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宁腐败见闻毛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确已非常严重了。致令原来拥护改革开放者，都产生了信心危机。于是人们往往容易产生怀旧感。似乎毛执政时期就河清海晏、明镜高悬似的。于是思想僵化的人们乘此机会大举反攻。大骂今天之腐败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其实大多数产生这种情绪，都是对于历史不懂，或者学的是不真实的东西。其次是拿现在的腐败同毛时代去比，也是不可以比的。不要看毛时代腐败的金额小，但那时人们手头的10斤米被腐去了，就会饿死人的哩！现在以笔者对毛泽东时代的见证者，列举数笔，以启今人，而非护今之短。

　　1、1950年常宁县减租反霸时期，农民向地主官僚斗争的浮财，农民叫“胜利果实”，堆满农会，基层乡（那时是小乡相当村但比今天村大点）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分胜利果实时，有点乱来，也还不算什么。4月某日，南下干部区长许**到我所在的减反点上检查工作，看见浮财中的一个精巧盒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两颗未刻全新大玉章，每颗约一公寸多长，四公分宽。许伸手就拿到自己的包里去了，我们感到很惊讶！当时也没有人说话。和我同在衡头区的一位南下武装干部在白沙镇减反点上，拿了一些金银绸缎。到52年三反前，县委书记就把他调到广东去了。因为这位武装部长原是他南下时从乡村民兵抽调出来跟他的勤务员。土地改革时，一位地委常委组织部长从官僚地主家抄出许多图书、字画文物，选去了一大车，其余交给县一中图书馆。

　　2、50年我正任区党委秘书，当时区里生活非常艰苦，每个干部只发90斤大米一月（相当8。7元），区委书记就专派一个干部去做生意，赚下的钱，改善生活，每人买一支价值5元大号金星钢笔，一双球鞋。后来上面不准做生意。可是一到专区开会，就大吃大喝起来。一餐就是八大八小、十二围盘、四大硬盘。茅台酒、大红金烟，还有马连良的戏票，首长亲自敬酒，部下回敬，非到东倒西歪不休。从地主官僚家抄出的枪支子弹，几乎是谁抄到就是谁占用，县委书记们只要听到哪个区里抄到抢支子弹，除了长枪上缴了外，凡是手枪几乎都是各到手头尖了。但这只能是党员领导才有格。不才也蒙分到一条陈旧大号白朗宁玩玩。都是先提货后发枪证。值到56年干部肃反时才收缴上去。

　　3、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我在长沙省财政学院学习，参加过万人公审长沙市公安局长王丕敏，立即枪毙了。全校300多名学员，不上个多月就打出了两百老虎（万元以上者），连看老虎的人都少了。因这人员来自全省八十多个县市，互不知情，乱打一气，全是政治运动方式打压逼供出来的，无法结案，只得放回各县。省里定的数字，查又查不清，销案不敢销，有的终身不能重用者。

　　7月30日至8月12日，全县干部、职工队伍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参加运动605人，占总干部职工数的73%，揭发贪污十万元（旧币）以上者122人，百万以上者19人，处分38人。

　　农民干部一进城，看到城市的五光十色，眼花缭乱，频频心动了。通过这次运动，教育广大干部，煞住歪风，起到及时雨作用。但是所使用的方法，是用的群众政治运动，而不是法治，群众一哄而起，大批大斗一阵，很难弄得清楚。后来落实结案，带来很大困难，有终生不得结案而不能再被启用者。有的被弄得自杀而终生不得清白者，也有的真正贪污分子反成了反贪积极分子，给人留下只要人缘关系好，运动中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运动就好过，结果为后来留下反贪不断，贪污不断的后遗症，具体情况详后。以后20多年连续不断的各种运动，几乎每次少不了反贪污的内容。因为以后二十多年干部一直都是最低生活水平，国家经济又长期发展缓慢，而治贪没有正规法制。

　　4、农村三反运动：1960年6月3—15日，全民都在过苦日子饿死人的时候，县委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2,808人参加反贪污、反盗窃、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重点批斗76人。随后，全县层层开展，参加运动的15,582人（含农村不脱产干部），有3,230人贪污，退赔340,137元。最后定案728人，受到不同名义处分的365人，搞了半年才结束。当时物资非常紧缺，不但粮油布要凭票供应，连日常生活用的肥皂、火柴、香烟等都要开后门。过年每人猪肉半斤、豆腐一斤、红枣一市两。于是有谣歌“大干部送上门，中干部开后门，小干部挤烂柜台门”。领导干部还有特供。市场都有平价和高价之分，干部还按等级分配，平民百姓就莫望了。

　　5、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风）：1960年冬，在农村对大队以下干部开展“整风整社”运动，23,958名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干部（党员4,958人、非党员18,709人）参加，重点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

　　12月25日，县里开189人的三级扩干会，用小组鸣放和大字报方式，首先帮助县委揭发五风问题642条，属共产风258条，命令风89条，浮夸风117条、瞎指挥风121条，特殊化风57条。县92个直属单位犯有五风错误的有49个，平调下面财物552,099元。

