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宁 天堂脚印

　这是一部民间野史，这是一部年过古稀老人用现代化的工具——电脑、蹲在茅房用了16年写的书，这是一部从人们嘴里抢救的口述历史。（除了有些数据是从省志、府志、县志、族谱找来的外。）这是一部述说一个地方的人们追求天堂的真实脚印。
　　“天堂”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向往理想的美满地方，无独有偶，常宁有座最高的山名叫“天堂山”（海拔1265米）。“常宁”，也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和谐环境，可美满却并未进入“天堂”，而常宁自有史以来也很少“常宁”。但是有了这四个字，到底给常宁人们带来了希望，而且世世代代都一直向这两个目标奋进。你能了解我们的历代前人向“天堂”走了多少里程吗？你能了解我们的历代前辈在向“天堂”路上是怎么走的吗？不了解前人艰辛的脚印，是数典忘祖；不了解先人是怎么走的，是盲人瞎马。
　　笔者生于斯，长于斯，又已老于斯，离休后，心想一个人既已懵懵懂懂而来，总不能再懵懵懂懂而去，从花甲残年开始，拖着老病，蹲在十平米的茅房，困难可想而知：查档案，酷暑汗裤裆；觅族谱，串村崎岖道；学电脑，厕所背五笔；捕创意，几回惊酣梦；伏书案，鸡窗伴孤灯；卧病榻，正是读书时。纵心力交悴，形槁影枯，亦在所不惜。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已！”
　　终以16个应该休息之年，日以继夜，写成这部五十万字的地方野史，名曰《天堂脚印》。上至有足迹可寻的宋代开始，下迄投笔的1999年止。
　　 我的写史观点，是从“社会发展观”出发，而不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出发。因为后者不符合整体社会发展的规律。遗憾的我们这一代深受浸染，数十年力没少下，汗没少流，苦没少吃，忠没少效，天光看鱼篓，仍然是点虾公细鱼，囊中羞涩。全书近似资料长编，有时亮些个人总结史料后的观点。这样做对于学者有所稗益，对于一般读者，更可增加感性认知。
　　
　　书成得出常宁四个历史时期总体情况看法：
　　清代及其以前：几换人种，蜗居爬行；
　　中华民国在大陆38个年头：国无宁日，何谈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征鞍不解，舍命盲干：
　　改革开放20年：特列有轨，初程凯歌。
　　
　　 常宁四个历史时期社会的主流思潮：
　　清代及其以前：道德型
　　中华民国在大陆38个年头：道德挣扎、民主争立的转轨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驯服型。
　　改革开放20年：追求实现自我价值型。
　　
　　从开头《常宁读书人的脚印》篇，得出“真正掌握社会发展命运的人是读书人，但是中国的读书人却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呼喊吧“读书人万岁！”
　　如果说开头篇是对读书人总体的概述，第二篇《寻火之旅》，则是从具体的述说一个读书人一生追求真理的艰难足迹。相继就是一个地方的政治、人文、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兵事和掌故等人物活动的载体。
　　
　　经费自筹，我并非大款，也无高薪，且蜗居在30平米的一室一厅，而书房，还是十来平米阴暗潮湿的茅房。1999年春节，市纪委书记来舍慰问，触景感曰：“萧老在物质财富上算是清贫的，但是在精神财富上却是富有的。”市政法委书记慰问见状动情曰：“萧老虽然居住简陋，但心里是踏实的；而有人虽然住得豪华，心里是不安的。” 但愿一滴水可以照出太阳的光辉，则甚幸矣！
　　
　　 萧一湘谨识 原序是1999年写，2005年修改
　　
　　
　　
　　附录：
　　摘录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于2000年9月25日给作者来信一例：
　　
　　“大作《天堂脚印》已拜读。遵文部长嘱托，给您简短复信如下：
　　您离休之后，一直笔耕不止，收集常宁地方史实，总结历史兴废
　　的经验教训，思考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及当今改革开放之大事，
　　凝十六年心血写成五十余万言的《天堂脚印》一书，真是难能可
　　贵！书中充溢的爱国爱乡之情，忧国忧民之心，令我们十分感佩！
　　对您书中的大部分观点，我们基本赞同，特别是您的一些独到的真
　　知灼见，我们阅后很受启发。在此，谨代表文部长并以本处的名义
　　向您致敬！”
　　
　　序完
　
　　
　　
　　 读书人的脚印
　　——以湖南省常宁市一地为视角
　　
　　导 言
　　
　　 人和禽兽的区别在于一个求知欲望
　　
　　 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笔者认为对这个“几希”的理解不仅仅放在伦理上，而且放在求知欲上，就可以说人和动物在食、性上是一样的，人只不过多了个求知欲望而已。把人类求知中所得的智慧结晶不断传承下来以资世用，就靠书籍，于是读书人就是有知识的人，会用知识的人，才能推进社会文明进步。
　　 毛泽东有诗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 ”人猿揖别，从磨石头的石器时代进入铜器时代，不知磨过了亿万斯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短短50年，已经人登月球，车行火星，硅谷大大缩短了宇宙的时空距离。这两个时差产生的物差之巨，不就是知识发展速度的结果吗？
　　 肌肉是有限能源，而大脑是无限能源。知识是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标准。
　　 方今世界是竞争的世界，一切政治、军事之竞争，归之于经济的竞争，而经济之竞争，又归之于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实归之于人才的竞争。如果说在封闭的人耕牛拉的农业社会时代,几百年还难看出社会的重大变化时,知识滞后一点，还不容易明显看出知识的非常价值的话，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20世纪末,现在发达国家,体力劳动的蓝领阶层的人正在逐渐加少，而脑力劳动的白领阶层的人，已经越来越多，所谓现代化，实际就是让人们从体力劳动型向脑力劳动型转化。人才落后，国家就有灭亡、人民就有沦为奴役的危险,这已经不是再需要去证明的公理。
　　 对于一个不注重人才资源的国家来说，所有其它的资源都等于零，像手捧金饭碗的人还要讨吃一样；所有富民强国的良策也是行而不通，像歪嘴和尚念不出好经一样，甚至还要有负增长的危险。中国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运动”，不就是一场大破坏物资和人力资源的盲动吗?1966年发起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就是一场大乱思想的运动吗?这两次运动,都是和“愚昧无知”处在一个同心圆上，所交的“学费”还不够昂贵吗！所以要想达到充分优化、利用自然和社会一切资源，实现现代化，只有靠真才实学的人才才能达到。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连农民也必须先取得农民合格证才能准许他有使用土地的权利，以免浪费地球上有限的资源。
　　 反思中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浩劫里，用诡辩的谬论，硬说什么读书越多越愚蠢，读书越多越反动，而不读书的人才是最有知识的人，不但有知识的人无用武之地，反而遭到摧残，原来因贫穷等种种原因而没有读书机遇的人或者书读得少的人，也成了受害者，国家民族受害犹烈，他们妄图把人们带进荒蛮的原始社会去。
　　 邓小平一锤定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人们才逐渐梦醒。如果说“万岁”不只是皇帝的专利呼称，而只是代表欢呼的符号，应该倒过来这样喊:“读书人万岁”!笔者试用社会发展观从常宁读书人走过的脚印来探索中国现代化应该怎样实现，因为事无巨细，一靠少数决策精英，二靠大多数执行精英，遗憾的在中国掌握社会发展命运的读书人，往往却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因此研究精英们的命运，就非常必要了。
　　 现在将常宁分四个时期来谈：清代以前士人掠影；中华民国时期的读书人（一）（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读书人（一）（二）。
　　
　　　 第一章 清代以前士人掠影
　　
　　 常宁地处湖南之南，古为南蛮之地。自楚人进入，历为瑶、汉纷争之所，战乱频仍。唐以前的县城都多次变动，故宋以前读书人的脚印，可能就灰飞烟灭了。国史县志都不见记载，现在只能从宋代谈起。
　　 文不见宰相，武不出元帅，学位不到状元。
　　 据《同治县志》记载的进士、举人分朝代统治长短，人口多少，列表比较如下：
　　
　　 朝代年数　　　 人　　口　　进士　 举人
　　 　宋代321年 　　99,031 　25 73
　　 　元代98年 69,420 　　 　10 7
　　 　明代277年 7,000左右 　　 4 24
　　 　清光绪前259年 300,000 10 63
　　 　合计 955年　 49 167
　　 注：本节人口资料来于常宁老县志，宋、元未说明具体时间。明洪武24年（1391年）为7699人，军民户在内，下同。军队人口且多于居民人口一半以上，到永乐10年（1412），只剩有 5887人， 前人叫为洪武血洗，以后都在七、八千之间。到康熙50年，定为以后新增人口永不加赋，到清雍正9年(1731)，300余年后，增加到53871人，增加了8倍，这里有因居民为逃税而隐瞒人口于是黑市人口报出来了的原因，但是到嘉庆4年（1799）已发展到309671人。清代因缺光绪后的7年资料，这7年数，也就没有计算在内。
　　
　　 古县志说:“南方文明之像，而士少宦情，宁邑尤甚。 故垂之竹帛者寥寥也，然以笃实为精华，宗经明道之士，节廉孝弟之行，盖亦顶臂相从矣！”（摘自清嘉庆常宁县志十八。人物志）
　　 族谱说:“余邑僻在衡岳，潇湘之阳，处九嶷之麓，当荆南、黔、粤之交,岭岑崔嵬，穹窿幽邃，郁挠而不得少舒。 自古伟人杰士,未尝出于其间。独疏狂落魄之士，稍稍见之。 （摘自民国15年李氏五修宗谱）
　　 古人把出人才少归咎于地理上的原因，因为常宁西南环山,东北绕水,交通闭塞，民智不开，历史上就出人才少嘛！ 从上表看,清光绪以前955年之多，出高学历的人只有216人,平均四年才出一位。
　　 宋代３名进士:袭盖卿,南宋理学大师朱熹高足，因“庆元党禁”，朱熹被逐，袭氏退居故里，设馆授徒。迨朝庭解除学禁，袭氏重被起用，调国子司成。王居仁曾执经理学大师张南轩之门，后绝意仕进。二氏同隐林泉，在南门外双蹲石前研讨学问。分地设坛讲学：袭氏在双蹲石前建芹东书院（后改名双蹲书院）；王氏则在西门外锡爵塘建鹅湖书院，开常宁一代学风, 《中国人名大辞典》都有传。中国读书人,最易受政治气候影响，古今如此，概莫能外。有位外迁户许介之，祖籍襄阳，落籍常宁，任衡州户椽，《宋诗纪要》中有他和著名诗人刘克庄等人的唱和。也算常宁一大文士。曾参与军事，人称其智略纵横。落常后，筑东溪书舍授徒。
　　 常宁明代知县阮志道。曾在国子监读书，当过中城兵马副指挥、华州同知，管朝邑、兴平两县事，平了农民暴动，本可再升，因不肯行贿，只得了个江西按察司经历，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还为他写过墓志。
　　 明末清初,常宁出了一家三武官:刘三湘、用亮两兄弟，兄总兵、左都督、封常宁伯，弟副将，帮助清朝扫定天下。《湖南人名辞典》和新《常宁县志》说三湘当过掾吏主簿，主簿者就是县府里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为掾吏之首，那就相当于今天县政府的主任秘书，也算是读书人了。但是据《刘氏族谱》记载，却说三湘出身行伍，民间说他是挑盐脚夫，还流传很多挑盐故事在民间。笔者认为族谱可能更真实些。但是三湘弟用亮和三湘儿子选胜确是读了书，用亮累以军功封昭勇将军，授汉中副将。选胜当了江南京口水师总兵，封荣禄大夫。最后升了福建提督，还未履任即逝去。一家人曾在常宁盛传很久。
　　 清顺治初，有位王卜之，虽然只是位廪生，却被巡抚大人慧眼识良才，特请他担任中国四大著名书院之一的长沙岳麓书院山长，一任就是七年。又一巡抚高士俊称他“屈、宋种子，于今不绝”。但是王本人却一生老死书山，未得一官半职。可玉未大成，而谤却随来，民间留传他的一个不光彩的故事：传说王卜之和一位同窗同住一间房，有晚两人换床而睡，这位同窗忽然觉有凉风习习，好像有人帮他打扇，但马上遭到扇把击头, 骂道“我是帮状元公打扇，你是何人?”从此大家都以状元公许王。 王说：“我要中了状元，首先就把我那麻婆老婆休了。”不料话被天上巡视神听到，奏明玉帝，龙颜大怒下旨：王卜之弃妻，状元移陕西。
　　 故事流传民间六百多年，且不说是否真有其事，可见古人对道德之重视，同时亦见人言可畏。有人说，常宁人好窝里斗，不如说越不开发的地方越爱窝里斗。
　　 段昌总:清康熙32年举人，蝉联容县、即墨两地知县。 为官廉明，豪猾之徒敛迹。有年大饥，段拟发仓赈济。属吏建议先请示层峰，等到批示后再行。段说：“若等报准，往返需时，饥民就会饿死了。”便开仓放粮，全活无数。但是段也因此罢了官。可即墨的老百姓如失父母,立生祠纪念他。这种先为民想， 不计个人安危荣辱的清官，像他这类人物，就是中国传统道德型的读书人的典范。
　　 昌总子段梧生，自幼有奇才。清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科试，洋洋数万言，倚马立就，获第一，名因大噪。因守父丧未能再试，发愤著作。他的文章，原县志、族谱皆有存留。至今民间犹传他在岳父家一幅对联故事，显见其才思敏捷：有次梧生在蓝江岳父家作客，岳父试其文才，特出一联以对：
　　 　录竹有荫缘栖凤
　　 录竹园乃梧生住地，联意指梧生的福荫，因有我的爱女去了。梧生即口回答：
　　 　蓝江无水莫留龙
　　 意即驳回岳丈你蓝江这条小溪水太小了，怎能留住我这条龙呢。丈人连呼上酒来。惜自古天才多薄命，才年40即殁。
　　 康熙45年得中进士的段献生，考授中书，转上杭知县， 有惠政。离任后，民立生祠纪念他。又佐理河务成绩卓著，迁新定知县，肃清海盗，不但不加重农民负担，反而让民安居乐业，为民请缓征渔民逋赋、豁免鱼场赔累。离任时，士民攀车苦留，没办法，只得绕道离去。归来著书甚丰。由于本人书读得好, 民间传说他是大义山开山祖师净讷二世转世。把他神化起来。中国传统凡是出有特殊人物，不是生时有异人入室，就是生后有神灵相护，或者人们捧若神明，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现其非凡之才。这种依靠神来支撑人，其实是不相信人自身的力量。
　　 还有一种传说：传他的进士是皇帝“赐”给他的。因为祠堂上和族谱里有“赐进士出身”衔几字。故事说献生的徒子徒孙都高中了，只有师父老是中不了。有次皇帝问他的弟子们学问何以这样好，弟子们异口同声答道：“我们都不如师父。”皇帝奇怪反问“怎么不见你们师父高中呢？快宣他上殿。”献生一上金殿，皇帝还没问他,他就头上冒汗如雨,讷讷说不出话来，皇帝连连挥手叫他退出。反问诸弟子？弟子答曰：“老师以一介布衣，从未见过大官，今突然见了皇上，所以害怕了。”于是皇帝就“赐”了个进士给他。其实从编故事的人来看，也太无知了。古代科举考试得来的科名，不管你才高百斗，从来都是称皇帝赐予的。
　　 清康熙53年举人朱应瑞著的《河防险要》，值乾隆诏征集遗书，身后才被巡抚发现，认为珍贵，收入《四库全书》，算是国家级的学述著作了。中国名著往往要到这个人死了以后才能认识它的价值，这说明中国读书人要想实现他的个人价值多么艰难。
　　 李继圣：历任江西万年、广丰知县。奉委审理疑案，多所平反，但也招来同僚诬陷解职。归来囊空如洗，厌倦仕途。晚年受聘掌教衡州石鼓书院。著作甚丰，惜多散失，现有《窖金论》，刊入清朝《皇朝经世文选 .礼政》中，《万年县志》犹存江西万年县。卒年72。
　　 李如湘、曹雁两人，都是乾隆时人，少时学问出众，但长期止于举人，直到年过半百，才得中进士，并进而授翰林检讨，算是锲而不舍，成了常宁早期历史上官阶最高两位。曹、李二位为了功名，读了一辈子书，令人联想小说《范进中举》和《孔乙己》中的两主人公，中了举的范进，疯了；未能中举的孔乙己，也成了废人。可怜的读书人，在科举制度中都成了受害者。中国的科举制度本来是古人为破除贵族世袭而创造的好制度，它能从平民中用考试办法选出真才实学者，而且出口到西欧一直发展成民主选官的良好制度。可中国自己历代帝王为了维持其个人的长期统治，竟然利用它变成愚民统治的法宝，不亦悲乎！
　　 张载远：清乾隆七年（1742）进士。历知湖北枣阳、枝江二县。善辨冤狱，打击豪强，百性称快。二年告病回乡，与友人结文社，号称“常宁十子”。其他九子有翰林检讨李如湘，才子王万卷，学者王万树，拔贡、临武教谕段永顼，拔贡、永明、襄阳府教谕段永隽，举人、武平知县段嵩生，孝廉李启坤，举人崔宏权,举人、江华学博段永孝,并将诸人作品集成名《常宁十子集》。
　　 清朝用武力夺取天下后，通过顺治、康熙两代六十余年的致力社会安定,让民休养生息，经济文化都得到一定发展,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使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到乾嘉时代，算是清朝鼎盛时期。常宁也在这时候出了一大批科举人物，成了常宁历史上文风盛世。
　　 王万树虽未做官，但是位学者。尝叹湖南南方，文献湮没，遍游历郡故迹，孜孜讲求考证，从炎帝讫周昭，编著成《衡湘稽古录》五卷；又继续据正史，自秦以来，有涉湖南沿革者，编年纪下，名《湖南春秋》。才编到隋、唐以下，还是个草稿，没有完成，便吐血身亡。他的儿子国牧续成，更名《湖南阳秋》。当时并未引人注目，两书到身后才分别被采入 《清朝耆献类徵》和《四库提要》。王国牧还再编《湖南阳秋续篇》13卷，叙元以后事。不为名牵利诱，书生可贵。
　　 清初有两位书读得好的和尚，就是湘南名寺至圣寺长老。寺院群山环抱，环境幽静，规模宏伟,栋宇轩昂，俗称大义山寺者,该寺首建的开山佛祖净讷，康熙九年，受邀赴淅江主讲佛法。明末进士智赞，逃禅成为净讷高足。民间传说他曾是位知府，在审案中冤判了一庄丫环偷鸡蛋案子。有晚，躺在床上，在模糊的灯光下，发现老鼠偷鸡蛋，一只仰面抱着鸡蛋，另一只老鼠含着抱蛋鼠的尾巴，一路拉到洞里去了。他才醒悟老鼠竟能这样偷蛋，自己判错了。便挂冠出家，以赎罪过。事虽不见经传, 但故事已在常宁民间流传四百余年，也算百姓对这位知过能改的官员的谅解。
　　 到咸丰年间,常宁举人唐训方考了几届进士未中，正失意间,值太平军起，在“王侯将相能有种乎”的振起下，投笔从戎。率常宁500丁壮，组成“训字营”。唐从营官起，历授知县、 知府（因人在军营，二职未履任）、督粮道、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直到安徽巡抚。刚周年，因故降湖北按察使，又进而代巡抚、转授直隶布政使。直隶总督命训方总理营务、兼控练军, 守定州。两年后才乞假归。唐率众数千，八成是常宁人。从军15载，大小200战，杀敌数万，军中常宁人以功升官职者数百。 这又能否算是国家不幸常宁人物盛呢？唐氏以一位儒将，战争中素以智取，但也有猛勇之时，获过清朝“奇齐叶勒特依巴图鲁”勇士荣称。诰授全衔“荣禄大夫、振威将军、兵部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巡抚安徽、奇齐叶勒特依巴图鲁。”创常宁有史以来官阶之最，名标《清史》。人之成就，固在真学问，但机遇与胆量还是关键的。著作主要有《唐中丞遗集》。唐氏之起家，主要是镇压太平天国之力，过去都说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是汉奸、叛徒，依笔者观之，如果真要洪氏掌玺，则中国人民之受灾，与满族又有何异哉。
　　 在唐氏身后，又流传一则故事，谤随誉来。说他贪污了一笔大军款，上面派彭玉麟来查访，他就把这笔钱移建培元塔了。百余年流传不息，真假与否，谁也不能与他对簿公堂。是真有其事，而被中国封建官僚体制之弊病──不讲民主掩蔽了呢？抑是红眼病作怪，常宁人爱窝里斗呢？危言偏降名人身,不可畏乎！
　　 1962年笔者有<登培元塔>诗感此一事：
　　 　　金桥建塔几经秋　　塔健人非江自流
　　　 　　美誉只缘为己讳　　恶声谁识更长留
　　　　 　五桥外接宜阳镇　　二水中分谷氏洲
　　　　　 信是登高能远望　　劝君更上一层楼
　　 到光绪末，常宁出了位翰林王安邦，要算是常宁末届翰林。王散馆后被分到刑部任主事，充山西司主簿。光绪三十一年，正当国民革命军在广东闹得热火朝天之际，王氏偏在这时候以道员外用，加三品衔，被分到广东总办全省学务，兼广东军医学堂总办及陆军学堂监督。不久调任武职──总办全省水陆巡防营务兼缉捕总局。光绪三十三年调高雷阳兵备道继而广肇罗分巡道，专司镇压革命军。其时，清庭已经四面楚歌，革命正是光芒四射。以王氏之才，可当英雄，而英雄可造时势；就当时之势，时势亦可造英雄。如能反戈一击，不失为英雄之举。惜一直守到清庭退位,衣锦零落归来。返乡后仍主讲双蹲书院。此前， 王氏先后已三次主讲双蹲书院连此次计十余年，倡办合江学堂。民国九年，自衡阳避匪乱归来病逝。著作虽丰，叹当时军阀混战,土匪蜂起,王氏又逃难衡州。著作都未付梓散失，亦常宁文化遗产的损失。常宁每经一次较大巨变，就要损失大批文化遗产。直到当代，都难逃这个可怕的循环。
