为民请缓征渔民逋赋、豁免鱼场赔累。离任时，士民攀车苦留，没办法，只得绕道离去。归来著书甚丰。由于本人书读得好, 民间传说他是大义山开山祖师净讷二世转世。把他神化起来。中国传统凡是出有特殊人物，不是生时有异人入室，就是生后有神灵相护，或者人们捧若神明，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现其非凡之才。这种依靠神来支撑人，其实是不相信人自身的力量。
　　 还有一种传说：传他的进士是皇帝“赐”给他的。因为祠堂上和族谱里有“赐进士出身”衔几字。故事说献生的徒子徒孙都高中了，只有师父老是中不了。有次皇帝问他的弟子们学问何以这样好，弟子们异口同声答道：“我们都不如师父。”皇帝奇怪反问“怎么不见你们师父高中呢？快宣他上殿。”献生一上金殿，皇帝还没问他,他就头上冒汗如雨,讷讷说不出话来，皇帝连连挥手叫他退出。反问诸弟子？弟子答曰：“老师以一介布衣，从未见过大官，今突然见了皇上，所以害怕了。”于是皇帝就“赐”了个进士给他。其实从编故事的人来看，也太无知了。古代科举考试得来的科名，不管你才高百斗，从来都是称皇帝赐予的。
　　 清康熙53年举人朱应瑞著的《河防险要》，值乾隆诏征集遗书，身后才被巡抚发现，认为珍贵，收入《四库全书》，算是国家级的学述著作了。中国名著往往要到这个人死了以后才能认识它的价值，这说明中国读书人要想实现他的个人价值多么艰难。
　　 李继圣：历任江西万年、广丰知县。奉委审理疑案，多所平反，但也招来同僚诬陷解职。归来囊空如洗，厌倦仕途。晚年受聘掌教衡州石鼓书院。著作甚丰，惜多散失，现有《窖金论》，刊入清朝《皇朝经世文选 .礼政》中，《万年县志》犹存江西万年县。卒年72。
　　 李如湘、曹雁两人，都是乾隆时人，少时学问出众，但长期止于举人，直到年过半百，才得中进士，并进而授翰林检讨，算是锲而不舍，成了常宁早期历史上官阶最高两位。曹、李二位为了功名，读了一辈子书，令人联想小说《范进中举》和《孔乙己》中的两主人公，中了举的范进，疯了；未能中举的孔乙己，也成了废人。可怜的读书人，在科举制度中都成了受害者。中国的科举制度本来是古人为破除贵族世袭而创造的好制度，它能从平民中用考试办法选出真才实学者，而且出口到西欧一直发展成民主选官的良好制度。可中国自己历代帝王为了维持其个人的长期统治，竟然利用它变成愚民统治的法宝，不亦悲乎！
　　 张载远：清乾隆七年（1742）进士。历知湖北枣阳、枝江二县。善辨冤狱，打击豪强，百性称快。二年告病回乡，与友人结文社，号称“常宁十子”。其他九子有翰林检讨李如湘，才子王万卷，学者王万树，拔贡、临武教谕段永顼，拔贡、永明、襄阳府教谕段永隽，举人、武平知县段嵩生，孝廉李启坤，举人崔宏权,举人、江华学博段永孝,并将诸人作品集成名《常宁十子集》。
　　 清朝用武力夺取天下后，通过顺治、康熙两代六十余年的致力社会安定,让民休养生息，经济文化都得到一定发展,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使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到乾嘉时代，算是清朝鼎盛时期。常宁也在这时候出了一大批科举人物，成了常宁历史上文风盛世。
　　 王万树虽未做官，但是位学者。尝叹湖南南方，文献湮没，遍游历郡故迹，孜孜讲求考证，从炎帝讫周昭，编著成《衡湘稽古录》五卷；又继续据正史，自秦以来，有涉湖南沿革者，编年纪下，名《湖南春秋》。才编到隋、唐以下，还是个草稿，没有完成，便吐血身亡。他的儿子国牧续成，更名《湖南阳秋》。当时并未引人注目，两书到身后才分别被采入 《清朝耆献类徵》和《四库提要》。王国牧还再编《湖南阳秋续篇》13卷，叙元以后事。不为名牵利诱，书生可贵。
　　 清初有两位书读得好的和尚，就是湘南名寺至圣寺长老。寺院群山环抱，环境幽静，规模宏伟,栋宇轩昂，俗称大义山寺者,该寺首建的开山佛祖净讷，康熙九年，受邀赴淅江主讲佛法。明末进士智赞，逃禅成为净讷高足。民间传说他曾是位知府，在审案中冤判了一庄丫环偷鸡蛋案子。有晚，躺在床上，在模糊的灯光下，发现老鼠偷鸡蛋，一只仰面抱着鸡蛋，另一只老鼠含着抱蛋鼠的尾巴，一路拉到洞里去了。他才醒悟老鼠竟能这样偷蛋，自己判错了。便挂冠出家，以赎罪过。事虽不见经传, 但故事已在常宁民间流传四百余年，也算百姓对这位知过能改的官员的谅解。