　　1961年1月20日，开县、区、社三级扩干会，参加运动2,835人，犯有五风错误的有217人，内严重的53人。

　　通过以上各种批判斗争，挑出有严重问题的486人，由县社两级集训、批判、拘押、限期交待。计拘押142人，判刑40人（内基层干部27人，五类分子13人）。国家干部清洗214人，新选大队以下干部4,627人，用以代替原有干部。

　　这次运动至1962年2月结束，但又没有结束，新上来的干部打不开局面，穷久了，一旦掌权，钱物在手，家里揭不开锅，自然钱再也拿不出了，甚至比原来干部还厉害。

　　6、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股黑风）

　　1962年底，上级突然提出要紧抓阶级斗争，以“五股黑风”为内容的整风整社，即反“单干风”、“投机倒把风”、“偷盗风”、“牌赌风”、“迷信风”。基本上还是从基层干部的仓库里偷粮食、财物贪污腐败开展起的。

　　7、四清运动：1963年秋，又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初，以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为内容的“四清运动”。大概是后来看这四个内容上不了阶级斗争纲，涵盖得不全面，便发展成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了。1964年月12日起，由省、地、县共抽调1027人的社教工作队，其中省98、地17、县由农村调不脱产大队干部380人，余皆由县直机关、企业中抽调，分批进行。一时雷霆万钧之势，搞得天翻地覆，草木皆兵。这里且举一例：

　　1964年8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处理常宁县委主要成员腐烂变质问题的决定》。内称：“1963年春，揭露了常宁县委主要的严重问题，五个正副书记，四个乱搞女人，副书记兼县长张宗光腐烂透顶，张自1957年以来，利用职权，强奸、调戏妇女69人，王、张、何三个书记，同与一名女干部（笔者：县委办公室主任）长期通奸、安插亲信、包庇坏人；1961年张宗光派人去广州非法套购黑市手表，削价卖给科局以上干部，套购工业用布27万余尺，克扣私分民用生、婚、丧等专用布票3.2万余尺；（摘者按：当时每人全年仅有3尺布票。）互相包庇、同流合污。为了纯洁党组织、维护党纪国法，挽回影响。对张宗光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另三名撤职降薪，一人病故，不再处理。改组原县委，自外地调进6名重组县委。事件中央通报全国。”

　　张宗光见女色就要，加以那个阶级斗争年代，莫说一般干部不敢飞蛾扑火，就是常委班子里，也无人敢闯红灯。这边批斗运动整坏人，那边整人者的张县长却在暗室抱女人打电话指挥批斗会。带着情妇进省开会，局长为之站岗放哨。这案成为“三面红旗”时期常宁上北京闻名全国三大新闻之一。（另两件是高寒山区的黄洞亩产稻谷8万斤，松柏铁厂小高炉利用系数21。25）

　　四清运动里的奇怪故事说不完，且举一例：一天清早，通信员推开一个副书记的门进去打扫，突然发现该副书记正和办公室主任睡在一张床上，马上退了出来。该书记为了杀人灭口，竟然诬陷这个通信员有精神病逮叫公安局捕起来了。

　　常宁这椿丑闻，中央、省委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认为非常严重，决心用五、六年时间，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搞彻底。

　　9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万人社教工作团”，进驻常宁。下设十个分团，分驻5区、1镇、37个公社和县、区106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团计衡阳1334人、衡山1117人、衡南1425人、地委700人、本县干部都有处在挨整地位，只有207人分守一个公社，

　　第一批参加运动的对象有21,204人（内党员4,615人，非脱产干部19,208人）。白天劳动，晚上接受审查、批斗，发动“贫协”斗争“四不清干部”。采用对敌方式，紧极一时。有因家里抄光，典卖衣物，甚至自杀者。重新组织一批贫农，成立贫农协会，夺权，重新大换班一次。

　　1965年1月中央发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２３条）。大多数被整者，相继被解放出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234人，判刑或劳教者5人，划成“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补划“地主”成分4人。

　　9月，第二批再调集1488人搞剩下的22个公社，无情打击仍有重复。紧接文化大革命运动冲来，四清运动也就被夭折收场。

　　第一批四清刚结束，为了巩固社教成果，渔池公社留下一名组长当教导员，其实这名教导员早已看中社里的一个妇联主任，马上同她勾搭上了。公社里的人看不惯了，一个早上活活捉了这对双双。人们嘲讽说：“这也是四清运动的胜利果实”。

　　8、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后期，还在用泰山压顶式的“三查一清运动”、“一打两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浪费、反对投机倒把）。1977、1978两年，在以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口号下，再搞了一个“一批、两打、三清运动”，（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和清政治、清经济、清队伍）再续一个“一批、两打、三整顿”批修正主义、打击资本主义势力阶级敌人破坏，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领导班子）。所谓清经济，就是反腐败。

　　这里记述的都是笔者亲自见闻的，绝大多数数据都是县档案馆的。这只是一个县在新中国成立起到毛泽东去世后二十八年中的一个拾零。至于其它地方或者层峰的事，不清楚不胡来。可见连年运动中都有反腐败的内容。也就说明腐败不但多而严重，也是反不了的。当然论数字没有今天大，但是当年的政府和民间都还很穷的情况下，一个农民一天的工分收入才只8分钱条件下，比今天贪一千块绝不少于其使用价值。也证明没有很好的法制也是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