　　 欧三拱：（1860─1929）常宁末届武进士。钦点慈禧太后御前侍卫，銮仪卫兼神武行走。慈禧爱其武功，但不知他的胆略如何，特设一计试他。一次宴会，当欧氏端上酒杯，外面突然一声炮响，酒杯惊落。终因有勇无胆，没派上大用场。后被选入陆军将弁学校学习，发浙江衢州镇标中营守府。人传武进士不善文，其实笔者在《欧氏族谱》上看到他的文章还写得很不错。
　　 秦三元：（1831─1901）洋泉严冲人。生来魁梧高大，食量过人。家贫没读书，投军任伙夫。因偶然救了清将胡林翼而得胡赏识器重，累迁至岳州参将，湖北抚标中营参将,授花翎副将衔,享二品顶戴，封振威将军。胡知其纯朴忠义,免予打仗， 特于岳阳设参将府署，置有鼓乐，显赫一时。秦氏感到自己缺乏文化，抽闲聘名师教授。便通晓诗文，从文盲而成儒将矣！有两个故事为证：一次、众官设宴饯行一官员，有倡赋诗送别，有意难秦。秦氏从容口占：
　　 诸位吟诗来送别 我攀杨柳将枝折
　　 隔江一片蓼花红 尽是离人眼中血
　　 众人莫不惊其句冠群伦。但也有人评他末两句虽佳，而前二句不雅。在另一次宴会中，文官们又倡即兴吟诗，他们的诗里多有轻视武职之意，秦氏指着檐前麻雀道：
　　 一个一个又一个 凤凰何少雀何多
　　 太平皆食皇家禄 急难何人执干戈
　　 有意为难者自讨没趣退下。
　　 秦三元致仕归来，坐船至衡州，知府率文武官员设宴为秦洗尘。值逢湘江暴涨，有人邀秦“潇湘门观洪”。秦氏题诗说：
　　 一河大水涨茫茫 两只船儿傍岸航
　　 谁把洞庭移到此 教人何处觅潇湘
　　 其意境均高人一等。前两句是较平淡，甚或俚俗，然后二句，则奇军突出，隽永超群。
　　 考有清以来，常宁先后出了刘三湘、秦三元、欧三拱三位将军，虽说都是武官，不论原来读书多少，但后来能够补上文化一课，也不失为有志竟成。
　　
　　 结束语
　　
　　 自宋迄清，常宁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步履何其艰难缓慢！迄今已知直到清朝咸、同之间，才出了易、阳两个首富，这两户还是从帮人挑脚到自己贩卖鸦片起的家，发到田亩上千而已。考其原因，除了地理环境闭塞，民智不开，社会动乱频仍外，重要原因还是产出读书人太少，即使有些读书人也多是些代圣贤立言，不能发挥他们的创新能力。或者终身游戏于文字之中，得个文士之誉，了此一生。于国无补，于民无益。常宁近千年来兵事不断，几乎几换人种，（如宋代汉、瑶血战，明代洪武血洗等等）人都发展不了，更何谈读书人的发展。更何谈社会的发展。
　　 宋代常宁已经发展到99,031人，元代就下降到69,420人，到了明朝洪武初就只有7,699人了，还是军人占了半数多，古称“洪武血洗”，从江西大批移民来此，总人口都或死、或逃了９０％，还有多少读书人呢？自宋及清光绪前共９５５年间，进士、举人高学位的读书人，只有２１６人，平均每四年才产生一位。而自然科学的人才，仅有一位朱应瑞，他写了《河防险要》一书，列入了国家《四库全书》。
　　 这些已经不多的读书人，又多是道德型，也有一点才子型。多数官虽不大，但能够流传下来的，还是为社会作了些有益的贡献，替后人提供了有益的人生经验。不过道德型在历史上固然有其和谐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的重要价值，但是太偏重于儒家道德，形成道德至上论。而儒家道德，以尊长辈，敬上级为至上，所谓百行孝为先，而忠就是孝的扩大化。这种儒教规则实际是从家族中提炼出来，再融化、固定于家族之中，把哪些儒家规则更具体化、秩序化和可操作性了。
　　 中国人称“国家”，国就是家的扩大化。如果说儒教算是一教，则大大小小的家族，可算是儒家中的大大小小的网络。族长掌握了家庭和家族的绝对权力，而国家至高无上的皇帝，更利用儒教赋予皇帝的绝对权威，利用家族这张密密的网控制哪些如党派的家族及其成员，读书人成了儒教的布道者：为圣贤立言，为皇帝效力。读书人都无条件地服从他们，不准越雷池一步。扭曲了读书人的个性，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得更加僵化了。何谈人的发展，何谈创新？社会只能是蜗居爬行了。即使有创新意识的读书人，只要触犯了族长、皇帝们的权威，再有能量的人才，不是埋没于郊野，必将惨死于朝纲。虽然中国古代也出了几个像包拯、海瑞哪样的忠谏之臣,说到底还是委婉曲折地利用了对权威者帮忙的形式，才能稍有成效。
　　 也许道德可以更新，但是道德是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还是农耕社会时代，新的道德是无从产生的。当然有了新的经济基础，产生了新的道德，一旦形成了风气，也会感染其他人去遵守的。但是一个风气的形成，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产生普遍效果的。有了新道德，没有健全的法制，道德也是难以让多数人奉行的。因为道德建立在人的自愿基础上，而法律是带有强迫性的。当有人连法律制约都不顾时，他还会自觉遵守道德吗？如果法律是真正民主的，执行又是公正的，经济竞争又是公平的，这个法律本身已经含有道德在内了。否则，德治理想社会也是难以凑效的，甚至有时还容易造成弄虚作假；甚至还会对革新带来阻力。
　　 可怜的读书人，虽然掌握国家命运者是真正的读书人，却往往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这才是真正的封建流毒。以致经济长期滞缓，摆脱不了贫困，不能不引为历史反省。
　　 直到清代道光２０年（1840），鸦片战起，外人船坚利炮打来，国门才被动遂渐开放：废止科举，兴办学堂，一大批留学生回来，传入新思维，才结束清朝的统治。但真要破除那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还是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其间虽然也曾有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但是他们仍然是以封建反封建，自然走不出这个循环的怪圈。一国一县之强，科技方面的知识分子固然重要，但是思想没有更新，社会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的。真要了解现在，必须彻底了解中国历史。而只有彻底了解了过去，而不是只了解皮毛，则对于今天的价值才是更大的。这些问题属于以下章节了。
　　

第二章 中华民国时期的读书人 （一）
　　
　　第一节 维新先觉首途留学生
　　
　　 “时事孔急，非留学无以维新！”
　　 这句话是清光绪27年（1901）博士弟子员萧鹤云说的，他代表了常宁有识之士忧国忧民的心声。有清末叶，慈禧专权，国弱民穷，放着人才不用，而日本却在同时期启用了伊滕博文维新变法，国家变得富强。常宁读书人在戊戍维新变法运动中虽然默默无闻，但是已在观察反思中。因此得出这种“非留学无以维新”的新思维，已是一种进步。这时候科举考试已经废除，读书人自己的出路也是以“放洋”为上。就笔者所知，常宁在清末、民国留学生共５２名，计留日４０人、留法３人、留美９人，内原科举人士７人、同盟会员９人、公费留学４人。他们之所以留日的多，大概是公费留学名额太少，留日费用少，而日本也是最近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对中国借鉴也多。
　　 戊戍政变后，特别辛亥革命，处在穷乡僻壤的常宁，环顾皆老师宿儒，没有能忧天下事者。而这批具有新思维者，竟能读新书、阅新闻、晓时务，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远渡重洋。全县受其启迪，纷纷走出家门：如郭氏一门，留学生竟达１０人之多，涛清父子一家就有５人之众，特别３个女儿皆放洋，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其革新开放精神，更是难能可贵。就在一、二年间，郭氏一族，外出读新学者达５０余人，极一时之盛。老屋塘尹家尹树藩留学日本，树藩弟树甘的三男二女都念了大学，长子名揆也留学日本，带出全村数十人外出读新学堂。南乡南洋张家张知新、建三、少友兄弟三人皆留学日本，都是合符社会发展新潮流的。在留学日本时就有６位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留日生王亨吾于宣统3年（1911）年9月，在长沙还亲自率兵围攻藩署，中弹穿腹。留学生中在反袁、北伐等战争中，也有不少人。留日生吴鸿骞思想更趋激进。他说：“天下事得百庸人，不如得一豪杰。庸人浮沉偃仰，纤毫无补于时。惟豪杰之流，磊磊落落，投之以艰钜而不惊，抗之以强御而不怯，以任国事，固以远异乎模棱两可之徒，即不幸而退处乡邻，胆气雄识，力定挺然，作中流之柱而有余。”但是也有一位留日生谭杞亭者，留学归来，当了清朝广西忻城知县，辛亥革命后，回家当隐士。算是常宁人清朝末届知县，也是常宁清朝第一留学生知县。
　　 常宁最早留日者之一的萧鹤云，是清朝末届秀才，两渡东游，得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读了一辈子书，把父亲和叔父两份家产都读穷了，除了担任过短期律师、检察官外，便再也没做过官，还回家种过田。但是在他的家乡瑶塘村里受其启蒙就出了一批读新学的人，一个两百余人的村子，现在在外工作者多达百余人之众。他是一位很有见识很有才学的人。笔者从《萧氏族谱》里看到他的文章，兹摘录三节有关他对治理社会、国家、文明等方面的精辟见解：
　　
　　 中西社会文化心态之比较
　　
　　 欧西民族个人进取之观念厚，而家族观念薄；中国民族个人进取之观念薄，而家族观念厚。惟其个人之进取观念厚，故能别家园，远渡重洋，以建殊功，扬伟烈于数万里之外；惟其个人进取之观念薄，故其闭关政策，只图自守，固其智识能力绝无向外发展之余地。......中国民族之失也，其习惯迹近依赖。
　　
　　 建国方略
　　
　　 吾国尚以农立国，自欧风东渐，工商风雨，澎湃而来，而吾国趋向始为之一变。夫工商裕国而已，而吾国为大陆之国，农业犹不可一日辍。倘使农业能耕一余三，耕三余九，身无枵（饥）腹之忧，家无悬磬之叹，利一；恒产既足，染旧之徒顿减，涤新之民渐多，民心日良，风俗丕变，利二；民生既裕，国民经济宏开，工农业日进无疆，向外发展富国利民，利三；边疆辽阔，华北至东三省，西北至新疆，平坦耕牧之区，连绵万余里，组织农林公司，为大规模之开垦。内则固吾国之边疆，外则杜外人之觊觎，利四；国民殷富，普及教育，教育盛行，国民程度日高，由警察国一跃而为立宪国，由立宪国而为法治国，利五。然后知农业之利大矣！
　　
　　 文明问题
　　
　　 德意志之在欧洲，科学发达，环球莫及，而其民风，勤俭朴实，坚忍耐劳，犹有上古遗风。宜其国运蒸蒸，有争执欧洲牛耳之概也。有清之末，吾国竞向新学，士大夫染于习俗，渐成侈靡，出品少而入品多，国民经济顿生恐慌。无怪中原鼎沸，酿成滔天之势，几至不可收拾。有世道人生之忧者若此，能无潸然！晚近来道德沦亡，人心丕变：知人论世，谁亦无独霸中原之才，而夜郎自大，人人具怀有澄清天下之志。以致频年战争，愈演愈奇，孔周其名，跖 乔其实。兴言及此，可胜道哉！
　　 七十余年后之今日，仍不失其资治之价值。
　　
　　 注：孔周句意指有自我标榜济世之孔子、周公，而其内心却不过像我国古代大盗跖、乔一样。小标题是笔者所加。
　　
　　 留学生５２人名录
　　 谭杞亭 尹连三 萧鹤云 谭和廷 周康侯 周仲嵩 贺明川
　　 郭涛清 王亨吾 谭章云 陈右东 张建三 张知生 张少友
　　 王幼萼 郭南阶 李国桢 谭昭文 李 藩 李梧生 黄 源
　　 吴鸿骞 易干球 杨朝恒 吴振衡 郭竹安 郭彝尊 郭海平
　　 郭文波 陈凤歧 郭先本 魏雯峰 雷文孚 尹庶藩 尹名揆
　　 贺伯阳 萧异兹 谭嗣仲 欧阳禧 邓嗣宇 刘慕虞 郭兴煦
　　 郭兴燕 （女） 郭兴熊 （女） 郭兴照 （女） 欧阳址
　　 萧新民 杨德功 张祖伸 欧阳乾阶 欧阳泰阶 欧阳叔衡
　　
　　 留学先驱们先后回国担任省参议４人，县参议４人，县长８人，高中级法官１１人，师团以上军官５人，教授３人，科技界４人，学术界１人，企业界２人，中小学校长２人。他们给中华民国带来了新思维，开发民智，启一代新学风，起了先导作用，此其一；他们对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起到奠基作用，此其二；通过他们带进了数理化音体美外语等新学科，此其三。总之他们中绝大多数给共和国做了许多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第二节 读书人的出路
　　
　　 民国时期读书人出路大概分这几条渠道：一政、二军、三教育、四科技、五赋闲当绅士，经商的很少。大概是受儒家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影响太深吧！正是我国积弱主因之一。但在实际里又多混合型，以法律为基础，军、政、教兼之。在朝可官，在野可上讲台，可当士绅。
　　 民国在大陆的３８个年头，常宁受过高等教育的总共有３７４人，进军事院校的超过百余，入文科的以攻法律为多。因为当时国体初改共和，清律已废，各行各业，需法孔亟，学法律的辐射行业宽广，既可以从政做官，又可以依法护身。特别是民国初年一辈人更多。例如吴鸿骞:（1888-1929）是位留学日本习法政的同盟会员。民国9年（1920）便被选为湖南省参议，历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省政府委员、省高等检察厅长、代理省首席检察官。民国16年（1927）出任省特别法庭审判委员，审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多次训令全省司法检察部门保护农民运动，同时也制止乱捕滥杀。农运失败被捕，后乘机逃出赴武汉转上海租界隐居。一传病逝，一传被仇人暗杀，连头也被取去，不知去向。尸身运回用木头做了个假头，以成全尸，成了一个无头政治家之谜。原来他在特别法庭时批准杀了军长叶开鑫的父亲湖南省著名士绅叶德辉。他们这一代读书人，是直接反封建的先驱，左亦初露苗头。
　　 至于读军事院校之多，也是当时历史条件形成。初则改朝换代，继而军阀纷争、而北伐、而抗日、而内战，整个民国在大陆３８个年头，烽烟不息。虽然人民厌于内战，但是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有志之士，不得不投笔从戎，希冀有解倒悬。他们是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先峰、功臣，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但带动的多年内战，也大大影响中国的建设。当然谋求个人出路，求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甚而在这种硝烟弥漫的年代，野心勃勃，争权夺利之徒，也不能说没有。军事人才急需迫切，自然造成一种从军热来。
　　 学师范的也不少，因为科举已罢，学堂初兴，数、理、化、音、体、美，外语等等新兴学科的教师在在乏人，加以念师范不但不要钱，每月还可得笔津贴。
　　 至于学理科的就很难找到出路。因为整个民国时期军阀纷争，国无宁日，何谈建设。即使学的是理工科，七找八找，又找到拿粉笔这条门路上来。易干球留美时得过发明大王爱迪生奖。回国后发明一种“日月牌”干电池，能连续用615分钟，超过美国“永备牌”能用485分钟的名牌产品。也获得当时政府5,000银圆的重奖。但还是归到教书生涯，在湖南大学教书多年。萧异兹（留法）、郭兴煦（留美），回国后也办过工厂，都因战争不停，洋货充斥，因为日本已经实现工业化，他的商品质优价廉，而我们的商品成本高质量还不如人家，环境恶劣，失败收场。
　　 留学中有郭文波、陈凤歧两人于清末同时留日习采矿，返国后同去黑龙江开金矿。赚了钱后，陈回家制产百余亩，营造了他的安乐窝。郭则向北洋政府领取执照在汤源县（今北大荒）开荒数千亩，成为农垦产业家，子孙遂定居该地。能成为农业开发企业家，就是通过留学带来的新思维。惜后来东北被日本侵占，和家乡断了联系，不知后情。
　　 民国时读书人办企业成功的还有位刘法阶，民国10年群治法政学校毕业后，便倾全力经营煤矿企业。几经失败，家产卖尽，债主、工人相逼，便躲在灰屋不敢露面。有年大年三十夜快开财门时，突然门口炮竹喧天，挤进一伙工人大喊大叫：“见红了！见红了！......”法阶还以为是骗他出来要债的。当工人抬着用大红布盖着的大块煤放在他的堂上，话传进去，才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因为几年来没有过好一个年，怕惯了。自从这次见了红后，便大发起来。接着购置了蒸气锅炉、水泵、电灯，成为常宁第一家使用现代设备的私营企业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刘被镇压，矿产被没收，改为常宁第一家国营企业裕民煤矿。这又是后话了。
　　 白沙有位邓贻午，世代经营工商企业，邓在北京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再接父业。他家企业据传有：香花岭的贻安庄，湘潭的石膏矿，永兴的衡利煤矿，桂阳的洪大锡砒矿，广东阳山新兴公司，为常宁企业之最大者。也是常宁读书人经营企业最少人之一。1949年底，政局转变，即携家去香港。据说其子孙仍有大发展了。
　　 从萧鹤云的高瞻远识，郭文波、刘法阶、邓贻午等的躬亲实践来反思，如果民国成立后，能像历代兴国之君，让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像日本一样，致力工业化。举国不再动干戈，作育人才，启用人才，一心一意搞建设，８０余年后的今日中国，可能已不是今天这样贫穷落后了，现代化的代价多么沉重。
　　 留学生中似乎有两个不可理解的人，一是邓嗣宇，拔涉万里赴美国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是尹连三，出国学了洋东西回来后又钻进故纸堆里研究中国的国故（小学）。这一走一隐现象，看似是中国读书人的怪物，然而结合中国当时的形势来考察分析也就冰释了。当时国内连年战火，很难找到治学环境，于是邓氏早于民国二十六年就已去美国，算是常宁第一位洋博士了。抗日胜利那年任胡适邀请回国担任北大教授一年，又返回美国，成了美国的中国历史著名学者。一生写了关于中国方面的历史名著就有２０几部。他与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被世界一流大学剑桥、哈佛作为教材。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是随从智囊团成员之一。
　　 其时尹连三恐怕是书生气足了些，当了几任法官后，厌倦官场角斗游戏，便回家潜心治他的小学（文字学）去了。在研究小学中，还有很多建树。例如他在释《史记》“纥与颜氏女野合”一事，历代学者都是释之为孔子的母亲偷了纥才生孔子的。尹连三用文字索源解释为古代“与”字同“舆”，而“舆”是亲迎的车子。“野合”犹云“予合”，就是“配合”。经过这一解释，孔子的父亲、母亲就是名门正娶的了。中国史学家赞赏说：“发经史之论，而为诸传经家所未及。”著有许多著作，连他的长子桐阳，从知县坐位下来，于民国24年，便在长沙创办“六书讲习所”。民国26年抗日开展，便回乡专门买了一条小船陶然在宜江上研究小学，潜心著作。他担心著作泯灭不传，特请刻字匠刻制木板印成。他用“六书”解释《论语》颇有独到之处。如《论语.吾党》中“父为子（隐字下加个木字） ，子为父 （隐字下加个木字），古名家注释为“隐蔽”，谓“父为子隐，天理人情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矣。”桐阳则释（隐字下加个木字）与隐通假，而“隐”就是“矫正”的意思，这样一解，就是说父子俩有错，都要互相矫正了。国内学者莫不折服。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舒新成主编的《辞海》，均引用过他的著作。
　　 父子俩的著作很多：连三著作皆毁于战火，未能付梓，桐阳的《墨子新释》民国17年（1928）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获教育部奖状奖金。尹氏父子俩，穷年兀兀，默默无闻，其治学精神可以为师。
　　 也和其它各业一样，凡事都需要钱，无钱读不了书，而钱从哪里来？在一个工商业都不发达的地方，无非是地租、公费、做官、半工半读、亲友支助，真正的穷人还能读成书者那实在是凤毛麟角了。没有钱的穷人想在高等学府的门坎上畅通无阻地出入，而国家又还没有经济实力提供免费的时候，也只有良好的空想而已。即使某个历史时期某个伟人的主观愿望硬干一阵，免费让大家都能读到大学，也是不能持久的。因为人首先要活命是头等大事，历史是多么无情呀！县西老屋塘尹氏，自明初迁来达五百年，从未出过人才，皆因穷困。直至清光绪年间，有代禧其人，乘战乱中盐路堵塞，他冒险抄小道到广东掮挑食盐，回乡卖了个好价钱，连干几场致富后，从民国20年代起，子孙能陆续读书者已有数十余人。而留学生、大学生、文武官员之多与郭姓同为常宁最盛者。文风大盛，首先要钱，而“钱”字又同“剥削”相连，无产阶级不许可，但实际里舍此又别无它途。古今中外，伟人豪杰，概莫能外。要避免这个字眼，则又读不成书，读不成书，则社会永远进不了文明，社会进不了文明，人类就将永远停留在蛮荒时代。谁又愿意永远爬在树上去构木为巢，电视不看呢？
