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宁市政府大楼东南边的李家山,曾是茅草和灌木的“王国”,它们自由疯长,人半蹲着便能感受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情。如果不是要在这片山坡上新建一个学校,可能谁也不会知道,脚下的土层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
2014年7月下旬,常宁市文物管理局受湖南省文物局委托,对位于李家山的“振安学校”项目建设工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7座汉代古墓,是常宁市有史以来发现汉墓最多的一次。随后,考古人员对墓葬文物进行了耐心地整理和研究,有不少新的历史发现。 发现6座砖室墓、1座土葬墓 一边是繁华的城市,一边是静静流淌的宜水,李家山位于其间,这片黄土地上原本生长着茂密的茅草。常宁市文物局的考古人员拨开表层,一连发现了7座汉墓,其中6座是砖室墓、1座土坑墓。 中国古人有一个理念:事死如事生。生为阳,死为阴,生前住的房子叫阳宅,死后住的“房子”叫阴宅。所以,古人死后竭力将墓葬营造出一个人间化的场景。汉墓多为砖室墓,也就是用青砖在地下建一个房子一样的墓室,“房子”屋顶是拱形的券顶。 7座墓葬形制不同,各有其特点,因建设施工和历史上的破坏,墓室、甬道、劵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编号为M2、M3、M5的砖室墓保存较为完好。 编号M2的砖室墓位处于石洲小学老校址院内,墓顶露出地表,墓顶基本破坏。为长方形砖室单劵顶墓,墓向东南朝西北。墓壁用青砖横向垒砌而成,用二层长方形青砖封墓门,上部均用楔形砖排列形成单劵拱,墓底用青砖横向铺砌,基本为长方形,部分为残短青砖。墓室青砖大多为长方形,墓室两侧墓壁距墓底60厘米处留有凹槽,墓底有黑炭颗粒分布,墓室墓壁青砖侧面均有多层菱形几何纹饰。随葬器物大多分布于甬道口两侧及墓室中间两侧。墓室被一棵大树挤压,导致甬道及劵拱门变形严重,墓室器物部分遭到破坏。 编号M3的砖室墓,北距M2不到200米,为长方形砖室单劵顶墓,墓向东南朝西北。砖室墓在石洲村民迁坟时被破坏,墓室后半部有明显挖掘机的施工痕迹。墓室青砖均为长方形,侧面墓壁砖呈单线菱形几何纹饰。随葬器物分布与墓室前侧及甬道口。 编号M5砖室墓,原山包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办砖厂被铲平,表土层已破坏,地势降低,墓葬暴露于地面,为长方形砖室多层劵顶墓,带有土式墓道,平面呈“凸”形,墓向,坐东朝西向。墓室早期遭到破坏,墓壁用青砖横向双层横向垒砌而成。墓底四周低于墓室中部,形成凹槽。墓道口用双层青砖封砌封门墙,墓底横向铺地砖。墓壁四周均饰条状三角形几何纹饰。随葬器物多分布在甬道口及墓室前两侧。墓葬形制保存完整,但墓室及墓道口有盗洞痕迹。 编号M4土坑墓,墓向坐东南朝西北。墓室遭到破坏,从土坡壁上残留墓宽,仅保留南北西墓壁,随葬器物多暴露在墓室中部两侧。 一座是西汉墓,其余墓葬年代界定为东汉 此次发掘中,共出土器物 58 件,其中陶器39件,有罐、灶、釜、仓、鸡埘、豆、钵等各种类型;青铜器类2件,铜蟭壶;铁器类9件,铁釜、铁釜架、铁剑、铁标、铁钳;银戒指1枚;绿松石饰品,6颗;钱币类:“大布黄千”钱币1枚,五铢钱若干。 从墓葬形制来看,墓葬劵顶分单劵和双劵拱,墓顶均采用楔形砖,墓葬封门墙均为弧形拱状,墓室内青砖侧面几何纹饰为东汉时期流行纹饰。尤其是M5号墓,墓葬形制最具有时代特点,在墓中发现的“大布黄千”钱币的时代来推断,M5墓葬形制为东汉时期早期。“大布黄千”钱币是王莽篡汉, 西汉灭亡,成立新朝时铸造的一批古钱币 从M4土坑墓葬制的地形来看高于周围砖室墓,考古人员据历年长沙考古汉代发掘简报对比,墓葬自战国至汉墓分布山丘一般由高向山腰分布。由此判断M4为西汉时期。 从器物组合来看,灶、仓、豆、釜、埘、硬陶罐、软陶罐等随葬器物组合,为东汉时期墓葬中较为常见的随葬器物。其中,一些陶罐与1996年常宁庙前泉井东山岭东汉墓出现的陶罐形制相同,出土的铜蟭壶的形制与2010年常宁宜水新城项目工地出土的铜蟭壶同出一折。土坑墓出土器物与西汉时期器物相同。 考古人员综合上述对比分析,M4砖室墓的年代应为西汉时期,M3、M5,M2可能为东汉早期较为妥当。 均为民间墓葬,其中一位墓主是女性 此次发掘的4座砖室墓形制较小,结构简单,随葬器物多为冥器,仅有部分为实用器,应为一般平民墓葬。其中,M2中出土一枚银戒指,推测墓主可能为女性。其他墓主均为男性。 据介绍,在已发表的湖南及湘南地区汉代中小型墓葬资料中砖室墓带土坑式墓道属少见,此次发掘汉代墓葬虽然保存现状较差,但出土了相对较为丰富和较为完整的器物组合。 尤其是出土的“大布黄千”钱币及墓葬形制的特殊性,为研究湖南地区汉代墓葬形制的演变及常宁汉代经济、人文状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料和实物资料。其中出土的西汉王莽时期铸造“大布黄千”铜钱币,填补了常宁西汉末年王莽时期钱币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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