　　 到咸丰年间,常宁举人唐训方考了几届进士未中，正失意间,值太平军起，在“王侯将相能有种乎”的振起下，投笔从戎。率常宁500丁壮，组成“训字营”。唐从营官起，历授知县、 知府（因人在军营，二职未履任）、督粮道、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直到安徽巡抚。刚周年，因故降湖北按察使，又进而代巡抚、转授直隶布政使。直隶总督命训方总理营务、兼控练军, 守定州。两年后才乞假归。唐率众数千，八成是常宁人。从军15载，大小200战，杀敌数万，军中常宁人以功升官职者数百。 这又能否算是国家不幸常宁人物盛呢？唐氏以一位儒将，战争中素以智取，但也有猛勇之时，获过清朝“奇齐叶勒特依巴图鲁”勇士荣称。诰授全衔“荣禄大夫、振威将军、兵部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巡抚安徽、奇齐叶勒特依巴图鲁。”创常宁有史以来官阶之最，名标《清史》。人之成就，固在真学问，但机遇与胆量还是关键的。著作主要有《唐中丞遗集》。唐氏之起家，主要是镇压太平天国之力，过去都说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是汉奸、叛徒，依笔者观之，如果真要洪氏掌玺，则中国人民之受灾，与满族又有何异哉。
　　 在唐氏身后，又流传一则故事，谤随誉来。说他贪污了一笔大军款，上面派彭玉麟来查访，他就把这笔钱移建培元塔了。百余年流传不息，真假与否，谁也不能与他对簿公堂。是真有其事，而被中国封建官僚体制之弊病──不讲民主掩蔽了呢？抑是红眼病作怪，常宁人爱窝里斗呢？危言偏降名人身,不可畏乎！
　　 1962年笔者有<登培元塔>诗感此一事：
　　 　　金桥建塔几经秋　　塔健人非江自流
　　　 　　美誉只缘为己讳　　恶声谁识更长留
　　　　 　五桥外接宜阳镇　　二水中分谷氏洲
　　　　　 信是登高能远望　　劝君更上一层楼
　　 到光绪末，常宁出了位翰林王安邦，要算是常宁末届翰林。王散馆后被分到刑部任主事，充山西司主簿。光绪三十一年，正当国民革命军在广东闹得热火朝天之际，王氏偏在这时候以道员外用，加三品衔，被分到广东总办全省学务，兼广东军医学堂总办及陆军学堂监督。不久调任武职──总办全省水陆巡防营务兼缉捕总局。光绪三十三年调高雷阳兵备道继而广肇罗分巡道，专司镇压革命军。其时，清庭已经四面楚歌，革命正是光芒四射。以王氏之才，可当英雄，而英雄可造时势；就当时之势，时势亦可造英雄。如能反戈一击，不失为英雄之举。惜一直守到清庭退位,衣锦零落归来。返乡后仍主讲双蹲书院。此前， 王氏先后已三次主讲双蹲书院连此次计十余年，倡办合江学堂。民国九年，自衡阳避匪乱归来病逝。著作虽丰，叹当时军阀混战,土匪蜂起,王氏又逃难衡州。著作都未付梓散失，亦常宁文化遗产的损失。常宁每经一次较大巨变，就要损失大批文化遗产。直到当代，都难逃这个可怕的循环。
　　 欧三拱：（1860─1929）常宁末届武进士。钦点慈禧太后御前侍卫，銮仪卫兼神武行走。慈禧爱其武功，但不知他的胆略如何，特设一计试他。一次宴会，当欧氏端上酒杯，外面突然一声炮响，酒杯惊落。终因有勇无胆，没派上大用场。后被选入陆军将弁学校学习，发浙江衢州镇标中营守府。人传武进士不善文，其实笔者在《欧氏族谱》上看到他的文章还写得很不错。
　　 秦三元：（1831─1901）洋泉严冲人。生来魁梧高大，食量过人。家贫没读书，投军任伙夫。因偶然救了清将胡林翼而得胡赏识器重，累迁至岳州参将，湖北抚标中营参将,授花翎副将衔,享二品顶戴，封振威将军。胡知其纯朴忠义,免予打仗， 特于岳阳设参将府署，置有鼓乐，显赫一时。秦氏感到自己缺乏文化，抽闲聘名师教授。便通晓诗文，从文盲而成儒将矣！有两个故事为证：一次、众官设宴饯行一官员，有倡赋诗送别，有意难秦。秦氏从容口占：
　　 诸位吟诗来送别 我攀杨柳将枝折
　　 隔江一片蓼花红 尽是离人眼中血
　　 众人莫不惊其句冠群伦。但也有人评他末两句虽佳，而前二句不雅。在另一次宴会中，文官们又倡即兴吟诗，他们的诗里多有轻视武职之意，秦氏指着檐前麻雀道：
　　 一个一个又一个 凤凰何少雀何多
　　 太平皆食皇家禄 急难何人执干戈
　　 有意为难者自讨没趣退下。
　　 秦三元致仕归来，坐船至衡州，知府率文武官员设宴为秦洗尘。值逢湘江暴涨，有人邀秦“潇湘门观洪”。秦氏题诗说：
　　 一河大水涨茫茫 两只船儿傍岸航
　　 谁把洞庭移到此 教人何处觅潇湘
　　 其意境均高人一等。前两句是较平淡，甚或俚俗，然后二句，则奇军突出，隽永超群。
　　 考有清以来，常宁先后出了刘三湘、秦三元、欧三拱三位将军，虽说都是武官，不论原来读书多少，但后来能够补上文化一课，也不失为有志竟成。
　　
　　 结束语
　　