　　 笔者认为社会进步，剥削固然不公平，但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还非常落后，人们还没能创造出消灭被剥削的条件下，剥削还是不可避免的。剥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还有它有助于发展生产力的功能，这大概就是社会发展规律，它非个人主观意志所能改变的，来不得半点感情用事。人们只能顺其规律去创造条件以加速经济发展的进程，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既承认资本主义对于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之功，但又要消灭资产阶级，确实令人费解。因此邓小平提出目前中国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实际。这次中共十五届党代会上江泽民说，这个初级阶段要几代人才能解决，要１００年才能解决。多么语重心长，而且把它写进党章里去了。
　　 在这种实际情况下，社会的进步，不在乎剥削与否，而在乎人们生存这个地球上，看你能否合理利用你所能利用的资源，直接或间接对人类作了多少贡献，对社会生产力有多少发展。否则，都不能算个有为的人，徒耗社会资源而已。就是要饭的人，（当然因天灾人祸或者丧失生产条件者在外）只是伸手，坐吃他人劳动成果，不问是什么人，都应划入剥削行列。
　　
　　第三节 追求政治理想是冒险家的乐园
　　
　　 在当代追求政治理想的常宁人物中，既有共产主义者，也有追求三民主义，有组建青年党者，也有钟情无政论主义者，还有无党无派的爱国主义者，而且随着情况的变迁，也有转而信它者。不能不说都有各自的理想。然道路虽殊，艰苦则同。这也证明凡是追求政治理想的人，都是要有风险意识，要有敢于牺牲精神。它是懦夫的禁区，冒险家的乐园。而落脚点是为国为民，而不是打着某种金字招牌的幌子，去干谋取某个集团、阶层或个人私利的勾当。否则，最终必然遭到人民的唾弃。兹将各类理想追求者的代表人物分述如下：
　　 萧同兹：民国11年（1922）这位曾在长沙与黄瑷、庞人铨共同组建“湖南劳工会”风云一时的人物，以后位极国民党中央常委，晚年去台，挂了个国民党中央评委、总统府国策顾问高级头衔。论地位，可称常宁古今之最。但外国人喜欢叫他“中央社先生”。他事业的成就在于经营中央通讯社，人们把萧和社连在一起了。在任中央通讯总社社长１６年期间，从三、四张办公桌，２０几个人到民国37年（1948）分支机构发展成５２处，遍及全国，国外还有２５处，员工达2,653人。与路透、美联等并称世界五大通讯社之一，被人称为中国现代化通讯事业之父。足见人们皆敬其新闻事业之成就而非尊其政治地位之显要。因萧在家里排行第三，社里上下都尊称他“三爷”，反映他对下属之爱护关怀如兄弟子女，下属对他亲切尊敬如父兄。萧以一位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中专）的学历，却能领导一大批国内外名流高级知识分子，盖其经验是激之以志、动之以情、感之以诚，所以部属乐于效命。惜去台后次年还是57岁，就不受信用，藉故调离。只任一个中央通讯社管委会主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直至８０岁辞世。子孙先后去美，一孙虽然还留在台湾，但已是国际科技名人，断了政治之缘。
　　 陈一清：民国11年（1922）即以青年学生身份获普选湖南省议员。民国制宪时期的国大代表，行宪前的立法委员，行宪初被当局提名的大法官。其政治主张，创造大同世界、树立社会善良风气、伸张正义、培育磨练人才、提倡民主政治、创立法制国家、争取全民福利。曾参加创办《醒狮》等多种刊物，任过法学教授。民国13年与曾琪、左舜生组建中国青年党，陈任中央常委兼外务部副部长。对蒋介石的独裁不满，愤而起义，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供职司法部。终因他的政治主张不容于毛泽东，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3年劳教中病逝于北京，断妻绝子。
　　 曹 亮：这位于民国15年（1926）在燕京大学念书时，还为“三一八”烈士彭廷圭主持过追悼会的激进青年学子，以后一直渺无消息失踪了。1992年突然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一条新闻，报导曹亮逝世消息。原来曹于民国22年（1933）在上海由田汉、阳翰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7年（1938）周恩来、郭沫若在武汉会见美国司徒雷登、美国作家斯特朗等时，就是由他引见并担任翻译。他一直潜伏在香港以经商名份分化瓦解敌方，并以资金支持红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的经济恢复和抗美援朝。成了一位红色企业家。不料1955年肃反运动时，竟以反革命被捕，过了３６年牢狱之灾，直到1992年才由中共中央出面为他洗雪沉冤。常宁人才开始知道有这么一位无名英雄。
　　 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民国15年（1926)前后湖南农民运动兴起，常宁出了一批中、青年读书人，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民国13年（1924）入党的罗严，民国16年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列席中共第五次党代会，２８岁即壮烈牺牲。
　　 萧石月：（1900--1927）这位与国民党中央常委萧同兹同父异母兄弟，政治上初期同路，后来分道扬镳，民国13年被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补选为中共湖南区委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后补委员。马日事变农运失败，在一次战役里，被迫自杀，时年２７岁。可怜少妻，一直守节到1952年土地改革后，年近半百，双眼哭瞎，生活无着，被自家的长工收留，后改嫁他才得以保残身。
　　 萧 韶：（1902--1992）民国14年（1925）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四期学员，我国早期中国共产党员，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坐过国民党的牢，挨过共产党的整，平反后任四川省政协委员，享老红军干部待遇，９０而终。萧平反后有诗曰：
　　 煮豆燃箕千古恨 窦娥无辜奈何天
　　 碧玉蒙尘十年劫 艳阳再照两鬓斑
　　 崔农山：长期从事白区工作，解放后长期受共产党审查，残酷斗争。80年代才平反，任南宁市政协委员。享老红军干部待遇离休。1986年逝世。１７岁即能诗，当时写的《咏落花》中有句：
　　 自古倾城因粉黛 从来薄命是红颜
　　 只今逃脱胭脂网 再不人间受折攀
　　 似乎有天人感应之预兆。1979年平反后再有诗句曰：
　　 有字饥难煮麦饭 无钱鬼亦愁荒山
　　 天旋地转今犹昔 虎食狼餐世代传
　　 一个毕生追求理想者，从少年到老年还在不断地探索，也留给后人继续探索。
　　 萧振球：（1888--1929）虽然家居深山老林之塔山，但世代书香，湖南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执教，县立合江堂校长。民国15年（1926）常宁县农民协会主席，失败后逃亡，于广东乐昌被同乡诱捕杀害。
　　 谷伯珊：（1878--1930）湖南省立高等学堂毕业，合江学堂教员，水口山区十八乡农民协会创办人。农运失败被害时４８岁，与４１岁的萧退思（即萧振球）同为当时农运人中年纪最长者。
　　 常宁农民协会的读书人任执行委员的还有：李成蹊：２６岁，中共常宁特支书记、组织部长；周巽三：３５岁，县协会秘书；吴谦：２３岁，宣传部长；詹少云：３０岁，总工会会长；萧礼樽：２０岁，建设部长，他是当时执委中年龄最少者。但是由他亲手创建的第二区农会却是常宁农会的最大者。而他所得到的只是家破人亡、死无葬身、妻离子绝。身后甚至有人企图抹煞他的一点闪光。其实他的后辈从来就没有依傍过他的“光环”增加过一丁点亮度。笔者有纪念诗一首以奠：《七律。悼大哥礼樽烈士》
　　 万家墨面笑颜开 国际歌声动地来
　　 负笈星沙尊马列 执鞭宜水起春雷
　　 阿娘有意循时俗 铁面无私割爱怀
　　 血洒中原何处觅 杜鹃啼尽到泉台
　　 邓受谷：（1900--1927）民国8年（1919）的燕京大学生，农运兴起，邓以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身份参加农运。任县党校校长、工会主席、农民协会执委。失败后，在黄洞家乡被杀。
　　 细察这些人当时的政治思想，基本上还是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追求国家富强、民主、自由，社会公正、公平。他们的政治理想和国民党当时的政治主张都还相近。这些学子接受的思想，大体上还是平民意识，即民众意识或大众意识。关注普通人民的社会地位、作用、权利的一种价值观念或心理倾向。对封建礼教深感厌恶；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更身怀切肤之痛；对民国已经成立十多年的共和国，还是军阀纷争，国无宁日，民怨鼎沸，痛心疾首；对社会强凌弱、富压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现象愤愤不平。至于共产主义理想，当时还在粗浅认识阶段。他们是反帝反封建的激进爱国的民主斗士。农民运动才开展一年，北伐向未成功，可痛已被一概镇压下去了。一片忧国忧民思想、追求理想之志，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仅闪光一瞬。这批人士当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幸存萧韶、曹亮、崔农山三位，又在肃反运动受到怀疑，遭到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九死一生，直到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纠正。已经风烛残年。追求真理之路，是多么荆棘丛生、艰难险恶！
　　 民国15年（1926）“三.一八惨案”，北洋军阀段琪瑞下令屠杀要求拒绝八国通牒请愿的群众。正在北平读书的彭廷圭积极参加游行队伍，惨遭杀害，葬在北平圆明园烈士公墓。只要读到他当时的日记者，看到他那种爱国热情、反帝怒火和反封建悲愤，定能使贪者廉而懦者立矣！他是一位爱国人士，后人写史，硬要把他拉扯到共产党里，还是不懂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
　　 郭楚禅：一位罕为人知的奇人，原名楚贤，生于清光绪7年（公元1881年），痛感国家外受欺凌、内遭贫弱，民国15年（1926）在家乡官厅岭组建了常宁第九区农民协会。失败后走南岳出家。居数月，思念幼子在抱，值湖南省新开学堂，遂入长沙法政学校，再赴上海念神州大学，却又加入了同盟会。与朋友交，但语国事，不谈家事。最后奉俄人克鲁泡特金为大师，奔走革命，席不暇暖。晚岁因病回乡逝世，终年５０，为常宁唯一一位信仰无政府主义者。大有杨度在追求理想中，从向往维新、而保袁拥帝、而出家为僧、而赞同共和，最后加入了共产党的身世。丢开各阶段的道路的是非，谁又能武断他的追求理想是不应该的呢。何况真理就像庐山真面目那样难以认清呢。追求改革社会的先烈读书人，大多数出身有产阶级之家，他们难道都是只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去将生命作赌具吗？何以义无反顾地去寻火呢？普罗米修斯把火从天上偷给人间，不是普通市侩之徒所能理解的。
　　
　　第四节 “竹头”官的苦与乐
　　
　　 民国政府文官分特、简、荐、委四级。“简”字是竹头，姑名“竹头官”。即相当于今天的省厅级。民国时期常宁的简任级以上官阶主要有７位。这里除了萧同兹、邓静安等分别在他类叙述外，在此简叙５位：
　　 廖挹群：（1877--1944）算是老资格的官员了。民国5年（1916）就任湖南省水警厅长。历任省造币厂长、省纺纱厂长。民国26年（1937）回县，北门廖公馆还是门庭若市：一是县中政要，拜访求助；一是牌友赌朋，好避风险。但是廖在省城，遇有难题要他向中央出面署名时，廖总是欣然应诺。廖儿子绰号廖疤子，独霸常宁北大门柏坊，有乡长王之称，人枪上百，既是乡长，又是帮会龙头大哥，又曾与日军勾结。1950年遭镇压时，父亲早已不在人间。也是廖挹群始料不及的了。
　　 朱有为：（1908--1983）民国15年（1926）起，历任国民党水口山矿务局特别党部特派员、常宁县党部指导员。有感于知识的重要，民国18年离任再就读上海法学院。返乡后任省参议、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书记长。1950年随白崇禧部去台后，任立法委员３３年，殁于任内。朱在官场上算是一帆风顺。还培养了个洋博士的儿子朱国瑞，是国际著名物理学家。
　　 周仲衡：（1893--1976）蝉联辰溪、平江、岳阳、安化四县县长。民国33年（1944）日军进入湖南北大门岳阳，作为湖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周仲衡，带着一批枪支，离开岳阳，暂避常宁老家。日本投降前夕，诱杀当时县长谢轶南，当了常宁县长。任期刚一年去职，清了匪乱，立了大功。但滥杀、滥罚了一批人，又得罪了一些士绅，结果被弄得撤职查办，事后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本地人当本地官也实在不易。因为政治必须依法办事，而在乡势必重情，在一个还未健全法制的国家，情与法又是一个难以端平的水碗，即使好心都难以两全。如果夹有私念，则更是难上加难。1950年去台后操律师以终。
　　 刘修月：号水楼，蝉联湖南溆浦、江苏六合、甘肃隆得三县县长后，于民国27年（1938）出任甘肃岷洮路行政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民国38年（1949）去了台湾，本人赋闲，但孙辈后启有秀，出了几位博士、硕士，但已无人从政。八十年代，长子刘己佾终于落叶归根，儿孙团聚。
　　 郭竺真：深得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的赏识，委以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刘因蒋介石收了他的军权不满，便常同共产党打和牌，用了不少共产党人做他的官，郭在里面起了一定作用。蒋将刘调中央。民国37年（1948），郭见大势已去，靠山已失，也只好回乡当遗老。民国38年（1949）秋参加过民主同盟，在常宁组织迎接解放联合会，次年初，看到家乡难留，便出走上海，旋乘轮转赴美国，传因船祸牺牲。他的儿子根祥，却在福建参加了地下共产党。
　　
　　第五节 民国县长知多少
　　
　　 中华民国在大陆３８个年头，知县却出了不少，据笔者迄今所悉，已有６４人之众，算是超历史了，作为一个县来说，也算一显。他们大多数都是通过当时政府文官考试合格再通过机遇而当上了县长的，但也有个别慷慨肯花钱而得到手的。有获得社会舆论的好评，也有受到奚落、嘲讽的。为什么民国在大陆才３８个年头，在才三十多万人的小县就出了那么多县长呢？一是清亡民兴之际，由封建改制共和，需要很多新官员，他们正从科举退出，出身洋学堂，恰逢其时，而科技人才还没培养出来，即使有这类人才，也很少出路；二是民国时期，军阀纷争，各抢地盘，谁占了一块地方，谁就放一个县长，随着军阀的进退，因此县长也就换得频繁，只任十天半月的都有；三是中国传统读书人深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读书当官是主要出路；四是当时国难不已，国无宁日，读书人就业门路也就不宽，于是大家都往官场挤。
　　 他们绝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还有８位留学生。周仲衡、刘修月、郭竺真三人还升迁到专员。邓静安晋到湖南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与其子邓刃成了父子县长。父子县长中还有萧冠群与子新民。兄弟县长有吕兴仿与弟本初，欧阳泰阶与弟乾阶；秦镜与弟绶章等。留学生王一鹗蝉联８县县长为最多。连任４县的有３位，３县的有７位，谭镛初于民国15年起至17年，先后两任南县各５月，民国24年至27年又先后两任祁阳县长。任职县长前后转任法官的就更多了。
　　 民国元年，常宁就出了两位最早知县：一位是清朝廪贡生再留学日本的贺明川（1876--1953），回国初还在黑龙江受聘中学国文教员，民国元年返湖南就当了东安知事；一位是张伯厚，清朝末代拔贡，加封过中议大夫、花翎三品衔，同年代理过兴宁县知县，民国5年，在反袁世凯复辟时，被拥立为常宁知事一个多月。民国20年前的县知事很多就是科举出身，在新旧体制交接时也在所难免。但是这些旧体制出来的人士，往往思想保守，如张伯厚对民国初年的议会选举就很看不惯。当然共和初创，议员选举弊病也多。他就利用选举二字撰成一联以嘲讽：
　　 选光洋 选常洋 洋洋得意
　　举这个 举哪个 个个要钱
　　
　　“议”什么名堂，请客、荐人、拿薪，专走衙门散闲事：
　　“会”那般角色，酒鬼、嫖客、赌友，结交帮派争特权。
　　虽然如此，议员们在民国大陆38年间，也还搬倒了五个贪污受贿县长和一个省管的湖南常宁支行行长。
　　 民国20年后，才多了民国培养的大学生县长，像邓刃（1911--1941）在抗日时期，以大学的文化，父亲的先声，（湖南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家产的富裕，不但不临阵逃脱，反而坚持在敌后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军周旋。蝉联浙江诸暨、吉安、绍兴县长。民国30年（1941）绍兴城陷徇职，为民族战争捐躯，身后仅留下一幼女。新中国后，因家是官僚地主，为政治和生计所迫，幼女的妈回原籍上海改嫁谋生，女孩随祖母在农村过日子。
　　 这些县长有一个特点：在朝做官，官种多样化，县官与法官或军法官的最多。在野赋闲时，则可教书，当士绅，任参议。像做了三县县长的方西耕，就在长沙教中学、大学，任省文史馆副馆长、报纸主编。民国30年（1941）返乡执教县中、简师、集成等学校，还很有名气。他如周礼、范宗文、贺明川、唐伯钧等等县长都曾于县中各校执鞭。有位郭彝尊回乡后，闭门不出，自学中医，成了名儒医。
　　
　　 民国县长６４人名录
　　
　　刘修月 邓静安 周仲衡 郭竺真 贺明川 郭涛清 王亨吾 周康侯王幼鹗 郭彝尊 张伯厚 夏萃峰 吕望蕃 吕本初 夏得扬 尹桐阳 吴牧生 杨请缨 吴作霖 唐敏荣 吴慕卿 曾广蓬 方西耕 刘校青 谭镛初 曹启祚 萧冠群 李卧南 李 石 吕小宋 龙文宣 周子文 欧阳泰阶 欧阳乾阶 欧阳少筠 周 礼 吴国栋 邓肇新 谢庭升 朱时熙 李赞唐 段方如 唐寿如
　　张光弼 邓仲梅 李宗华 李敏初 周 书 胡亨会 雷雨纶 陈绍文 范宗文 刘 民 唐伯钧 郭吉兴 邓 刃 秦 镜 秦绶章 吴国栋 邓达五 刘民英 萧新民 阎 馥 欧阳耆
　　
　　第六节 法界人物
　　
　　 民国时期常宁人在司法界人士很盛，成就也较大。不少县长先后担任过法官、检察官、律师。
　　 邓静安：（1886--1970）学的是法政，民国9年（1920）夏，方其任桂阳知事时，当连长的刘建绪适来桂阳，两人交厚，即缔结金兰。后来刘任军长，而总司令，而闽省主席，延邓任秘书长。常宁知遇刘建绪者不少，如当过专员的郭竺真，当过县长的唐伯钧、郭吉兴，以及邓的儿子邓刃等等。人生发展机遇，诚不可无知己也。在许多情况下，机遇甚至起了决定因素。邓后来出任湖南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几２０载，可是家乡人却对他没有好感，但是邓在湖南却干出了几件很有影响的事：民国32年，邓下令长沙地检处检察官谢鸿，将省委委员兼田粮处长胡迈，以购粮涉嫌案收压，惊震全省且拒绝各方说情。报中央批复依法办理，坚拒保释。碰了这下硬，一时誉满三湘。但是最后还是被“荣调”最高法院推事，拒不履任。
　　 郭卫：（1892--1958）早有令名，论做官，位及司法部秘书长；论治学，民14年与友人共创上海法政大学，并兼任多所大学法学教授，与友人创办上海法学编译社，出任社长，编译了许多外国法学著作，为民国法律做了不少奠基工作。他汇编的《大理院近２０年来判解汇编》，民国初年，法律尚不健全，于是由国家最高法院选择判决的个案就可作为他人判案参照，很有实用价值，律师算其终生职业。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一位杀人通缉犯，终成国家级法学大师。事情是这样的：民国7年（1918），郭担任常宁团防局坐办，滥杀无辜省参议杨朝恒，受到通缉，逃去上海，便潜修法律，终有大成。法律有规定，超过时限原案在法律上失效。
　　 郭卫一家，久负盛名，三位兄弟郭祝安、海平、彝尊、皆留学日本，竹安任江西高等审判厅长、永州审判厅长凡２０余年；彝尊历任县长、地方检察厅长。卫的儿子南强，也是职业律师。竹安早于民17年即已逝世，彝尊归田最早，闭户潜修中医，很有成就，1950年被镇压。
　　 陈右东：留学日本习法律，归国除短期任过法官外，终生从事律师，与其姻亲邓树春同为常宁专职名律师。
　　 周本仁：（1896--1952）字叔元，历任律师、推事、军法官、军校教官、院长多年，有声誉。民国38（1949）年在云南参加起义。
　　
　　 民国法官２５人名表
　　
　　 尹连三 萧鹤云 陈右东 张知生 王幼鹗 夏萃峰 欧阳泰阶
　　 吴牧生 陈一清 吴鸿骞 郭竹安 郭彝尊 邓树春 欧阳乾阶
　　 郭 卫 邓静安 周本仁 邓树春 周本仁 胡政康 唐诗繁
　　 尹仲青 邓廷桂 邓辰泰 郭南强 （余详去台一节）
　　
　　 第七节 数不清的军官
　　
　　 治国需文臣，国难出武将，民国在大陆３８个年头，可谓国难维艰：２７年的军阀混争，８年的抗日之战，３年的内战，给予大批武官提供了机遇。如果说积极读书是为献身国家储备知识以备将来之用的话，则直接投笔从戎就是献身社会迫在眉切的事情。除了内战外，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抵抗日本侵略，为中华民族的存亡还是出了大力的。就笔者迄今所悉，民国时期出大小军官就有１３０人之众，其中：中将４人，少将正副师长３５人，上校团级５１人，团以下军官４０人。内抗日烈士１１人，
　　
　　 抗日英灵１１人
　　
　　 军官中有１１位烈士都是军校出身，牺牲时还只有一位代团长，其它都是排、连、营长。留日生陈右东的两个儿子抗日阵亡，一子受伤，一子失踪，第五子陈振谓又上了前线，可谓爱国一家。
　　 中国抗日战争中有名的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其中就有位雷雄（1906--1943），雷雄，黄埔七期生，民国26年（1937）8月上旬，524团奉令参加淞沪会战，10月下旬奉令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全团官兵只剩下８００名，完成后退进英租界孤军营。民国29年团长谢晋元被刺死，雷代理团长。民30年日军占领英租界，八百壮士被俘。雷乘机组织难友夺枪越狱，夜行昼伏，辗转逃出沦陷区，雷因劳累过度病亡，追赠上校团长。为中国争了一口气，是常宁人一份光荣。
　　 一家人与共产党有渊缘的奇人周上瑚（？1937），黄埔六期生，因在民国政府部队里参加了共产党，入狱３年，经乃弟周上凡营救后，又从民国政府军。再暗入共产党，又被逮捕逃出，改名潜匿有年，直到国共合作抗日，始重返部队。淞沪一战在罗甸一役，全连战斗到死，周与敌人拼刺刀，身中九刃而亡，身后追赠少校。周氏一家兄弟四人，长上琳，传第一次大革命时，也曾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被迫自了首，也未发生叛变组织原则的活动。后来当了县中校长。少将老三上凡，也参加起义投入共产党。
　　
　　 中华民国的将军
　　
　　 先是常宁何锡藩（1973--1926）于清末投笔去武汉从戎，入黎元洪部。清宣统3年10月10日参加辛亥革命，任武汉司令兼要塞司令。共和告成，任湖北水警厅长兼湖北都督府顾问。授陆军中将衔，赐七星宝刀，上令在常宁城北建将军第，荣及一时。
　　 刘镇湘：（1882--1940）清湖北武弁学校出身，初任清朝管带，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刘率部响应，获“一等金色奖章”和“五等文虎奖”，任上校团长。民15年参加北伐，以猛勇善战称。
　　 两位从腐朽的清王朝阵营投向国民革命军，算是识时务者的俊杰。
　　 黄埔军校第一期常宁虽然没有学生，却有两位学生总队的区队长，一名吕辛叔，一名周得山，两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吕为书香世家，父亲是举人，两个兄长是县长，弟志超，黄埔五期生，官至少将，病殁香港。吕氏一家，子嗣多在国内外工作。老四辛叔北伐时，因同蒋介石不合，转投桂系，任职中将高参。后又不为桂系重用，于抗日前返乡隐居，进入绅士行列。民国38年在家乡参加起义。
　　 吴天鹤：（1898--1970）民国14年（1925）黄埔军校三期步科生。从宪兵排长梯进到宪兵司令部参谋长。民国33年（1944）晋副司令。为人重义气，凡乡人往求，都有所应。民国38年（1949）于成都率司令部及其所属４个团、３个营、宪兵学校、医院全体官兵五千之众起义。
　　 周上凡：（1905--1988）黄埔六期生，抗日时期任129师副师长、挺进军司令、暂编师领中将衔师长。解放战争初期，因反内战言论被撤职，定为内部管制。民国37年再度启用任华中“剿总”副参谋长、第七绥靖区司令兼保安六师师长，又与共党暗联。民国38年宋希濂令周毁荆江大堤以掩护宋军撤退，周冒险设计护堤，遂率部起义。
　　 李国桢：留学日本习军事，留学时参加同盟会，民国初任过短期旅长，以后回乡当绅士，而县参议长。陈铁文，辛亥革命时即任学生军秘书，民国7年（1918）任鄂军司令部秘书，民国15年（1926）北伐时又任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秘书。回乡后任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张洁吾：保定军校毕业，民国早期的少将高参、领中将衔。欧阳少筠：福建武备学堂毕业，民国初任湘西护国军总司令部高参。还任过县长、局长，当过绅士。周得山：少时家贫，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黄埔一期学生队长。一生潦倒，依靠发达学生照顾，给予少将高参虚衔支薪度日。杨请缨：黄埔军校任教官的保定军官学校二期生，北阀时，任过少将高参，杨氏虽然是位武将，却心肠仁慈，害怕打仗，只能长期在军事学校任教。也曾当过一个月的常宁县长。以上几位武官，都是民国早期在军队不久，便回家乡任县参议、绅士或者教书。久已脱离军界了。李辉：历任大学少将教官、教授，民国38年回乡办学。
　　 现役军官有吴庆贤，38军副军长；唐别山，民国36年少将副师长；吴大中：67军少将军需处长；吴佑平：陆军13军政治部主任；吴虎飞：宪兵学校上校教官；唐谋轶：第九兵团少将秘书长；胡慕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高参。
　　 民国团长中有个伍瑞云，由大学转投青年军，官至205师政治部副主任。民国37年（1948），于转运装备到台湾时被民国政府枪决了。一传因共产党嫌疑，一传因走私。
　　
　　 民国军官５６人名表（去台者详后）
　　
　　 １、抗日烈士军官１１人名表
　　
　　 雷 雄 尹树甘 张幼勋 尹具五 邹从容 周上瑚
　　 唐 邺 郭耀南 还有无名者３人
　　
　　 ２、中将１人 领中将衔３人名表
　　
　　 何锡藩 张洁吾 吕辛叔 周上凡
　　
　　 ３、少将副师长以上２７人名表
　　
　　 李 田 罗召南 邓竹修 吴天鹤 刘湘辅 欧耐农 夏日长
　　 唐南薰 詹达山 袁峙山 易芳煜 周得山 杨请婴 李国桢
　　 陈铁文 吴庆贤 唐别山 吴大中 吴佑平 吴虎飞 唐谋轶
　　 胡慕岳 李 辉郭宗尧 周康侯 贺振文 欧阳少筠
　　
　　 ４、上校团长以上１４人名表
　　
　　 刘镇湘 管世英 夏福田 欧阳钧 李向荣 雷中玄 胡少岳
　　 滕 杰 骞启门 李 俊 伍瑞云 欧阳耆 欧阳禧 廖 藩
　　
　　第二章
　　中华民国时期的读书人 （二）
　　
　　 第八节 科学救国梦难圆
　　
　　 中国从五四运动起就请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总难请得进来。还是由于国无宁日，那还有条件搞建设。金钱，都拿去打仗了；时间，都被战火消磨了。即使有致力科学救国之梦，也难有圆梦的机遇。常宁在民国时期科学技术人才大概可分三类：一是个人授徒或者自学中医成名者１０名；二是留学习理工者１０名；三是四十年代理工大学毕业已经参加祖国建设者１０名，刚好３０名，各得三分之一。
　　 学中医的都是单独传带，这是中国传统方式，社会需要面也宽，所以中医名医常有出现。
　　 在中医外科技术上很富传奇色彩的詹顺庭，专治跌打损伤，技艺高超。民国十几年原湖南省主席何健开办擂台，特聘詹法师治伤，凡被打下擂台者，经他一治，即可上台再战。一时誉满三湘。传蒋介石有次特延詹上南京为他治理腿伤哩。
　　刘儒臣：（1881--1951）民国11年（1922）县医药公会会长，后任县医药局长。古文基础好，少时因母病矢志学医。医术医德，闻名遐迩。
　　胡襄予：（1881--1951）少家贫，一边教书，一边学医，竟成名医。民国11年胡氏被推为常宁首届医药局长。民17年（1928）被选为湖南省中医资历审查委员会委员。
　　唐省三：名中医，与长兄牧麓的文章，次兄虞九的书法，合称唐氏三绝。虞九的书法，雄浑苍劲，为常宁一代宗师。这些名医几乎都是自学成才。
　　 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科技人员，还是从民国开始。早期留学习工的１０人中，如郭文波去黑龙江先后自办金矿和农垦企业，张祖申移居美国；王亨吾留学日本时习铁道专业，民国元年任湖南总督府顾问时，又被派赴美国林肯大学习矿冶，返国即投身反袁世凯称帝，后任省长公署顾问去了，脱离了所学本业。而且早在民国26年（1937）就已去世。留日习工的吴振衡，回乡办了学校，后任常宁集成初级职业学校校长，1951年又被镇压了。留日习工的尹泽南，历任内务部技正，铁路工路工程师，湖南第三公路总工程师。民国34年（1945）起在常宁任建设科长。
　　 后来继续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留美习工的易干球，到湖南大学图书馆当馆长了；留法习工的萧异兹，一直担任工程师到老；留美攻工科的杨德功，传说当了总工程师。这些人已在留学生专节中记述了。
　　 三四十年代才在大学工科毕业的１９人中，1949年时，大都还是中青年，正在服务社会，以后成了新中国科技的奠基人。在第三章中分述。
　　
　　 民国时期科学技术人员名表
　　
　　 一、民国时期名老中医１０人名表
　　
　　 詹顺庭 刘儒臣 胡襄予 唐省三 詹镇川
　　 郭彝尊 谷乐阶 尹闻仲 刘孝禄 萧云耕
　　
　　 二、民国时期留学生习理工人士１０人名表
　　
　　 王亨吾 易干球 吴振衡 郭文波 陈凤岐
　　 萧异兹 郭兴煦 杨德功 张祖申尹庶完（泽南）
　　
　　第九节 杏坛的喜与忧
　　
　　 如果说民国时期第一代读书人给常宁做了维新思想的大量启蒙工作，那么第二代读书人就是给常宁造就了大批建国人才。如果常宁没有这两批读书人开渠引水，常宁至今还不知道落后在何等田地。因为任何社会的文明进步，都有赖于对这个社会文明的历史积淀，只能在这些积淀的基础上的不断出新地一步一步地前进。绝对没有全盘否定后，希望在一个夜晚就能建成全新的文明大厦，那只能是梦幻。从哲学的“否定的否定”规律来分析,后一个否定并不是全部抛弃了前者，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有以选择的扬弃、继承和发展，不断推陈出新。半个世纪之後，饮水思源，感概万千！
　　 清末民初的教书先生有吴沪涛,清末最后一批廪贡生之一。执教３０余年，自叹“偃邱岩穴,穷愁抑郁。”但是却培养了一位留学日本的儿子吴宏葵（又名鸿骞）。沪涛与郭尚真、张云等编辑《续常宁诗文存》，填补了那一代的常宁文化空白。郭尚真，这位清末民初的老先生,大多数民国第一代读书人都在他门下度过少年学习的时光。直到七十岁还在为自己用几十年心血写成的《小西山片石集》印刷费东求西助。吴醴泉，献身教育事业６０余年，双蹲书院、合江学堂、模范小学、女子职业学校都有他的脚印，视学生如子女，从没有人看他发过脾气，是民国时期唯一一位领过退休金的人。其生活之清贫，非身历其家，难以想像。
　　 第一代传新学留学美国的邓嗣禹，这位常宁第一博士，国际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但一生都执教美国。谭嗣仲:这位留美学子，大半生都在常宁办教育。
　　三十年代以前，常宁只有一个短命的初级宜江中学，民国15年开办，民国19年就因经费无着停办了。常宁读初中都要到百多里的外地去,有钱人也有困难,至于没有钱的人更难以踏进中学门坎。民国30年（1941）春，常宁读书人发起创办了“常宁县初级中学”，周上琳当了第一届校长，依次有廖安世、李绍曾、詹行熙、黄庭等５位，虽然只是一个初级中学，却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的教师，算是常宁教育极一时之盛。当然这里也有读书人难找出路的问题。
　　 抗日战起，大城市疏散, “省立衡阳中学” 也迁了进来；李之透、尹子政动员长沙“广益中学”迁来了，接着殷太白把耒阳“广湘中学”拉到常宁办起分校，彭廷秀当了教务主位；陈嗣尧在河洲办起了“衡阳私立大刚中学分校”。常宁许多名教师都先後在这些学校任过教，那几年为常宁培养了几千名初高中生。特别家庭清贫的子弟也多由这里找了出路,算是国家不幸常宁教育的有幸了。如果要常宁自己的财力师资来培养这么多学生，没有几十年的工夫，是很难办到的。
　　 唐叔超，从创办简师起，就一直担任校长，人称“唐板子”，治校严谨，为人正直，时人称道。李之透，青年时代，就倾向激进革命，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创办长沙广益中学者之一。殷太白，曾任过湖南省政府委员、常宁劝学所长，常宁最早的宜江中学校长。彭雨窗，当过教育局长，湖南著名地理教师。刘伯勋，全省著名生物教师，湖南著名国文教师方西耕，虽曾当过县长，但从教早已多年，在家乡任县中教师又已十余年。至于以前当过县长的教师还有贺明川、范宗文、陈铁文、唐伯钧等。
　　
　　 民国时期名师３１人名表
　　
　　 １、科举人士名师４人名表
　　
　　 吴沪涛 吴东皋 郭尚真 吴醴泉
　　
　　 ２、留学生中的大中学校名师７人名表
　　
　　 邓嗣宇 尹连三 易干球 谭嗣仲 郭南阶 吴振衡 张祖伸
　　
　　 ３、民国中学名师１３人名表
　　
　　 萧振球 谷伯珊 殷太白 尹子政 彭雨窗 刘伯勋
　　 李之透 唐叔超 周上琳 廖安世 李绍曾 詹行熙
　　
　　 ４、民国时县长归田后的名师７人名表
　　
　　 方西耕 尹桐阳 吴作霖 贺明川 邓达五 唐伯钧 范宗文
　　
　　第十节、步履艰难的新女性
　　
　　 历史上天天拿着刀把，却从没有握过权力的正是妇女。因为妇女书读得再多，就是夜夜伴官，总不能当官。即使读了一点书，也只好吟咏风花雪月，借吐闺怨幽情而已。清道光间有位王四姑者，著有《深纱窗遗草》，内《咏雪》中有句：
　　 柳絮诗千古 椒花酒数杯
　　 阿爷年已迈 寒气莫相摧
　　 不难窥其莫可奈何之心态。清末有位２１岁就守节的富孀刘张贞玉，有感于女子读书无用，便捐资建麦坪书院，让别人去读，而自己却另筑一怀清阁，大概是怀念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身世吧。贞玉深居阁内，纵然写了两册诗集，并脍炙人口，也只能以诗书怡情养性而已，自己持斋如素，习静养生。从族谱里留有诗句曰：
　　 移居茅舍.七律
　　 今日辞家命不由 槿篱茅舍度春秋
　　 流莺有恨空啼血 皎月无言惯写忧
　　 愁逐风云飞未尽 难随波浪涌难收
　　 偷安欲效名贤隐 坐对西窗懒下楼
　　
　　 从诗行里吐出了女诗人怀才而寂寞忧郁的内心世界。
　　 民国开始，特别是知识妇女要想冲出闺门，跨进学校，自求解放，更是步履维艰。民国7年，县立女子职业学校开办，就传出谣歌：
　　 女职学生不是人，
　　 名读书，暗偷人。
　　 穿青衣，系短裙。
　　 打手电，照南门。
　　 养私崽，下茅坑。
　　 注：南门后街是当时妓女所在地。
　　
　　 笔者嫂子在女职读书，成绩全校第一。当她祖父听到这首歌谣，便马上把孙女拉了回去，琐在楼上。这位祖父还是曾留学东洋喝过洋墨水的哩！从此这位孙女终身不叫祖父，也只能是这种反抗而已。
　　 但是时代在前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常宁一批先觉妇女还是在艰难地前进着：留学日本的郭涛清的三位女儿，一齐跨出国门，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大学门坎，留学日本的周康侯的女儿周文雅投进了北京师大的怀抱，留学日本当过法官的欧阳乾阶的女儿欧阳莹考上了中国品牌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周源清、唐德含等投入上海音专，郭兴庄（1905--1935）、詹枚（1906--1956）等闯进了省立三师，杨修（1902--1953）迈进了省立六中师范，王淑英（1913--1956）毕业省立六中。妇女们为了走出家门，闯进学校，挤入社会，光跨出家门这第一关就很不容易：放小脚、剪短发、穿上冒底裤（封建思想的人讽刺女人穿裙子），就遭到社会僵化思想势力的多少非议和责难。
　　 欧阳笙、詹枚、杨修、王淑英等三女士，都先后担任过常宁唯一一座女子职业学校的校长。欧阳笙于民国16年（1927）农民运动时还担任过县妇女联合会会长，开常宁妇女界问鼎政治的先河。她们为了妇女的解放事业，把婚姻大事都推迟了。像杨修就一直未嫁人，周源清３０多岁才开始结婚，这已是当时超出常人的生态了，也可以说是为妇女的解放，牺牲了个人在婚姻上第一幸福。他们为常宁妇女界闯出封建家庭，普及妇女文化，初步踏进社会开辟了先河。周文雅同杨宗光已经生了一男一女，后与另一位同学李绍曾恋了爱，离了前夫再与李结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算一回事，可当时就成为全县轰动“丑闻”，谣歌也出来了：
　　 “周文雅，狐狸精，害死杨宗光，又害李绍曾。”
　　 可见女性解放步履之艰难。兹介绍几位新女性于下。
　　 邓幼坤：（1897--1946）江口塘人，民国6年２０岁就毕业湖南省立第三女师范，算是常宁最早读新学的女子。丈夫早逝，家境衰落，子女年幼，外出困难多，便在家乡办起企业来。借钱购买扎花机、弹花机数台，首创当地小机械企业来，从此，家道日兴。创常宁女读书人办企业之首。更有一奇，农村管公堂，历来由男姓包办，幼坤嫁到唐家，以一位孀妇人家，公然奋起管起唐姓公产，而且连任数届首事，公正有序，破妇女管公堂的天荒，可算女中强人。
　　 周文雅，常宁第一位女大学生，也数常宁第一女科级，在县政府任秘书才短短５个月，为此，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就以反革命遭逮捕，劳教７年。直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人已死了１１年，其实她不过只是管了几个月的一口官印而已。可当时守旧的人，却又说她是不正派得来的官。可叹妇女立身之不易。
　　 欧阳笙：留学日本的欧阳泰阶在耒阳当县长，本人在常宁女子职业学校当校长的欧阳笙，于民国15年（1926）在常宁闹农民运动，任女子联合会会长。被誉为当时常宁三女杰之一，可称当年风云人物，农民运动失败，以后在常宁销声匿迹。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沙生活坎坷，摆小摊为生计。待台湾女儿发富时，阳笙早已不在人间。
　　 欧阳莹：父亲欧阳乾阶，留学日本当过县长法官，却限她三条路：一、师大，二、医大，三、嫁人，其它路不准走。她自思人长得不漂亮，嫁如意的人也难。便下决心考取了中国品牌同济大学医学院。父亲死后，家境萧条，三继母说，男孩非读书不可，女孩可不行。有幸人缘份好，三个同学的饭四人分吃，才得以免予辍学。后又得冯玉祥女公子代她申请了一份每月１０多块钱的助学金，才得以完成学业。这时候，已经２５岁的她，在重庆结识了一位３８岁的老红军干部萧韶，方以为有了家庭、工作、生活都有了归宿，不幸，萧以“共匪”嫌疑被国民党逮捕，坐了三年牢，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喘息之机，太夫又被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打得九死一生。可是欧阳莹还是决心加入了共产党。是信仰胶结了爱情，抑是爱情胶结了信仰，或者二者兼之。总之，她的毅力是没得说的。
　　 一批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女读书人的艰难历程，今天的妇女听来，恐怕像听传奇故事一样感到新鲜了。民国30年后，女大学生渐渐多了起来，就笔者所知，北乡有欧阳伟，国立中央大学生。欧阳良玉，国立师范学院生，谭贻英，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她们于民国38年后，都离开了家乡，详情不悉。
　　
　　 新女性１５人名表
　　
　　 郭兴煦 郭兴燕 郭兴熊 周文雅 欧阳笙 欧阳莹 邓幼坤 周源清
　　 郭兴庄 詹 枚 杨 修 王淑英 谭贻英 欧阳伟 欧阳良玉
　　
　　第十一节 参议与士绅
　　
　　 士绅是民间人才储备库，出可以为官，退可以教书，在野做社会上的事：如办学校、兴教化、修路架桥、惩治盗贼、调解纠纷、维护治安、治水管山、文化娱乐、积谷防饥、恤孤怜贫、还可以协助政府贯彻政令，监督行政官员等等许多事情，如参议员。如果说，县、区、乡、保各级是纵向治政，则地方士绅是横向协助政府治政。这一纵一横，一朝一野，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就是当时社会的统治结构。也算是地方自治吧。而参议员绝大多数都是士绅阶层的人。因为他们有知识，虽然脱离了官场，有从政经验，了解官场内情，而参政又非具备这些条件不行。否则，只能是盲从附和而已。士绅所做的事情，可以帮助政府精兵简政、节省国库开支。
　　 民国时期，常宁先后的省参议有：周康侯、陈铁文、贺明川 、郭涛清、杨朝恒、吴鸿骞、萧冠群、陈一清、殷太白、朱有为、萧新民等１１人。这些大多数也是士绅。
　　 县参议会的参议员绝大多数是有事则聚，散后则回家，也不支常薪，出差也只报夫马费，算是“不脱产”吧。