　　 自宋迄清，常宁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步履何其艰难缓慢！迄今已知直到清朝咸、同之间，才出了易、阳两个首富，这两户还是从帮人挑脚到自己贩卖鸦片起的家，发到田亩上千而已。考其原因，除了地理环境闭塞，民智不开，社会动乱频仍外，重要原因还是产出读书人太少，即使有些读书人也多是些代圣贤立言，不能发挥他们的创新能力。或者终身游戏于文字之中，得个文士之誉，了此一生。于国无补，于民无益。常宁近千年来兵事不断，几乎几换人种，（如宋代汉、瑶血战，明代洪武血洗等等）人都发展不了，更何谈读书人的发展。更何谈社会的发展。
　　 宋代常宁已经发展到99,031人，元代就下降到69,420人，到了明朝洪武初就只有7,699人了，还是军人占了半数多，古称“洪武血洗”，从江西大批移民来此，总人口都或死、或逃了９０％，还有多少读书人呢？自宋及清光绪前共９５５年间，进士、举人高学位的读书人，只有２１６人，平均每四年才产生一位。而自然科学的人才，仅有一位朱应瑞，他写了《河防险要》一书，列入了国家《四库全书》。
　　 这些已经不多的读书人，又多是道德型，也有一点才子型。多数官虽不大，但能够流传下来的，还是为社会作了些有益的贡献，替后人提供了有益的人生经验。不过道德型在历史上固然有其和谐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的重要价值，但是太偏重于儒家道德，形成道德至上论。而儒家道德，以尊长辈，敬上级为至上，所谓百行孝为先，而忠就是孝的扩大化。这种儒教规则实际是从家族中提炼出来，再融化、固定于家族之中，把哪些儒家规则更具体化、秩序化和可操作性了。
　　 中国人称“国家”，国就是家的扩大化。如果说儒教算是一教，则大大小小的家族，可算是儒家中的大大小小的网络。族长掌握了家庭和家族的绝对权力，而国家至高无上的皇帝，更利用儒教赋予皇帝的绝对权威，利用家族这张密密的网控制哪些如党派的家族及其成员，读书人成了儒教的布道者：为圣贤立言，为皇帝效力。读书人都无条件地服从他们，不准越雷池一步。扭曲了读书人的个性，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得更加僵化了。何谈人的发展，何谈创新？社会只能是蜗居爬行了。即使有创新意识的读书人，只要触犯了族长、皇帝们的权威，再有能量的人才，不是埋没于郊野，必将惨死于朝纲。虽然中国古代也出了几个像包拯、海瑞哪样的忠谏之臣,说到底还是委婉曲折地利用了对权威者帮忙的形式，才能稍有成效。
　　 也许道德可以更新，但是道德是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还是农耕社会时代，新的道德是无从产生的。当然有了新的经济基础，产生了新的道德，一旦形成了风气，也会感染其他人去遵守的。但是一个风气的形成，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产生普遍效果的。有了新道德，没有健全的法制，道德也是难以让多数人奉行的。因为道德建立在人的自愿基础上，而法律是带有强迫性的。当有人连法律制约都不顾时，他还会自觉遵守道德吗？如果法律是真正民主的，执行又是公正的，经济竞争又是公平的，这个法律本身已经含有道德在内了。否则，德治理想社会也是难以凑效的，甚至有时还容易造成弄虚作假；甚至还会对革新带来阻力。
　　 可怜的读书人，虽然掌握国家命运者是真正的读书人，却往往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这才是真正的封建流毒。以致经济长期滞缓，摆脱不了贫困，不能不引为历史反省。
　　 直到清代道光２０年（1840），鸦片战起，外人船坚利炮打来，国门才被动遂渐开放：废止科举，兴办学堂，一大批留学生回来，传入新思维，才结束清朝的统治。但真要破除那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还是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其间虽然也曾有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但是他们仍然是以封建反封建，自然走不出这个循环的怪圈。一国一县之强，科技方面的知识分子固然重要，但是思想没有更新，社会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的。真要了解现在，必须彻底了解中国历史。而只有彻底了解了过去，而不是只了解皮毛，则对于今天的价值才是更大的。这些问题属于以下章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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