　　 一个刚由封建专制体制转变到民主共和体制，还是很不正规的。但是政府多了一个助手和一分制约，一分监督，也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民国3年，县知事刘锡珍因贪赃枉法，被县参议检举控告而被撤职查办。民国12年，县参议会弹劾县知事谢肃烈违法渎纪而罢了他的官。民国35年，县参议尹涤寰就在任期内做了三件有影响的事情：一是检举县长李萼辉盗卖联合国支援常宁战后受灾物质２１９吨，尹与议长李国桢等３２人连署控告，李县长终被撤职查办；一件是湖南省常宁分行主任向群，用公款私放高利贷，也被撤职查办，分行职员全部改组；一件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向人民发行田赋征一借一的粮食库券，抗战胜利后发还，被省截留“集中使用”。尹提案索还，被推举为清推代表团，集合全省７０余县市于省城开请追大会，尹被推为湘南驻省常务代表坐追。最后追回常宁稻谷２３,０００余担。
　　 至于士绅历史，远自清代就有县绅李孝经出组团防练兵以平匪乱。巡抚唐顺方致仕归来，还掌教县中的双蹲书院，主编《常宁诗文存》，为常宁保存了一份珍贵文化遗产。清光绪28年，尹连三、吴东皋等士绅倡建合江学堂，开常宁创办新学堂之先河。清末民初，全县东南西北四乡，分别办有清溪、振南、经纬、紫宸四处学公和学校，都是当地士绅倡办。这些人既能做成不少好事，但也容易官绅勾结，产生负面效应。
　　 士绅制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被废除。因为士绅们几乎都是地主、官僚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
　　
　　 第十二节 去台之后
　　
　　 1949年冬至1950年间，许多民国的军政人士随军去了台湾，一大批在家的读书人纷纷离乡通过香港、澳门转台湾，也有少数就留在香港定居，绝大多数是随民国政府、军队去了台湾。当时台湾情况已是缩之一隅，人事很紧，无法容纳。加以蒋介石对原班老人也有戒心，于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去台后，基本不得再用，或者不再重用。如国民党中央常委萧同兹去台后次年，还是５７岁就被免除他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和他精心经营多年的中央通讯社社长席位，让他担任中央社管委会主任。退休后，授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原在大陆当过专员的周仲衡，一时还进不了台湾，经同乡帮助，假作他人父亲之名才进入台湾，时方５６岁，更不得任用，只得以律师终身。原县长秦镜，去台时正４０多岁，历任专科学校教授。原少将副师长胡湘圭，随军驻越南，熬过数年才转去台湾，只能教书以终。李煜，黄埔三期生，在大陆时已任缧马兵团团长，去台后，因超龄不能再用，以小贩为生。老一辈官员如萧冠群、刘水楼、邓静安、李伯昆、郭吉兴等皆赋闲，先后辞世。让他们的子女再谋发展了。
　　 去台常宁读书人中有发展的是这三种人：一种是原在大陆已经官运亨通又年在４０左右者，一种是在大陆刚从学校出来年龄还在３０左右还刚谋到一份工作者，一种是在大陆时学业尚未有成，去台后再继续深造者。国民党刚去台时，生活还是非常艰苦，认真吸取了在大陆内外斗争、国无宁日的教训，再不团结奋发图强，就只有跳海。算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吧！于是一面进行“土地改革”，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政策：由国家统一按平价收购地主的土地，用公平办法卖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农民向国家购买土地的地价，分期分批偿还。地主拿到这笔卖土地的钱，再投入经营工商企业，便变成工商企业家。原有生产力没有遭到破坏，上下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大家一心一意发展经济。旅台常宁人通过自己的艰苦拼搏，或从政、从军、执教、业医、经商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大家也都得到了可喜的发展。
　　
　　 民国官员去台后另有发展的人物
　　
　　 党政界人士：1949年才３４岁的国大代表、三青团湖南支团监察、攸县县长萧新民去台后，仍任国大代表，又任中国国民党国民大会党团干事会书记长。到老晋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湾国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常宁旅台同乡会首任理事长。1983年台湾版《中华民国现代名人录》有传。４１岁的原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书记长朱有为去台后，任立法委员３３年至死。３４岁的原会同县县长秦绶章去台后，先后任大学法律教授、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台湾版《中华民国现代名人录》有传。４１岁的国民参政会秘书詹行煦去台后，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简任一级主任秘书。３９岁的空军军法官陈嗣尧去台后，任主任军法官、检察科长，军界退休后转任中央研究院人事室主任、最高法院主任。３２岁的军官郭光华，随军赴台后，任警职执行秘书、专员、调查专员。年已４６岁的军法处长周子方，随军赴台后，仍任国防部军事复办局处长，算是年岁较大的人的幸运了。
　　 军人去台后，据不完全统计，读书人军官有８７人，其中团以上者４６人。去台后大多数陆续转业，有的再读书，少数人从政，其余教书、经商。３４岁的吴祖伯，以副团长随军退驻越南三年多，备受艰苦，才转赴台湾，晋升至军长，为常宁人在台军界之最。有许多营连排长去台的，晋升团级的也还有些。
　　
　　 在台军师团以上军官４６人名表
　　
　　 一，军师以上将军１０人名表
　　
　　 吴祖伯 欧阳禧 周子方 胡湘圭 张云升
　　 陈 瑞 许远佞 吕志超 李 浓 曹贤义
　　
　　 二，团以上军官３６人名表
　　
　　 李 煜 陈嗣尧 雷铮鸣 李久泮 郭光华 易明熙
　　 滕巽三 徐耀邦 曹时霖 刘 杰 李良初 朱德麟
　　 李树成 曾 玺 李维兴 崔定球 潘炳忠 姚 定
　　 曹贤仁 李锡龄 郭 骏 萧俊杰 谭国清 李明川
　　 周智湘 李益三 胡 诚 周祖厚 刘卓勋 陈同文
　　 刘继仁 郭笑安 吕少良 黄剑志 李志桢 欧阳志义
　　
　　（注：此名录根据常宁旅台同乡会长谭国清先生提供，在台大小军官共８７人，后绝大多数已转业。其它职业难以分清。）
　　
　　 青年读书人去台后有新发展的人物
　　
　　 政法界：都是２０多岁随军赴台后，或转业，或从政，或再念大学再从政从法，个人得到成就。其中较著者１３名：
　　 ２３岁的谭国清，随军赴台后，再念大学，于上校参谋退役后，再入国民大会，官至简任专门委员、简任一级文书组长、常宁同乡会第三届理事长。２１岁的曹竞辉去台后，再入大学，官至专员、高等法院检察处检察官，为当时常宁人在台司法界任职较高者，台湾《中华民国现代名人录》有传。３０岁的空军总部法官许远佞去台后，任国防部军法局副局长、中央研究院人事室主任、最高法院主任等。２９岁的李浓，随军由越转台，任职国防部军法局副局长、联勤总部军法处长。２１岁的詹翔骥，随军去越转台，再师大毕业，官至专门委员退休。２０多岁的刘中和，于台湾大学毕业后从政，官至教育部专门委员，大专副教授。２０岁的胡诚，随军赴台后，官至内政部警政署督察室专员。
　　 科技及教界：其中较著者有：２６岁北大毕业的法律工作者周大中，随军去台后，官至立法院专门委员。留学获远东大学经济学硕士，著名经济学教授，著作甚丰。台湾出版《中华民国现代名人录有传》。２１岁的郭文，1949年由武汉大学转学台湾大学，以电子工程师退休。２１岁的郭懿云，随军去台后，至主任教官退役后，再任台湾公司专员兼任教授、易刊社社长、台北易学会理事兼副总干事，易学著作甚多。
　　 文化企业界读书人：人数不多，财力也不很大，可能他们随军去台时年纪轻、经济实力也薄，短期难成大器。前面所述董事长萧新民，可能算是常宁人在台首富了。２２岁的崔高照，随军赴台后，现任台湾区金属业从业员工关系委员会主任秘书。２０岁的胡志坚，随军赴台后，退役经商，现为“玛哪公司”负责人兼总经理。１９岁的段泽治，随军赴台后，经营段氏太空企业有限公司，任蓝天歌唱艺术团团长
　　
　　 中青代移居美国人士６人
　　
　　 去台时３６岁的郭笑安，1949年随军去台后，移居美国洛杉矶经营酒家，任董事长。３５岁的李缄三，去台后，继续任中央通讯社驻美特派员垂３０年之久，退休后，受聘联合国，定居美国。２９岁的萧孟能。台湾文化人，文星书店创办人。父亲同兹辞世后，迁居美国。1947年１７岁当兵去台的黄剑志1951年留美获经济管理硕士，1961年迁美经商。２４岁军校生吕少良，1948年去台官至上校团长，1968年定居哥斯达黎加，在哥创办过《经纬》杂志、任哥国中国食品公司董事长，1989年转迁美国。２４岁的萧申健，同兹次子，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建筑师。定居美国。
　　
　　 去台后新生一代
　　
　　 从小随父辈赴台或在台出生的年轻一代，一因他们的长辈愈来愈认识知识的力量，亟力送子女读书：如张泽云去台后，是一个商人，深感自己书读得太少，决心让三个子女留洋，都获得了硕士学位。所以在台新生一代，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截至1986年止，据不完全统计，有留美、法、英诸国者２７人，获国内外博士１２名，硕士２０名，妇女就占１４人多。可见妇女的解放还是必须有经济发展的环境。至于从政者，大大减少到只有２人，而且大都攻科技，入电脑专业的更多，适应国际新潮，可见志趣大大转移了，再不像民国初期的留学生、大学生，多读文、法等科，因为当时经济很不发达，学理工科的读了出来，没有出路。这批留学国外的２７名移居国外的占了１７名，占留学生总数的６０％以上。别国花了大代价出生成长的人，发达国家不费力气便猎取了高级人才资源，不怕把土地卖给他们。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世界，出一位高级科技人才，可能影响世界经济几十年，其价值岂能以亿万计算？这恰恰是发达国家的富强之术。
　　 留台工作的留学生１０名、国内外博士５名、硕士７名，共计２２名。其中女生８名，据已知从政２名，从教３名，从事科技６名：
　　 萧行易：１０岁随父新民去台，获法国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国民党大陆工作会副主任、代主任、《中央日报》监察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务顾问，与父亲新民同收台湾《中华民国现代名人录》，算是常宁后一代人在台从政的少数人之一。萧行宪：民国37年（1948）才一岁随父新民去台，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经营异乡贵族法国三明治公司总经理。行宪夫人伊芙琳，民国35年（1946年）出生，原籍法国，任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秘书。未满１岁即随父孟能去台的萧广仁，留美获生物医学博士，任教授、学会理事长，名收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名人中心名录》和英、美出版的《世界名人录》。李益三于1953年在台生的儿子李天佑，1980、1984年先后获美国威士康辛大学数学博士、硕士，回台后，供职竹东工研院机械研究所电脑组，天佑夫人林国华获美国威士康辛大学计算机系硕士。谭国清在台湾1958年出生的女儿桂恋，1984年获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任政治作战学校讲师。刘己仁于1949年生的儿子刘嘉荪，于1979年获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任台湾糖业公司系统分析师。己仁于1955年在台出生又一女儿刘小兰，1986年获美国宾州大学都市计划博士，任政治大学教授。郭文1965年在台南生的儿子郭明宏，1990年获国立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研究所硕士，工作于科学园区工研院电子所。欧阳宜昌的两个女儿欧阳盛莲、盛芝，前位获国立清华大学化学系硕士，后者获国立台湾大学昆虫病虫学系硕士。张泽云一男两女都留学美国，子福隆，台湾东海大学企业管理学士、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大学财务管理硕士，承父业主管自己的企业。女晓薇，美国密西根大学微生物博士。女晓芳，美国威士康生大学大众传播系硕士。
　　 据悉这些新生一代已定居国外者１４名，内博士６名，硕士６名，其中女生７名，从事科技者６名，教育２名。
　　 朱国瑞：７岁随父有为去台，入美国康乃尔大学，获物理学博士，成为国际著名物理学家。任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曾回大陆讲学。后定居美国。
　　 滕巽三1949年生的女儿楚莲，是位很有成就的新女性。从念大学起，即能独立自主地发奋读书，靠奖学金和当家庭教师维持学费和生活费。为了学业和事业之有成，３２岁才结婚。1976年获美数学博士，入美籍。与丈夫同为加州大学教授。曾受益国际几何大师陈省身教授指导，多次赴中、美、德、英等国大学访问及学术讲演。当选美国1986--1989届数学协会代表，1994年，当选美国1995--1997届妇女数学家协会会长。萧伊文：２７岁随父同兹去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毕业，定居美国，任长岛日报记者。邓知约：1950年１５岁随父静安去台，获美国土木工程硕士，定居洛杉矶，大学副教授。邓知希：1950年８岁随父静安赴台，获美国电子博士，定居旧金山。刘小频：1951年在台湾出生刘己仁家，1977年获英国约克大学语音硕士、1986年又获宾州维拉诺瓦大学资讯研究所硕士，任德州农工大学程式师。李益三两个女儿一名元芳，获硕士后赴美工作；一名仲芳，同夫刘丕基赴美工作。吴志超两个女儿，一名日正，1955年出生台湾，1984年获美国密西根州大学电机工程硕士，任美国加州矽谷中心电脑工程师。一名日丽，1957年出生，1986年获美国纽泽西州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又在美国罗格斯大学博士后研究。邓道登一女安宜，1957年出生，1982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会计硕士，在该州任会计师。一女小溪：198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工作于芝加哥。李久泮1959年生的儿子李中能，1990年获美国芝加哥圣保罗大学电脑硕士，任美国电脑工程设计师。贺嘉禄儿子贺庆雄：1983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硕士、博士。去台人员中的后一代留学国外者还有不少，如郭立人孙，１男３女，皆留学美国，李缄三子女都随父就学美国。因尚不知名，皆未在统计之内。
　　 少者远飞，实现个人价值，创造事业。可老者还是念念不忘故乡。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两岸交往频繁，家人团聚，有的积极支援家乡建设：邓道登先后为家乡捐款建校、松柏湘江大桥，还在投资办企业。刘己佾、周子方、詹行煦等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共聚天伦之乐。有的退休回到家乡续弦置产。一片爱乡之情，溢于城乡。
　　 去台人员中，有几位对祖国和常宁传统文化有较大贡献者：尹涤寰：费工余毕生之力，编写出《入深斋杂录》，不仅楹联很有文艺价值，特别为常宁留下大量珍贵史料，更难能可贵。一是1982年萧新民任第一届常宁同乡会长时，由常宁同乡会编印、李久泮主编、谭国清通校、尹涤寰提书名的《常宁同乡会志》，给常宁在台的新旧文化起了承先启后作用。
　　 去台人员中有位谭贞禧者（1922年生），个人成功道路，很有传奇性。家庭出身清贫，湖南省立二中以高材生升入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其妻常以教俸资助。才毕业还没做几天公务员，就因时局紧张，机关裁撤，秉丈夫四海为家，携家去台。至则人地生疏，偶然邂逅一位素不相识的教育科长，即被聘为中学英语教师。但不甘现状，志在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在前半生的５０年中，新闻达编辑，教育晋教授，官阶达执行长、简任一级专门委员。仍不满足现状，５１岁达志愿退休年资退休，再获美国之邀请移民赴美，另辟蹊径，再创辉煌：先后经营房地产业、谭氏服装公司、湘南园餐饮公司，始于６４岁退休，筑别墅于纽约奥塞罗，安享晚年。仍常思“人之成功经验，有赖于知识，盖知识即力量，而教育所以获得知识者也。”牢记中国古训：“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与夫人俩着力培养后代，又皆有成。长女逸君：营养学硕士，自组公司，自兼董事长及院长，戴誉社会。长子逸心：获美国数学、电脑两硕士，任职美国国际商业电脑公司高级经理。次子逸晖：大学毕业后，与友人合资经营餐饮业，有创业之才，继乃父之志。三子逸生：在美获会计学硕士，任美大公司高级会计师。
　　 写到这里，特将谭氏《七十感怀》中对自己事业成功一节录下，以飨追求事业成功者。
　　 “夫人莫不喜平坦，而道路多崎岖。人莫不求幸福，而命运常坎坷......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宏’者大也，‘毅’者久也，欲致其大，则须志大、才大、气度大。求志大，则须取法乎上；求才大，则须困知勉行；求气度大，则须有为有守。欲致其久，则须持之以恒，将之以勤，锲而不舍，则必能有志竟成也。”
　　 1949年去港去国人士，笔者史料很少，只知白沙邓贻午，世代经营工商业，他北京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再接父业，为常宁企业之最大者，也是常宁读书人中经营企业最少人之一。1949年底，政局转变，即携家去香港。同去者有次子继周（后改名理成），三子继魁、四子继吾、五子继云。据了解贻午的第三代有述平、述思，去港后获美国硕士、博士，已任香港大学教授。
　　 除台湾外还有王培善、香港建筑工程师，王集群，香港大学教授。还有企业家管宁先、谢春熙等。李澄清，香港大学教授。汪麒麟，香港钢铁公司高级职员。同时期出国的还有雷幼龄（女），英国某大学教授。潘丽莹（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电脑博士。黄岳生，美国企业家，夫人阿惠，日本人，经济学硕士。王双利，法国硕士，刘少频，美国休斯墩大学经济学硕士。
　　这些民国38年左右离乡出国人士，至今没有消息，也不知还有多少，也是常宁人才一笔重要流失。
　　
　　 Ａ，台湾常宁籍博士１２人名表（表中上男下女)
　　
　　 朱国瑞 萧行易 萧广仁 李天佑 邓知希 贺庆雄
　　 刘小兰 张晓薇 张晓芳 滕楚莲 李元芳 吴日丽
　　
　　 Ｂ，台湾常宁籍硕士２０人名表（其中女８人）
　　
　　 曹竞辉 周大中 萧申健 谭逸心 谭逸晖 谭逸生
　　 刘嘉荪 郭明宏 张福隆 邓知约 吴日正 李中林
　　 以下为女的
　　 谭逸君 谭国恋 刘小频 林国华 邓安宜 邓小溪
　　 欧阳盛莲 欧阳盛芝
　　
　　 （注：郭立人孙一男３女，李缄三子女皆留学美国，因未知名，故未列入。）
　　
　　 Ｃ，台湾常宁籍去香港及国外人士１９人名表
　　
　　 邓贻午 邓理成 邓继魁 邓继吾 邓继云 邓述平 邓述思
　　 王善培 王集群 管宁先 谢春熙 李澄清 汪麒麟 王双利
　　 雷幼龄 （女） 潘丽云 （女） 黄岳生 刘少频 段建中
　　
　　
　　第一二章完 全篇待续
　　 现年82岁 萧一湘著 1996年12月除夕稿 1999.1.27.改定付梓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读书人 （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读书人来源：一是民国在大陆留下的“遗老遗少”，一是新中国自己培养造就的姗姗群星。常宁在民国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受过高等教育的约３００多人，1949年之前已弃世一些，受过高中教育的也不过数千名。新中国1950--1990年４０年间，共培养出高中毕业生４２,３５２人，还培养出大专学生约３,０００余人。从数量看，较之过去增加了十倍，应是大有进步。但从质量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如果和时代进步要求相比，差距就更大了。原因复杂，这就是本题所要探求之一。截至1997年共４８年间，分两章写，本章写到1979年前３０年止，下限写到改革开放的１８年。有的还止于最后定稿时，兹分别叙述之。
　　
　　第一节 迎接新常宁的先锋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们好喜欢！......”
　　 “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
　　
　　 民国38年（1949）上半年，这些歌声已在常宁城乡飘荡开来，意味着解放大潮就要冲来了。
　　 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主议论》油印本在知识阶层如获至宝地传诵着，在专制独裁的长期压迫下争民主、反独裁的爱国人们总算熬出头了。
　　 因为长期烽火、政府腐败、社会动荡、通货膨胀、失业大潮、沉重赋役，如何挽救国家民族命运，对时事嗅觉最为敏锐的爱国读书人首当其冲。
　　 如果说1926年投身“农民运动”的常宁读书人是追求光明的首批先烈，则２３年后的1949年就是常宁读书人与其它各界人士共同解放常宁的先锋。他们为追求理想、追求光明、追求自由民主，前扑后继，接着先烈们的接力棒迅猛向前。当时３８万人口的常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组织就有六个：
　　 一支以李峰为首的“中共常宁文教支部”，主体成员是青年大中学生。
　　 一支以欧阳成为首的“中共常宁北乡支部”，主体成员是小商和农民。
　　 一支以李纶玉为首的“中共常宁烟洲支部”，主体成员是小商和市民。
　　 一支以吴集贤、刘世辅为首的“新民主义革命青年先锋队”，主体成员是大中学生和中小学教师。
　　 一支以周松茂为首的“中国民主同盟”，主体成员为大中学生和士绅。
　　 一支以邓秀金、在乡军官邓竹修、刘湘辅为首的“湘南游击纵队一支队”，主要成员是民国政府时的在乡军官和绅士。也有一些大中学生。
　　 以上六股革命势力，不放一枪，未损一物，社会有序，人心安定，在中共南下工作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踏进常宁土地之前，和平解放了常宁。迎来中共南下工作团，成立了中共常宁县委会和常宁县人民政府。在中共常宁县委的领导下，参加了接管旧政府、建设新政权、征粮支前、清肃反动残余，做了大量的艰难险阻工作。当时中共派来的南下干部只有８３人，几乎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又是人地生疏，语言难通。而这批本地革命者，除了两支队伍人的文化素质较低些外，本文是写读书人，不在题义。其它４支则多是读书人。（关于起义的绅士、和原有官员在第二节中专述。）
　　 当时百业待兴，需才孔亟，而这批队伍，年轻热情，有文化，有理想，熟悉本地情况，照理正是建设新常宁不可多得的力量。可是不久，一部分人无人挽留而远走高飞；一部分人虽然一度被中共常宁县委暂时用了却又分化调离外地；剩下的又被相继清洗出党政部门，但是许多具体工作确因还要一点笔捍子，便藉故清出了党外，内部限制使用。加以连绵不断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又把他们整得九死一生。当然这批热血青年，不是说就没有缺点和错误，因为民国时期的读书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家庭出身，他们是受的爱国、自由、民主教育，饱尝国家内忧外患的切肤之痛，对国民党统治者的独裁厌恶，对人民的贫穷受欺而难过。他们的思想基本还是平民思想，也可以说是平民知识分子。既有改革社会的理想与激情，但由于涉足社会少，还很幼稚。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激情有余，理智不足，思想容易左右摇摆而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在所难免。几乎近代中国读书人改革家，包括许多先驱共产党的多数领袖，犯这种毛病的人，还大有人在。这些缺点，只能在革命的大潮中去学会游泳，似乎不宜因其存在缺点而将其革命热情棒杀掉。因为不但暴力革命时期不能少了知识分子，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更是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当时社会曾经流传着“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革命不如反革命”。在人们的意识里认为革命先锋们还是这种下场，其他读书人还有什么希望呢。一群失去希望的人天天如履薄冰，人命微贱，朝不保夕，还怎能去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全面胜利这一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在军事领域、政治领域的权威无可比拟。但是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并不十分理解，树立毛泽东思想全方位的绝对权威，就成了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可知识分子对这一大气候却缺乏清醒的认识。原来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投入革命的进步思想，现在都要重新接受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洗礼，原有革命的法宝争民主、争自由，一夜之间就都变成了对立面，正确的东西固然应该接受教育，错误的东西压着被接受，除非扭曲个性做“驯服工具”，就难以容身。建国前，知识分子主要还是被争取的对象，建国后，一下子就变成了改造对象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４０多年后反思，革命先锋们原来真诚地把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的是一个崭新的祖国，那里将有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真正实现，科学和文化事业的伟大高涨，人的精神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明显提高，人民的自由劳动和普遍幸福。可是在前３０年的日子里，尽管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某些重大成就，但是总起来看，民主和法制不是得到加强，而是遭到越来越严重的践踏；个人崇拜和专权，不是得到了抑制，而是越来越泛滥成灾；极左思潮不是得到了克服，而是被政策化、法令化；所谓铲除了封建主义，而实际上许多封建毒素还在加速发酵，国家和人民不是富裕，而是仍然贫穷落后......这一切的一切，不能不使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的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焉！
　　 幸而中国共产党内有识之士年过古稀的邓小平东山复出，眼见前段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方法，至使中国积重难返，深感自己在日苦少，没有时间等到全体人民对历史的是非一一争清，必须用改革开放先发展经济做几件拯救党、拯救国家、拯救人民的事情，留下一份通过自己实践检验的理论，给后人开辟了一条正轨的快车道。正是为了实现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都久已盼望的现代化，特意下了一着妙棋，首先给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掀起一个全民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大潮，不但让死者、老者有以慰藉，特别是让来者有了做人的动力。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充分调动读书人的积极性，就是调动最大的生产力。通过平反后的读书人，在人生的黄昏时节，仍思有所作为，对反思历史更加深沉，没有时间叹惜，实际上还在拼搏，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主题歌有句：
　　 有人说你比泰山还要重，
　　 有人说你比鸿毛还要轻。
　　 苍茫大地可作证，
　　 人间处处重真情。
　　 可为一切有志于改造社会之士存念。在此略举迎接新常宁的几位读书人代表，其他分别在有关章节中记叙：
　　 李 峰：1949年才２３岁时，在学校即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风云突变，他回乡组建了中共常宁文教支部。新中国成立初，在常宁自己还非常缺少革命读书人的时候，1953年就从中共常宁宣传部调去衡山三中任校长，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消职务，开除党籍、干籍，最后流放农村，受尽人间折磨。1979年才撤底平反。
　　 在他这个组织里的张寄祥、萧一湘、张兴等先后长期蒙冤受屈，遭到开除党籍，或开除，或坐牢，即使有的留在岗位上，还是“内部监督使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富强，忍辱负重，他们一颗爱民之心从未稍泯。有位詹益之，家庭中农，父亲又是农运时的烈士，正在急需人才之时，也调去外地，他原对家乡作的贡献之梦，也便告吹。只得再考入武汉大学，从事科研工作，总算得到善终。一向正直寡言脚踏实地工作的彭遗谷，刚安排上宜阳镇镇长位子，1956年肃反，虽然查不出什么问题，还是不能重用，调到衡阳地委当理论教员，最后从正科级职位上转调去衡山文化馆坐个股级馆长的椅子。扭曲了个性，才免于成为阶级斗争的直接对象。
　　 1949年首先加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的吴集贤、刘世辅、李久成、张庭瑞、唐仲山等等４０多人，本是革命先锋，新中国成立后，奇怪！竟然把这个组织内定为“反革命组织”。主要成员先后受到残酷斗争，戴上各色反动帽子。或开除回乡改造，或坐牢，九死一生，受尽煎熬，被阶级斗争这块筛子筛去了他们的黄金岁月，可贵才华。例如第一位民先队成员吴集贤，1950年刚把新华书店牌子挂起，架子搭起，就被取消他的经理头衔调去教小学，1956年肃反运动中，跪在碎玻璃上挨批斗，鲜血直流。捞不上罪证，1957年再打成“右派”，开除回乡，直到８０年代后期才平反。唐势豪与妻彭含球双双打成“右派”，劳教３年后，正当农村饿死人的时候，夫妻双双被清洗回乡，彭被迫自杀，而唐于1967年“文革”中再打成“反革命”，判刑１０年。直到1979年后才平反。常宁唯一一座县立初级中学，民国时期的教师，几乎都是大学生，解放后，只剩下两个大学生教师，又把这位大学生校长刘世辅调去长沙，1957年这位清华大学高才生校长又被打成“右派”，开除回乡２０余年，人才的价值已经磨尽。唐仲山，５０年代的中共常宁县委宣传部主办干事，1957年打成“右派”，开除后无法安身，举家逃到新疆打工，又作外流分子抓回，年过半百靠拉板车营生度日。初步平反，还把个大学生放在农业局看门送报纸。
　　 周松茂：1949年２７岁，常宁“中国民主同盟”建立者。创办《民主报》，参与策划组建“湘游一支队”，任“常宁县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主任，在公安局肃特中做了重要工作，岂知1953年被开除并判刑。释放后，搞了几十年的搬运工挣扎生活，直到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省里出面干预，才得平反这段苦难历史。
　　 民盟成员尹名宛，县中有才气的教师，参与组建“湘游一支队”，任政治部代主任起义。1950年离常去衡阳师范教书。1956年肃反被捕，判刑１５年，病危放出，妻子不敢明留，安置在附近农村一个灰屋，饥病惊恐交加而死，死时才３０岁！
　　 黄金有价，知识无价，谁又能算得清呢！
　　
　　 第二节 遗老遗少
　　
　　解放前夕，常宁在外青年、老年读书人纷纷返回家乡：一种是已经毕业或在校的热血青年大、中学生，其中一批回乡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欢迎解放的到来，也有直接在外地就参加了新中国的各种工作；一种是民国时期的文武官员，其中不乏暂避风头，侍机东山再起者，但是绝大多数也看到大势所趋，厌倦宦途，不想随国民党去台，或者不是蒋介石嫡系，而被抛弃大陆者。他们一面痛感国民党腐败无能，一面对共产党能够深得民心有所敬佩，但又有怀疑、观望、恐惧；还有一种是落叶归根这个更深层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安居田园，当遗老以终余年。一些年纪还不大的官员，他们还在向往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总有不少遗老遗少只要你不公开反对新朝政府，还是任其安享田园，甚至还要从中选其有用之才，以资新朝之用。况乎清朝著名学者王夫之于反清复明失败之后，犹能让他隐居常宁西庄园３年，著书讲学，只要他不再造反，清庭也不加害遗民，以后还让他返回衡州船山书院讲学，著书立说。因为清朝满族自己也深知比汉族文化要低，不任用原有高文化的汉人，是难以巩固和发展他的统治的。于是启用降将洪承畴当了他的宰相。至于早已回乡多年的官员，都已年到古稀左右，只求苟全性命别无它念了。
　　 岂知共产党改造社会，与以往完全不同，它是以非彻底砸碎旧社会的一切赖以生存的基础不足以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为已任。一切历史的旧经验都不管用了，连知识分子统统划到资产阶级范畴里去了，所以都成了革命的对象。
　　 于是1949年底，人民政府开展证粮前后，大批“遗老遗少”纷纷逃出或出走，绝大多数走往台湾、香港或他乡，逃往台、港的专员、县长有：刘水楼、周仲衡、萧冠群、邓静安、曹启祚、李卧南、秦镜、秦绶章、郭吉兴、萧新民等１０位。留在家里的原政府科局长以上者，或杀或关或管几乎都被镇压了。
　　
　　县长中参加起义者据笔者不完全所知有５人：1949年刘民英，５８岁在沅江县任内起义后，继任两月被遣归，1951年在家乡被镇压。４６岁的唐伯钧，1949年在家乡教书时加入民盟，任常宁迎接解放联合会主任。年底召开首届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唐以开明绅士参加。1950年任职一年县公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算是遗老中再受用者。1952年土地改革运动中被镇压了。５１岁的邓达五于1949年参加民盟，经常在他的公馆里密谋起义，1951年被镇压了。５０来岁的周礼，在县中任教多年，1949年参加民盟，新中国成立不久也被镇压了。这４人直到中共1978年11届3中全会后才予平反。民国时期人们常称倾向共产主义的县长曹启祚，字景升，民国初年，考取河北钜鹿知事。素以清廉见称。常扶持清贫者读书。抗日战起，年将花甲归来，更家无恒产，常向人借贷与起会支持生活。在未解放之前，就常在乡间宣传共产主义如何如何好，初闻常宁解放大喜。1950年曾受其扶持者老红军干部曹亮接去香港。1956年曹亮因特嫌被捕，５年后的1961年，景升也就无人照顾辞别人间。郭彝尊，抗日前的老县长，返乡多年，潜心自学中医，成为良医，为乡人爱戴，解放来镇压了。专心致志研究学术的古稀老人尹桐阳，被关押后病逝。退休了的留日生工程师尹庶完，1950年关押在区公所里，为建造区公所设计完成后因病重才放回去死。
　　 常宁末代县长４８岁的欧阳耆，原是1949年回乡团长，民国38年8月起才当了两个多月县长，同意“湘游一纵一支队”起义，整齐衣冠，出城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算是投降了。办了移交后即被关压，1951年被镇压。
　　 短短３８个年头，常宁产县长人数之多，破了常宁历史纪录。当了几十年官，不能说他们中没有丑闻，但也不能说他们中没有高明的治国经验，可惜余生也晚，很少知情。这批人中，会有罪大恶极者，但是大多数还是有爱国之志，只是在政局的风云变化里，各人的选择不同而已。从社会发展最可贵的生产力角度视之，常宁从封建王朝解体后，民国花了３８年的时间和金钱积累起来的知识资源财富，才获得这笔文化遗产。从知识资源角度来看，也算一笔损失。因为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一朝一夕、一点一滴地在历史长河中积累起来的，没有积累就谈不上发展。
　　 民国时的法界人物，解放一来除了转移港、台者外，基本都被镇压了。民国时期常宁法界最高官员邓静安，民国38年加入民盟，参与常宁和平解放。传说常宁派民兵赴省城捉他，解到衡阳住在河街同发祥旅社，旅社老板娘诱开民兵，让邓逃离，去了台湾，已年过花甲，也就赋闲了。有位周本仁，1949年由云南地方法院院长任内绕道至香港，支持中国航空公司的两个儿子参加“两航起义”。随子回大陆返乡后，竟被乡干部枪杀了。1988年平反。民国时期一位法律大师郭卫，1949年他没去台，定居杭州寓所赋闲，为了生活，经营酱油业以终。
　　 民国的军官中参加起义的将军１２人，团长３人。除了民国时期已经去世和去台港８７人，（其中军长１人，少将副师长９人，团级９人。）以及４位起义幸存者外，几乎都被镇压或先后被害者。直到1988年以后，凡是错杀或被害者，才得以平反。民国时期的宪兵副司令吴天鹤在成都率部起义后，安排在西南军区高参室。1970年“文革”中迫害至死，1979年重庆市委才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民国中将吕辛叔早于抗日初即回乡当士绅，1949年参加常宁和平起义。解放后被镇压。
　　 起义人员中有位少将副师长刘湘辅，打仗很勇敢，抗日战争负伤三次。1949年在家乡参与组织“湘南游击总队第一纵队一支队”起义，任副司令员，解放后被镇压。师长欧而农，1949年在四川起义后还暂任师长，1952年判刑１５载，因病重假释殁于家。少将副师长唐南薰，民国37年冬，随傅作义起义于北平，暂任师长，于次年3月回乡被镇压。62师师长夏日长，1949年8月随陈明仁在湖南起义，旋遣散回乡，1953年判死刑，再改无期，1971年病逝茶陵劳改农场。少将副师长袁峙山，这位曾经参加台儿庄抗日战争后又随傅作义于北平起义的军官，回乡后被镇压了。师长易芳煜，民国38年参与程潜湖南和平起义后被遣散回乡，土地改革时，在家被逼，夫妻双双同吊死在一根绳上。詹达山：黄埔二期生，南京军官总队少将区队长，1949年在家乡参加“湘游一支队”起义，任副官主任，也被镇压。
　　 民国师长周上凡因共产党嫌疑，就遭过国民党几次迫害，起义初，被安排在湖南交通厅工作，1953年肃特运动中判刑１０年。1960年特赦，当工人１０载。1978年平反，调任湖南省航运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再任省政协常委以终。一家兄弟两位抗日烈士，一兄受伤，一兄失踪。当了团级军官的陈振谓，随陈明仁在湖南起义后，却被关进了牢房，牢房出来，再当了几十年煤矿工人才以起义人员退休。
　　 起义人员中还有三位将军：邓竹修：黄埔五期生，“八.一三”淞沪战役升副团长。民国33年回乡，在祁阳潘家埠截获日军一个师团的军用物资４９船，光复后升团长、少将副师长。准海一役被共军俘获遣散回乡，任县自卫总队副，组建“湘游一支队”起义，任司令。和平解放常宁有功。先后任衡阳军分区参事，“文革”时被清洗回乡，平反后，仍任市水电局副局长，晋市政协副主席。李田，（1910--1987）黄埔七期生，历任参谋长、纵队司令、政治部主任。民国31年秘密投共产党，民国38年于上海率部起义，转业浙江省工业厅任处长。“文革”虽被审查，但能善终离休。罗召南：（1907--1990）军需主任、高参、专员公署主任秘书。随陈明仁起义，以湖南省政府参事善终。这四位是起义人员中之幸运者。
　　 被镇压的起义将军，直到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除袁峙山、易芳煜二人外，都相继平了反。
　　
　　 Ａ,起义将军１１人名表
　　
　　 李 田 罗召南 邓竹修 吴天鹤 刘湘辅 欧耐农
　　 夏日长 唐南薰 詹达山 袁峙山 易芳煜
　　
　　 Ｂ，解放后未起义被镇压的将军１４人名表
　　
　　 周得山 杨请婴 李国桢 陈铁文 吴庆贤 唐别山 吴大中
　　 吴佑平 吴虎飞 唐谋轶 胡慕岳 李 辉 欧阳少筠 郭宗尧
　　
　　 新政府起初，对于起义的原民国党政军人员及士绅们虽然有“革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但是还是“在劫难逃”，遭到镇压。其实对于以上这些人若能不用“政治运动”打击，一开始就用法律为准绳，即使暗藏反动分子，一旦发现有现行破坏行为，立即依法制裁，可能减少差错，既能服众，又有利于保护生产力。尽管共产党中央认定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知识分子参与，但是有些人在实际里似乎认为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就可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了。镇压一扩大，不但被受害者个人受到严重摧残，而且增加日后平反困难。而且一时科学、技术、文化受损，国家建设滞后，损失就难以胜数了。
　　 至于青年大、中学生，都纷纷往外寻找出路。都有各自美好的梦。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时候也亟需建设人才，弄理工的还是多容纳到工矿企业中去了，但是弄文科的则很难找到职业，多数参军到部队去当文化教员，即使进到政府，不久也多清了出去。于是多数进了学校之门，操起他们的老师旧业，过起教书生涯，不少人才华横溢，替新中国建设、培养新苗立了出色的功勋。如张祖绅，年方而立，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博士学位，任教授和研究员。1958年返国，担任北京科技学院研究员兼中国科技大学教授，1964年复去美国。是读书人不爱国爱乡？何以他们还要回国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常宁首届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堂上，有四位士绅坐在代表席上，其中有两位白发斑斑年届花甲老人，散会后，两位中年就离开常宁，去了台湾。既保全了性命，又有所发展。1951年这两位年老士绅代表参加了常宁公产清理委员会，还当了副主任。不久，一位以反革命罪被镇压了。直到三十多年后才平了反。另一位幸存者，成了常宁唯一一位老读书人统战对象，一直坐在人民代表席上。此人名叫萧云耕，因为长子是1927年农民革命时的烈士，本人又是无党无派，便以开明士绅、烈属资格成了终身人民代表，直到1973年以８７岁逝世。但是为了打退地主阶级在民众中的威望，还是坐了十几天牢房，再带回乡里接受群众斗争。以后一直以中医为业，所谓代表，也仅仅挂个空名而已。“文化大革命”一来，年已８０岁，虽然也没有批斗他，但是每月只发他１０块钱，说不清是退休金还是生活费。这位一个县的唯一一位开明士绅人民代表，终因生活无着，饥饿贫病交加中离开人间。以后常宁修新县志，把这位常宁唯一一朵统战之花盆也扫掉了，在常宁历史上的统战政策“飞白”一角。
　　
　　 第三节 新苗培育者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就是说老师是知识的传人。几乎世上所有桂冠都给老师戴上了，但人间苦头也都是当老师的“品尝”了。曾几何时，就连古今中外，上至帝王，下及臣民都尊敬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都被“批倒批臭”了。让我们踏着老师的脚印看看这些文化传人的身影吧。
　　 第一代传新学的老师有留学美国执教美国的邓嗣禹,这位常宁第一博士，国际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尼克松首次访华时的智囊团成员。但一生都执教美国。后来继续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留美习工的易干球，到湖南大学图书馆当馆长，转为研究文学了。留法习工的萧异兹，因曾同一党中央高层的李富春在法同学，一直担任工程师到死。留美攻工科的杨德功，传说当了总工程师，但家乡人一直不知其名其情。这些人已在留学生专节中记述了。谭嗣仲:这位留美生，大半生都在常宁办教育,建国后被镇压了。周上琳当了常宁县立初级中学第一任校长。依次有廖安世、李绍曾、詹行熙、黄庭等５位，都是大学毕业。建国后，除李绍曾一人早在此前逝世外，周、詹、黄等三位都被镇压了。廖安世：湘南著名地理教师，1950年减租反霸时，６０多岁的高大身材，被扳缯吊在房梁上跌地毙命。唐叔超，从创办简师起，就一直担任校长，人称“唐板子”，治校严谨，为人正直，时人称道，也被镇压了。抗日时期，把长沙广益中学迁到常宁来，为常宁支教立了大功的李之透，青年时代，就是一位倾向激进革命者，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创办长沙广益中学者之一，1952年却把他从广益校长岗位上调离了。创办广湘中学常宁分校的殷太白和彭廷秀，殷曾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常宁劝学所长，常宁最早的宜江中学校长，1950年初害怕病逝，彭则被镇压了。彭雨窗，当过教育局长，湖南著名地理教师，1957年划成右派、反革命双料分子，年近７０，被遣送农村管制劳动改造。曾在衡阳挑河水卖，老病贫弱交加，被折磨死于1978年。刘伯勋，全省著名生物教师，1957年从教４０余年，以７６高龄进入省文史馆作研究员，算是得到善终。湖南著名国文教师方西耕，虽曾当过县长，但从教早已多年，在家乡任县中教师又已十余年，解放后，在家乡被批斗后郁郁而死。至于以前当过县长的教师贺明川、范宗文、陈铁文、唐伯钧等那就更难幸免了。
　　 民国第二代师资，四十年代刚从学校出来不久才２０多岁的年轻一代大、中学生，则纷纷出走他方。如谭贞禧、刘己仁、刘杰、周大中等等去了台湾，欧阳德威、廖世范、张奎、谭玄等等去了外地，后来分别成了大中学校名师，致使新中国初期常宁的师资力量大大削弱。当时堂堂唯一一座县立初级中学，由原来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的教师队伍，只剩下国立师范学院正牌本科毕业的滕菊生和张若金两位教师，也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滕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双料货，判刑２０多年，张则打成右派，劳改多年。于是常宁中小学绝大多数是中学生教中学，小学生教小学，文盲、半文盲当校长，管文化教育的县长也是文盲、半文盲了，奏起了一曲杏坛的哀乐。
　　 新中国成立后，就得积极培养自己的读书人，而新读书人就得依靠原有读书人的精心培育，在解放初期顶台柱的教师就落在刚从大学出来不久的青年读书人肩上。这批人确有扎实的学问基础，又有追求进步的热情，有理想，有事业心。对新中国的新苗费尽心机。不管自己处的环境顺逆如何，都是义无反顾迈着沉重的步伐默默无闻地耕耘着，耕耘着。这里试举几例：
　　 1949年才３２岁的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本科毕业的张奎，不但很有才华，而且强烈追求进步。民国三十八年回乡后，任教县师，加入民盟，担任民盟主办的《乾报》主编、副社长，为常宁和平解放吹起了号角。南下干部进城时，没能留用，50年即往湖北参教，再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却由湖北省教育厅科长席上调到黄岗师专任教。1979年担任中文科主任，1987年才升副教授。被选为黄州区政协副主席。著作甚丰。
　　 ２９岁的欧阳德威，因家庭之累，1949年从县中席上离去。在湖北师范学院教语文４０余年，致力唐宋文学教学与研究。1980年才晋教授，辅导研究生。被选为黄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２１岁的王俊杰，后来任湖南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湖南省数学协会常务理事。他的《关于有一无限数限的函数的雅可比级数对于负指数的总和性》等多篇学术论文，先后于1986、1987年发表后，已为美、德、苏等国数学评论重视转载。
　　 ２２岁的吴良俅，1949年在县中任教时参加过“民先队”革命组织。一家世代书香，但亲友多地富出身，幸而从县中教坛离开，去了湖南师大附中。1979年后，任教研室主任，评为高级教师，享副县级离休。应国家教委聘参予全国《初中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草拟，人民教育出版社高、初中教材及教学用书的编撰。著作甚丰，是学者型的中学教师。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
　　 ２６岁随军南下的武汉大学生刘璧，解放初任县教育科长，为常宁教育的恢复就绪和发展做了奠基工作，可1957年打成了“右派”。开除回乡，苦熬20多年才平反。
　　
　　 新苗培育者８人名表
　　
　　 张 奎 欧阳德威 王俊杰 吴良俅
　　 刘 璧 李 峰 张寄祥 谭 玄
　　
　　 第四节 科技的奠基者
　　
　　 如果要问世界上最大的浪费是什么？笔者认为莫过于人才的浪费：中国地震毁了个唐山市，但是有了人才，不久又能矗立个崭新的唐山。而一个天才的失去，他的价值就无法估算了。好像看不着，一旦拿同时期的毗邻的历史的发展情况一对比，自己落后的距离，就最清楚地凸显出来了。这里略举四例，就可证实这些都是新中国的科技奠基者，他们不仅是专家而有一颗爱国爱民的纯洁高尚之心。
　　 1949年才31岁的张懋积，家境清贫，边读书边教书，1939年先后就读国立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和湖南大学工学院等三所大学，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六厅雷达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在杭州起义，1950--1954年还在解放军雷达部队工作，参加抗美援朝。因国防部门不能信用旧职人员，便转业抚顺煤矿机械厂当工人。可张并不介意，竟然埋头解决２０多项高层次关键性技术问题。1982年６４岁才授予高级工程师，担任辽宁省煤炭行业高级工程师电气专业组评委和电子计算机领域顾问。这就是旧社会来的所谓“旧老九”。
　　 才30岁的廖世范，1945年获中山大学理学士。1952年地质工程师，先后在中南、湖南、贵州、云南、四川以及支援越南等地发现各类大矿数十处，1980年被地质部评为中国找矿工作有重大贡献者５０位之一。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这位为新中国矿业开发的奠基人，竟是土地改革时被活活打死的名教师廖安世的儿子。但是他用自己的一生谱写了一曲爱国爱民之歌。
　　 24岁的王玺，1950年湖南矿冶工程学院毕业。历任鞍钢、攀钢、鲁中冶金矿山公司等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矿长、副总指挥长兼总工程师。参加组织总体设计、建设、生产、运营工作。中国冶金矿山建设协会理事、中国金属学会矿山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四方机械电子公司高级顾问。副厅级干部、高级专家，传入《治金部光荣册》、《山东省名人录》、《湖南大学众星之光》。
　　 吴光汉，解放后，从县中离开教坛出外，50年代就任职长江水利委员会到总工程师，为长江第一大桥立了功勋，1956年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82年晋高级工程师。算是常宁早期水利专家。
　　 詹镇川，父亲是位湖南著名铁打损伤骨科中医，镇川传其衣钵，亦早有令名，新中国初，被打成反革命，因其技术好，边管制边行医20余年。许多领导和群众，一要他看病时，非常和气，一斗争他时，就非常严肃，这个阶级斗争界线怎样划得清呢。80年代平反后，周围数省慕名前来求治者络绎不绝。镇川子金山，80年代任湖南省中医学院副教授，将祖传医术总结上升至“詹氏茅庐骨科医学体系”理论，成了詹氏流派。上下已传五代。
　　
　　 科技奠基者１２人名表
　　
　　 詹镇川 周炳麟 吴天柱 吴启契 欧阳莹（女）张懋积
　　 廖世范 吴树民 吴光汉 周国梁 周国藩 王玺
　　
　　 第五节 新文化的孤雁
　　
　　 常宁文化一向不甚发达，作者不多，名作自然也很少。1957年后，人们就很少有文化活动了。除了政府举办过几次民间小型文艺会演以外，农村连春节的龙灯、狮子灯都被禁止了。特别“文化大革命”，八个样版戏统占了舞台十年。阶级斗争这根弦早晚把人绷得紧紧的，什么工作、学习、生活、休息都胶结成一个东西了。只见到一个光辉画面，只听到一个万岁呼喊，只读到一种“红宝书”，只跳个忠字舞蹈。常宁作家吴侬有诗展现当时文艺一大景观。
　　 文章不见浅和深 万曲 千 歌 一 个音
　　 怪事奇谈日日有 谁多“最”字最忠心
　　 在这样一个荒诞的环境里，文学艺术领域是一个残酷的战场，文化人只能是一、二受伤的孤雁了。下面两人还是民国时期留下的文人。
　　 李震一：（1906--1991）历任记者、教师，民国35年（1946）深入湘西土匪窝里采访，写出《湖南的西北角》一书，很有勇气、眼力、笔力，发行一版再版，洛阳纸贵。名收《中国新闻年鉴》。参加湖南和平起义，但是长期受到不公正等遇，直至80年代才得以平反。
　　 吴侬：（1923--1991）家贫，自学成才。１６岁即发表作品。历任《国民日报》编辑、记者。新中国时任上海美术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散文、旧体诗词皆能，著作甚丰，名收《中国文学家辞典》。“文化大革命”受到无情迫害。
　　
　　 第六节 寂静的政坛
　　
　　 萧韶、崔农山、曹亮三位老红军干部长期坚持在白色恐怖下党的地下工作的无名英雄，他们在追求真理、实现美好社会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待到社会主义建国成功，却又带来人生最大的悲剧。1956年肃反前后，都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陆续恢复名誉，惜都已年过古稀。萧韶还幸运活着但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崔农山出任南宁市政协委员。曹亮平反最迟，但平反后即辞别人间。艰苦得来的果实，都让后来者享受了，这就是真理追求者的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面已经谈过党政界很少读书人的原因，常宁党政各部门，当时都是南下干部执掌。留在家乡的仅仅一点地下党员和其它革命组织成员，且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早已打得落花流水，已如上述。有位1954年县政府秘书邓芝兰，高中毕业，当时可算党政部门正科级干部中唯一一位最高学历者了。家庭成分还是中农，但是在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只因他反映了他父亲对他说的实话，农民粮食征过了头，马上遭到批判，说他的屁股坐在富裕中农那边，替富裕中农喊叫，就是为农村资本主义代言，马上调离常宁了。这样一来，全县党政部门科局级干部中仅仅留下一位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的原地下党员，几十年一直蹲在副局级的位子上，一直被走在党与非党的钢丝绳上摇摆，未成“右派”也难进左派浮沉多年。三进两出共产党，几经死里逃生，反复的副科级。
　　 奇怪的是建国后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工农家庭出身的中专毕业生，80年代前也只有一、二位坐在科级席上。但是始终没有一位大专毕业生摆上县级的台阶。当然各部门的具体业务总还得要点文化才能做，所以有些部门的一般业务人员还有点老高中生。其余都放到中、小学去拿粉笔去。或者是科技人员，也只有安排到政府部门的工农业科技或者医务岗位上。
　　
　　 第七节 深沉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在常宁的中、小学教师，只剩下两位正牌大学本科毕业生留在县立唯一的高等学府常宁第一初级中学，其余几乎都是高中生教高中，初中生教初中，甚至小学生教小学。但是他们还是埋头苦干，零买零卖，现买现卖地边学边教，即今天听一堂课，明天再去教一点。由于他们还有一种奋进思想支持，也还获得可喜的成绩。可是连续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如镇反、土改、思想改造、三反、肃反、反右派、反右顷、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等等，搞掉一批又一批。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全县划了２５１个“右派”分子，３３人进了牢房。常宁一中仅有两位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本科毕业的滕菊生和贵州大学本科毕业的张若金。滕因抗日战争国家危亡时刻参加过青年学生军，便被打成“右派”加反革命“双料货”，劳改２０年，被打残了一条腿。而张把他参加过耶苏教，也作了一条罪状，被打成“右派”，其实两个人不过是个性甭强而已。所有“右派”或者劳动改造，或者下放农村，交群众管制劳动，或者开除回乡。学校因教学急需者还不得不留下一点人来教书，但是这些“右派”教师另有特殊“待遇”：
　　 上课、下课、学生不喊起立。
　　 下课后，由学生监督他们去挑水、种菜、扫厕所，稍一不中学生欢心，就要挨骂：
　　 “右派、右派、丑八怪！”任学生凌辱。
　　 白天向学生传授知识，晚上接受革命师生员工批斗、恶骂。
　　 这样一来，不但教师人格受侮辱，而且给了学生最大的心灵创伤。学文化还有什么用？农民叫“鸡屎分子”，市民叫“臭老九”，因为毛泽东就把他们的地位排到第末叫他们“老九”嘛！谁还愿意去学文化？可怜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这块阴冷的筛子，总想把革命阵营筛得纯而又纯，这种超常求纯的心态，加上个人崇拜无限膨胀，结果物极必反，忠良离弃，奸人得宠，才子摧残，庸人升迁，越筛越杂。才会有大跃进干出那样的蠢事。
　　 方今之世，乃竞争之世界：政治、军事之竞争，归之于经济的竞争，而经济之竞争，系于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关键在于教育的竞争。当时社会发展的模式，压抑知识分子，办学者外行，教学者无法教下去，学生失去学习动力，三者的积极性，全都被摧残了。加以学制缩短，内容简陋，我们一方面大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一面又在教育上传承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衣钵，只求实用。加以政治运动不断，劳动当饭，形成恶性膨胀。慢说还要停课，就是开下去，也是徒劳。而周边发达国家和地区，却正在这时候拼命发展科技，加速发展经济，这一进一退，差距更加拉大。古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耽误一代，以30年为一代，就将连续影响三代。结果1977年恢复高考后，不少高中毕业生，再复习一年两年甚至三、四年，才能升上大专学校。不仅浪费金钱、时间，而且浪费青少年的青春，难覆东流之水。教师也不容易提高教学能力。用方今教师队伍的教学质量，去使用与国际水平接轨的教材，更需要多大的力度呀！
　　 士可杀而不可辱！ 你敢！
　　 中国传统“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因为即使他们自己不要命，父母妻儿还要生存，要饭碗。一旦你本人死了，而子而孙的政治生命也宣告破产，只能忍辱负重苟延性命于乱世。一旦回到乡下去，所谓群众管制更厉害，“文革”当中，一位老实善良的小学教师廖常美两兄弟，竟被基层干部用乱棍毒打、蛮吊半空，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被鸟铳打得脑浆拼裂。有个人民公社书记对一位教师说：“好好干，将来我提拨你去当营业员。”令人哭笑不得。
　　 用藁荐卷起给狗吃了
　　 特别革文化命的十年，中、小学教师遭到一场大劫难，毛泽东一贯要求做驯服工具的人，突然号召学生们大大的“造反有理”，看起来似乎矛盾，实际还是驯服，只是更加明显地要大家接受一个人的驯服而已。红卫兵纷纷争着表现能忠于毛主席，便大打出手，如县一中的红卫兵不但把学校的藏书全部作“四旧”烧毁了，而且把教师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最为残酷的是红卫兵把教师陈炽强毒打得体无完肤，烧光了他的衣服，用小刀刺他的脑袋，玩得不亦乐乎了，最后头头用体育用的小口径步枪连射两枪，立刻毙命。唐国新教师从写毛主席语录架上跌下来，腰腿折断，还在批斗，被逼得横路闯车自杀未遂，仍逃避不了斗争，只得悬梁自尽。但还有一传说是被暗杀的，成了不解之谜。最后叫两个“黑帮分子”教师，用藁荐卷起丢到田沟里给狗吃了。
　　 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有心无力
　　 虽然1956年1月，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代表中央向全国人民宣布：“经过建国六年来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反右运动34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共产主义理论家胡绳在1991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说：“那知1957年又反右，许多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未成熟的青年，由于被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由于反右扩大化而使更多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对党的信任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
　　 胡氏还说：“反右后，毛泽东个人更否定了中共八届全会的决议，仍然‘强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矛盾。’知识分子又被划入剥削阶级的范围。反映到理论上，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根源。1962年，在广州科技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毅然再次肯定他1956年的科学论断。陈毅特别强调：‘八年、十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定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眼光了。’他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但是这二人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反对，周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态时，毛泽东竟然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这种少数人不同意却令多数人不能通过，还有什么是非可言。幸而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下大力气给知识分子平反，恢复名誉，接连出台提高教师政治、经济待遇政策：如给教师增加工龄工资，1978年给知识分子授职称，颁发荣誉证书，在党政机关开始有知识分子参与等等。让存者得慰于心，即死者亦稍瞑目矣。他们只是说：叹年华虚度，未能为人民克尽绵薄，虚度人生矣！
　　 给知识分子平反是拯救国家急赶现代化的一着妙棋
　　 由于长期左倾思想的余毒未能肃尽，部分基层干部和农民一旦看到昔日被自己批斗、管制、叫住牛栅、扫厕所的“臭老九”，一下子地位提高“上了天”，大大不服气，仅常宁县1983--1985三年期间，共发生基层干部、农民殴打教师侵占校舍就有８３案之多，直到由省1985年直接干预，方才得以解决。但是愚昧、狭隘喷出的妒火，长期搭上了极“左”思潮的快车，刹车后仍有它一段贯性要走。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给知识分子平反是对国家现代化恢复生机的关键一着。没有这一着“妙棋”，这第一生产力又从何谈起？不但老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就是新知识分子也培养不出来的。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谁还愿意去过十年寒窗之苦捞顶臭头衔呢？一个充满文盲的国家，想要踏进天堂，那不是白日做梦？国家不亡，才是死无天理，多么可怕。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３０年，读书人虽然力也下了，但还是到８０年代初，才开始受到重视，可惜人都老了，其价值终难巨显，非人之不力，势所以然也。数十年来，西方人与自然斗，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人老是人和人斗，致使国家长期落后，人民长期贫穷，不能不为忧国忧民之士痛心疾首焉！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读书人（二）
　　
　　第一节 一代新人
　　
　　 从1949年起至1978年的３０年，共产党的教育政策向工农倾斜：初、高中学校数量急增，贫农学生优先录取，对他们奖助学金也多，大专院校免费等措施，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便大量出来。而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弟自然要少。由于党政军部门用人也倾向家庭出身，于是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进文科或军校图发展，而地富家庭子弟自然往理工方向谋生存，或攻科技、或为人师。这些大学生成了各行业的骨干力量。但是读书人在党政界的地位直到八十年代才始有变化。特别是从1978年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国家破除原有僵化的模式，开始以经济建设为重点，行业门路拓宽，读书人正向多渠道、多元化分流，一改原有读书只为做官才光荣的老传统观念，算是读书人一大进步，也是中国社会一大进步，可称有史以来的鼎盛时期。
　　 常宁党政界开始出了读书人共产党中央委员、部级高干２位、厅局级中层干部７位，处级以上干部就难胜数了。军官中既有有老红军中将１位，也有副师级以上２３位，正团级６位。
　　 除了党政军外，还有教界：新老正教授２０位，副教授更多了。科技界：高级工程师以上６０名，其中新老教授级高工９位、高级工程师５１位。其中妇女７位，享国务院专家津贴者４位，全国人大代表１位。医界：教授和师级大夫９位。文化界：新老文化名人１７位，有作家、书画家、编辑、记者、翻译。企业界：更显空前，多达４５位。一扫历史上读书人重义轻利误区。有董事长、总经理，且有享受国家专家津贴者２位。不过目前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国有的，企业领导还都是按行政级别论资排辈，分部级、厅局级、县处级。读书人经商光荣，开始有人下海经商。
　　 更为有希望的，１８年来，据不完全统计，除台湾在前已专节记叙外，已出现国内外留学生、博士、硕士及出国工作者计９１人，其中留学生４１人，在国内外已取得博士学位的２７人、硕士学位的３０人，正在攻读研究生的１１人。这是中国的希望，常宁的希望。如果前３０年不有失误，中国的发展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也不致于如今日之大。
　　 　为什么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大学生长期当不了自己的家？
　　 常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４８年，即使工农家庭出身的读书人在党政界者也是很少。旧读书人且不说，为什么共产党从1949年到1995年自己培养了４６年的“根正苗红”的本科大学生也没有一位当过正县长呢？“文化大革命”前共产党自己培养成的本科大学生又是家庭出身中贫农的在1983年前还是登不上政治台阶当不了家呢？还没一位本科大学毕业生当县教育局长呢？同时两座最高学府的一、二中还没一位本科大学生当校长呢？因为所有新老知识分子都被圈在资产阶级这个笼子里。共产党建国后自己培养了２０多年的大学生，毛泽东还用喷气式提升的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还是工农兵分子，国家最高管文化的官员还是交白卷的部长，中国前３３年的党政领导位子还是土改、合作化、大跃进等三个运动时期的工农分子坐住了，当时干部又是终身制。这里绝不是有意排挤工农分子不应该做官，而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征途中非具有高文化素质的人才不能胜任。
　　　 工农大老粗干部也成了缺文化的受害者
　　 记得五十年代初期，共产党也曾对工农干部开办文化补习班、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还保送他们上大学，以补他们文化一缺，使他们能够从外行逐渐进到内行。可惜办到1957年反右派，毛泽东说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外行必须而且能够领导内行，不读书可当官，读了书反卑贱，谁还甘愿再去吃十年寒窗那份苦头呢？于是工农干部文化课也不再补了，还谈什么学科学，有的甚至反以“工农大老粗”为光荣。可怜的读书人，空怀忧国忧民之志，可怜的工农兵分子，心没少忠、跟没少紧、汗没少流、苦没少吃，到老不得明白，最后也成了缺文化的受害者。
　　 其实工农干部里有天赋的还是多的，如能及时把文化补上去，是能够适应现代化的。如50年代初即参加工作的工农干部朱化富（多年的副县长）、刘人登（多年的县常委）等，富有智慧的头脑，能出点子，办事有条不紊，出事镇定自若。陈伟中，由于爱读书，通过自学，渐渐能够写得较好的材料，在中共常宁县委会办公室任副主任期间，县里的综合材料都是他写的，在主持县政协文史主编工作时，还编纂出一些质量较好的文章，本人却是一个副局级的实职终身。难怪他经常身穿着他老婆在副食品公司的工作服“常副”。
　　 要找用人的另一个原因，不得不从当时的用人标准上去找。因为越是不开发的地方，就越是喜欢用听话（驯服工具）的干部，文化越高或是有智慧头脑的人，就象征越不听话似的。加以当时从上到下，个人崇拜台风发到12级。越有才的人偏偏个性越倔强，不轻易盲从。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就存在一种“淘汰精英”的机制。在发达的地区，就越是要事业精英，没有事业精英，就做不好事业，事业做不好，就不能发达。而不发达的地区，真正的精英，往往被压住，让你伸不出头来，“你出头了我咱办？”除非你改变、泯灭自己的个性，才可能被接纳。这就是我国的“东方式的嫉妒”。用个形象的比方，发达的地方，喜欢要精英们向四面八方招财，而封闭的地区，老守着锅台睁眼看到锅心里一点肉屑，我生怕被你抓走了。于是精英被社会淘汰了。还有个中国古老的传统论资排辈，还有个新传统干部终身制，非要拖到你头发花白，是不准上去的。可惜工农干部究竟缺少较高文化素质，在感情、经验和理智、理论的选择上，往往侧重前者。对邓小平理论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情出发来建设国家，在理解上就比较稍慢，也在情理中了。
　　 “根正苗红”大学生的叹息
　　 六十年代初期，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从大跃进的失败的高价的“学费”中，认识到干部缺文化的严重教训中，便在湖南办了一座行政学院，专门从当时高中毕业生挑选“根正苗红”学业优秀的学生去培养，以作基层骨干用，接着“文化大革命”一来就冲掉了，学校也解散了，他们虽然毕了业，但是大专学历无人承认，一直分在人民公社担任财会辅导员、团干事、秘书，几十年老死基层。他们眼见同他们一样的红根子但学问不如他们的同事却青云直上，一悔当初没有直接参干，读书无用；二悔自己初志升本科大学，也有能力念大学的，却在绝对服从组织下失去了实现人的价值的机遇。
　　 工农兵大学生的苦衷
　　 七十年代有一批工农兵被保送进了大专学校，即后来人们叫他们为工农兵大学生，由于文化基础薄弱，当然难以深造，被世人讥讽为“大学的牌子，小学的底子”。其实他们中间，并非没有能成才的料子，无如科学有其自身循序渐进的规律，所以这批工农兵大学生在自己的学业上也不能不说是受害者。当然极少数原有天赋的人再通刻苦自学也有成才了的，例如县东上安村的尹文雄（1949年生），以初中的文化，被保送进了衡阳医学院，1975年毕业后，分到衡阳职业病防治院，主攻职业病，当了主治医生，且有论文发表，虽然本人的天赋加勤奋，但是还是先后派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几度再进修。而有个被保送进了全国一流的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分子，毕业出来再从学徒起才当了个火车司机，你看浪费多大。这些工农兵大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又不得不要承担历史所赋与的重任，对国家也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速成知识分子的幸运
　　 中共11届3中全会后，邓小平决心把经济搞上去，加速实现现代化。但是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仰丈科学技术，要科学管理知识，而要知识，首先要全民纠转长期以“知识无用论”、“知识有害论”、“读书危险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否则谁还愿意去做最下等的“臭老九”的接班人呢？于是国家采取一第列重要措施：
　　 首先给老知识分子平反、恢复名誉、授予职称、改善待遇，解除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
　　 其次，让大学生调升到党政部门来。
　　 再次，广开速成知识分子之路，将原有中学文化基础的中青年干部选送各级党校或大专院校作半年至一、二年的短期进修；广开电大班、函大班、高考自学成才考试等补救措施，让一批人能在短期内获得大专学历，获取大专知识，以解燃眉之急。
　　 这段速成知识分子之路，虽然是一段弯路，却是非走不可的，这是速成知识分子的幸运。但是现代化必竟是要高级人才的， 人只有抱有非常之志，用非凡的毅力，不懈地努力深造，才能担负这个重任。
　　 迟到的大学生县长
　　 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强调干部要实现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的四化，从1984年开始，于是５０年代共产党自己培养的中专生年快半百的公社党委书记李书松、大学生水电技术员叶榕青和大专生一中副校长吴绍禄等登上了副县长的台阶，正牌本科老大学生张若金披上银发走上了县政治协商会副主席的坐号。成批的速成大专生自然也上去了。中专生宣传部主办干事李佳和提上了全县的一把手县委一书记。李书松到1989年年过半百后，算是迟到的正堂。继而中专生常宁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廖本翔坐上了县长首席。从建国后的４６年的最近，才得知有位湘潭大学本科毕业生彭德明，当上了靖县的副县长。
　　 这批新上来的大专生，热血方刚，有的事业心也强，由于多数是在“驯服型”的教育模式里培养出来的书生型，一朝从政，在重重阻碍的旧势力下，很难掌握从政艺术的方圆度，太方就容不了身，太圆又难圆起来，不被政坛的染缸染黑，能够内方外圆，独善其身，就算好的了。但是说话难硬，主见难出，良策难行，正义难申。有的干不了多久就下来了，或者染黑了。十余年来，真正正牌大学生还是蹲在“副字号”，掌握不了主权。知识优势难以发挥甚至办事效果反为低文化素质者轻视。在干部速成知识中，也有片面追求文凭，忽视实际学识现象者。如常宁县委党校仅用半月一批的“速成术”，就把凡是初中甚至小学程度的在职干部一下子发给了高中毕业文凭。如果真能达到，那到可以进入世界吉尼斯纪录了。

反省 希望 忧思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是自然法则。古人难做，今人更难做。长期以来，由于出读书人很少，科学不发达，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非常缓慢，几十几百年都难有显著变化。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自然也就难以显现。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当今科学一日千里，人类认识世界瞬息万变。过去凭力举千钧能当武官，现在耍枪弄炮也要高学历的军人；过去凭终日劬劳，披星戴月，就算好种田人家，现代化种地，可坐在计算机前操作。处于知识经济时代如果说过去读书人少了，还不容易显示知识的价值的话，现在读书人少了，知识的价值就马上显示出来了。不能不承认，中国远远落后了，常宁更远远落后了。
　　 常宁在漫长的历史阶段，经历了四个社会环境；常宁漫长历史上的读书人，也形成过四种类型的读书人。中国也大体如此。
　　
　　 常宁历史上四种社会环境
　　
　　 清代及其以前：几换人种，蜗居爬行。
　　 民国在大陆的３８个年头：国无宁日，何谈建设。
　　 新中国前３０年：征鞍不解，求好难好。
　　 改革开放２０年：特列有轨，初程凯歌。
　　
　　 常宁历史上读书人四种主流心态
　　
　　 清代及其以前：道德型。
　　 民国在大陆３８个年头：道德挣扎，民主争立的混合型。
　　 新中国前３０年：驯服型。
　　 改革开放２０年：追求实现自我价值型。
　　
　　 关于社会环境问题，前面已有记述，兹将四种心态分别叙之：
　　
　　 一是古代的道德型：主张重义轻利，倡导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和谐人际关系，起过一定作用。常宁自宋至清光绪时的９５７年，产生进士、举人只有２１６人，平均每４年多才产生１位，而真正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只有朱应瑞１人，朱写出的《河队险要》一书，算是一部科技书，但还是等到本人死后才发现其重要，被收入了《四库全书》。由于出读书人少，而且又在重义轻利的文化传统薰陶下，只图自守，缺乏进取、创新精神。这一守就守了几千年，拖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常宁读书人自然也越不过这个轨迹。
　　
　　 二是从道德向民主的过渡型：自清末到中华民国创建起，西方民主思潮传入中国，传统道德处于摇摇欲坠的危机当中，形成道德与民主的混合型，道德挣扎，民主争立，读书人正处在新旧文化碰撞的交叉中，也就是作家巴金名著《家》中的觉新、觉慧兄弟形象，后者算是民主争立型的代表，而前者正是道德挣扎型的代表。后种读书人在破除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传播西方现代民主科学思潮，是起过推进社会进步作用的。今日上了７０岁的读书人，所受的教育，几乎都是破封建、反独裁、争民主、立科学的内容。这一破一立，就斗争了３８个年头。由于频繁战乱，国无宁日，破难完，立难全，所以经济很难快速发展。
　　
　　 三是驯服型：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强调民主治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对于国民党上层民主人士的虚怀接纳，当时成了万众归心的希望，可不久就另一个样，特别建国以后，毛泽东自始至终强调知识分子是属“资产阶级”范畴，拒不接受亲密战友的忠告，把人民对他个人的尊敬当成发号司令的资本，于是读书人就成了永久的敌对阶级，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谓工农是主人，知识分子是佣人，佣人不听主人的话，当然就应当清除、控制。知识分子既被视为最反动，却又要求必须是最高最完美的马克思思想，自相矛盾。既要搞现代化，却又不重用掌握现代化的读书人，现代化就成了缘木求鱼的空谈。在是非难清的年代，谁要想生存，只有扭曲个性，做“驯服工具”。而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就是在争自由、争民主、立科学的精神指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举起一双独手去反动蒋介石的独裁的，去扫除一切封建残余的，岂知原来用以指导革命的“争自由、争民主、争科学、反封建”的进步思想法宝，竟然一朝变成了反动罪行，可怜的中国长期封建残余，竟然这样坚冰难破。
　　 读书人的特性，就是爱动脑筋，爱把学到的知识在自己脑子里再加工成“新产品”，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真正价值，现在把他们的脑袋禁锢住了，读书人的特性被扭曲了，大家成了没有个性的人，只能被操作电脑者一按电钮就遵照既定指令行动的机器人，八亿人民一个脑袋，千手观音从神话变成现实。知识分子哪里还有积极性，哪里还敢创新呢？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层的人们，更是无条件地跟着走了。在中央决策精英指导正确时，还比较好点，但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一大批执行精英，仍然难免走样，因为天下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即使是一个真理，也必须因时因地因环境的不同而执行也就有不同的方法和结果，这就是社会的多样性。如果一旦中央指导出错，例如犯了极左病，不但无人不敢不跟着错下去，连怀疑都不准，更何谈敢提意见。几十年建设走过的痛苦弯路，还不深刻吗？代价还不够太吗？
　　 “破除驯服工具，解放智力束缚！”
　　 只要驯服工具不破除，势必就要搞造神运动。
　　 而只要造神迷信不息，势必希望救星降临。
　　 只要希望救星的降临不破，于是必然祈待拯救者的赐予，于是感恩戴德、感恩图报的思想必然不止。人的主人自信心必然竖立不起来。
　　 只要“救星”存在，“拯救者”势必要求人民驯服崇拜。于是个人迷信不止，什么民主都是空话。
　　 什么“为民作主”，应该反过来说“由民作主”！
　　 只要人民作不了主，智力束缚就不能解放。
　　 智力解放不了，所谓发展经济都是纸上谈兵。
　　 可怜真正掌握社会发展命运的人，却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悲乎！
　　 自由、民主是一头山中的雄狮，可以发出震山的威力；
　　 自由、民主也像是洪水猛兽，可以泛滥无穷的灾难。
　　 “导”与“堵”的妙用，存乎一心而已。只要有民主基础上的健全法律，而执法又铁面无私，真正法律之下的自由、民主，一切灾难都将化成吉祥。中共十五大和1999年修改的宪法不是都已提出依法治国了吗！自由民主又何惧哉！
　　 当然在真正实行法治国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因为中国的封建残余意识太深了，既不能急，也不能等，更不能悲观。
　　
　　 四是追求自我价值型：1978年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后的19年里，由于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始有活跃，从驯服工具的模式里解放出来，争取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像农民有了自己对土地耕作自主权，即使耕作技术一时现代化不了，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是比以前多多了。读书人中有获取博士、硕士、留学的机遇，社会的创新发明就会多起来，吃国家父母的大锅饭也会遂渐少下去。只要人的思想解放了，特别是知识的潜能释放了，最大的生产力也就发挥出来了。
　　
　　 纵观以上四种类型的读书人，都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现在是应该仔细认真的反思和清理了。清理的标准是什么？还是邓小平说得好，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发展综合国力。舍此别无它途。可惜在中国历史上掌握社会发展命运的读书人，却往往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甚至在他生前还主宰过所有人的命运者，一到身后还是会被他人议论千秋。不亦悲乎！
　　 改革开放，给中华大地激发了勃勃生机，正在方兴未艾，特别共产党十五届党代会，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到现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只能从这个初级出发，绝不能再说大话、干蠢事。现在上面的列车初步驶上正轨，但是能否达到正点，也不无几分忧思。目前的中青年读书人，生于大动乱的岁月，学于黑白颠倒的时代：
　　论革命，很少有人认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讲实践，从盲从进入了迷宫，还来不及对历史作仔细的反思，不要对过去争是非，团结一致向前看，但是反思不清，头脑蒙糊，又怎能干得好呢？谈治国，如果说常宁的政界，毛的３０年是文盲和半文盲的工农兵治政，则邓的１０多年为填补政界的文化知识空白，用速成知识的人治政，较之过去已经有很大进步了。因为原有老知识分子多已步入古稀，已经无法恢复他们的青丝；五、六十年代共产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又年届花甲，头顶堆霜，自然要让这些速成知识分子接班了。而这些速成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的通过自己的刻苦勤奋，自然能够达到真才实学，担当治国重任。但多数由于功底太差，补课时间太短，在文凭满天飞的时期，真假混淆，例如前面说过，常宁党校的干部文化补课班，仅用半月的时间，就把那些初中甚至小学程度的基层干部发给了高中毕业文凭。这样的补课班连办了几期，常宁的干部一下子就都获得了高中毕业的学历了。可他们都还是三、四十岁的人，在朝还有二、三十年的当政日子，从８０年代开始，给知识分子授予职称，这本来是尊重知识重要的一着，第一批评议的职称，也还算货真价实，可是以后，职称泛滥成灾，真假莫辨，反给评职称带来负面影响。处今日信息连网时代，如不下一番苦工夫，前途不能不令人担忧。
　　特别在这样一个低文化素质的氛围里，即使来了几个高文化素质的人，一是进来不了，二是即使进来了，也是难以施展他们的才华。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心态排斥精英所致。自1983年以来，中央号召党政干部“知识化”以后，县级领导干部里进来了一批大专生干部和速成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由于环境不畅，尚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已经度过了十几年，转眼又年过半百，而后进来的大学生，机关里多以人满为患为由，很难进入党政部门去，近些年来，科局级和县级干部，又多是早已进去的有中学牌子的干部了。当前科局级和县级干部的文化水平反较８０年代有所下降。但望在中央的正轨列车的带动下，可能有志士仁人能够发奋有为，积极向上。思念及此，不能不有王安石变法危机之忧。
　　 谈爱国：“文革”运动中学校的历史课取消了，屈原、文天祥不知何许人也。讲道德：传统的道德早已破了，新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红宝书”的心理钢铁长城，一下子像黄河决了大堤，摧得无影无踪，给后人对道德蒙上了一层阴影。
　　 行法治：几千年的人治观念根深蒂固，人治的市场又有它的实用价值，而法治从制度、法律、执法到人们用法，还都在过渡时期。
　　 人们一旦从封闭的圈里推开窗户，看到西方的万花筒世界，真有不知所措之慨。不少人对发展经济的本领还未学到，生活的侈靡却已超前，在此特重复常宁第一批留学先驱萧鹤云的一段话：“知人论世，谁亦无独霸中原之才，夜郎自大，人人俱怀有澄清天下之志。”７０年前的旧话，但愿是“九斤老太”，过时了！
　　 写了以上一堆忧思，对中国读书人的前途，好像过于悲观了，那到真是九斤老太了。通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不少人已经从封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从盲目的自信中觉醒过来。落后的现状更加激发了人们的反思、奋进，特别是认识了人的自我价值，认识了知识的魔力，而且已经正向实现自我价值奋力拼搏，被解放了的思想潜力拼膊不缔原子弹的威力。谁如果看不到这个伟大的潜能，就将被改革开放的大潮所淹灭。虽然县级小城镇的高学历的人还在艰难地增加中，但是高学历的人多集中到大中城市里，大中城市要赶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有条件的。大中城市的人口，到了几个亿，哪就相当于几个发达国家了。加以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先进成果，我们就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就可以缩短我们通向现代化的许多时间，再通过大中城市带动诸小城镇和乡村，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大有希望的，时间也不会太长的。但是诸小城镇及乡村和大中城市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的，因为小城镇及乡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大中城市的差距自然地拉大了。相信中央一定会有见及此，将会采取积极措施的。
　　 写到这里，应该算是可告完成，但是重读时，又有新感焉！过去的读书人，一到老大，除极个别的外，绝大多数都会落叶归根，回到老家来。而现在的读书人，除了极少数被分配回到家乡来工作的以外，其余都会远走高飞，到老也很难回归故里了。而且他们的子孙也对家乡日益淡化。大学高才生不会返乡来，一般大学本科生即使被分配回乡工作，如果环境仍然未大变，恐怕还是停不住的。常宁多出人才本来好，但从母体角度来看，可怜天下父母心，既希望儿女们展翅高翔，又常常独自伫立在夕阳下落几滴思恋之泪。辛辛苦苦的母亲常宁这块培养你的土地，则成了永久寂寞的孤独老人。远方的游子呀！希望还能关心母亲的人，不要忘记乌鸦返哺的故事，让母亲也能分享一份你们的幸福，让母亲还能够养育出更多的新人才。
　　 火药和原子能的发明，本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但又可以是杀伤人类最残酷的凶器，最后还是转为造福人类最善最美的东西。“知识”也是如此，它既可以济世活人，也可以乱世害人。正如水既可以载舟，又可以覆舟一样，在乎人的运用之妙而已。水，如果因其覆舟，而将水抛弃，宇宙也将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