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火之旅——萧一湘回忆录之<一>连载

寻火之旅
　　 ——萧一湘回忆录
　　 前言
　　
　　 火对于人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特别是在黎明前的黑暗时代，更加需要火。于是寻求真理之火对于笔者的人生来说，更显得重要了。在笔者已经活着的27,300多个日子里，为了寻火，接过烈士大哥的接力棒，从教育救国走向共产主义，三进共产党，三办教育，创建民间诗社，在这个小小封闭的县城,尽管力没少下，汗没少流，苦没少吃，国没少忠,民没少忧，到老遗憾事业无成，世界上是否有命运之神在作弄呢？问又何用，至今仍与病魔作斗争，从阎王爷手头抢日子，为的是不愿人生浑浑噩噩而来又浑浑噩噩而去，犹然抱着夕死且喜朝闻道的理念，继续寻火。反思历史，不是用简单的阶级分析法，而是试用社会发展观观察一切。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一员，是个最普通的一员，自然也有我的特殊性。
　　 在此，我表示愿意在我死亡之后，拿我的肉体献给医疗解剖之用，现在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更愿意把我一生的思想、活动写出来供社会学家医治社会之用。现在分五部分来叙述：一，阶级难划一家人，二，三进共产党，三，三次教育握手，四，诗之性，五、史之恋。
　　
　　 （一）阶级难划一家人
　　
　　 姓名：萧一湘，笔名逸芳，辈名礼庄。
　　 出生地址：中国湖南省常宁市瑶塘萧家村。
　　 出生时间：公元1924年（民国13年）3月9日。
　　 学历：高中毕业，工作后，先后在上海华东财经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进过修。
　　 我的祖父一生拼搏70余年，从贫农熬到中农。父亲的才华，从中农捞到地主，却又拥护共产，以县人大代表终身。心狠手辣的大妈，偏是贫农的女儿。为救世济民而牺牲的烈士大哥却出自她的肚子。贫贱出身的妈妈，从糠箩里跳到白米箩里，又在狠心的大妈手下折磨不到30岁而早故。论家庭虽然要算地主阶级，论家中各成员，却难用曾经以“剥削阶级”这条唯一衡量人们命运的“标准尺码”。阶级难划一家人。以下分别道来：
　　
　　 一个循环不息的贫富怪圈生活的人祖父
　　
　　 出城南八华里，有两座肩靠肩的小山，各伸一臂，环抱一个田垅，田垅中有一口20多亩的水塘，名叫瑶塘。山的两臂上分建大小两村，住着三百多人，全是姓萧。俨若桃园洞景，村因以塘名。父亲曾作有《题瑶塘图》诗为证：
　　
　　 瑶塘形势古称奇 力士何年始辟之
　　 鸡犬隔村闻四境 桑麻两岸足三时
　　 月临池水浮明镜 春笑屏山绣绵帷
　　 奕叶艰难凭再造 手披图藉付来兹
　　
　　 俨然是一幅桃花源图景。
　　 自派祖海公于明宣德末年（约公元1436年）从知县任上卸篆归来，携幼子自石盘萧家村分出，卜居于此，历经四百余年传了13代，一直以耕读为生，再也没有出过比老祖宗还要大的人物了。也查不出有什么较大财主。财也是到了清光绪初，村民才以煮酒起家，出了两三户小康之家。社会发展是非常缓慢的。
　　 祖父良善是第13代了。祖父有兄弟八人，他为嫡长子。曾祖早逝，一个20几口的大家全靠他一人操持，主要佃种他人的田为生。看看难以维持长久，祖父虽然只念了几个月夜塾，但是很有理想能干。他经常考虑：为什么祖宗十几代了老是作田还是要被一日三餐困扰呢？总是要被别人欺凌呢？立志要做个有出息的汉子来。
　　 于是培植老三良义攻武，老四良羡习文，自己带领其他诸弟种田、煮酒、开染铺，搞起多种经营来。不幸天不如人意，攻武的考武射箭时用力过猛，弓反了弦，祖宗无缘。习文的数度名落孙山，只能当个穷教书匠。诸弟长大分居后，他带领两个儿子，继续经营旧业，以完他的宿愿，把个体弱幼小的儿子送去读书。
　　 通过几十年的拼搏，到他80岁那年，辞别人间的时候，三个儿子，每人分得8亩水田，留下一亩作为自己最后一笔安葬费。哪个读书的儿子，读了没要钱的测量专科，当了小官，祖父作为一位胜利者心满意足了。
　　 在一个封闭没有发展的世代农耕社会里，作为一个中国善良、勤劳、俭朴的农民，除了沿着这条耕读老路以求生存发展外，还有其它什么好路可走呢？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就是这样一部分人30年河东，30年河西由穷变有，又由有变穷的古老怪圈循环不息吗？几千年人们的社会实践告诉他们，穷则受人欺侮,有财无势也受人欺侮,都会活不下去。社会就像蜗牛样地缓慢爬行。但是总算还在向前走着，在社会还没有“现代化”这个新词前，谁又能非难他们不该这样走呢？
　　
　　 历经三朝思想不旧的爸爸
　　
　　 父亲学名鹏云，字云耕，辈名诗觐。
　　 出生年月：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旧历9月19日。
　　 学 历：湖南陆军测量专科学校毕业。
　　 殁 时：公元1973年仲秋殁于瑶塘村。
　　 小时候听父亲说，祖母四十多岁才生他，生下来只有三斤半，祖父怕他体弱不能下地干重活，便让他多读点书，一来让他免受冒力气难以糊口的苦，二来家里出了个读书人，也能免吃别人的亏，三来一家祖宗12代了都没出一个秀才，如果能够如愿，也能光宗耀祖一场。
　　
　　 三节花布拼成的裤头
　　
　　 这下惹来大伯母的嫉妒，上学时，祖母煮几个荷包蛋给父亲到书房去做菜，大伯母就先到村口栏截，把几个荷包蛋搜了去，父亲也不计较，也从不对祖母诉说。因为大伙都在拼命干活,还喝稀粥，你一个人却穿着鞋靴脚都不打湿一下,还吃鸡蛋呢。
　　 双蹲书院是县城一所高等学府，教习都是县中有名的贡生、举人。一天，同窗们望着走廊上晒着的衣服一阵大笑，原来有条裤子的头是三节不同颜色拼凑成的。这条裤子竟是父亲的,可他并不因为穿得寒酸而感到羞涩。只是埋头苦读。
　　 一次公堂上公布栏里发表了一篇文章,行行用红圈圈上,尾批还要求众同学抄去读。文章落款竟然是被人讥笑的萧文阶。自此，同窗们无不刮目相看。
　　 衡州府中学堂五年毕业后，因家中缺钱，当时念其它科都需很多钱，只有读师范和测量专科的不但不要钱，而且伙食费也不用交。每个月还有一点零用钱给，于是父亲选择了测量专科。毕业后，就留校当教习。不久，升了课长，以后参加讨伐复辟称帝的袁世凯的湘西护国军左翼司令部任主任参谋。民国16年农民运动革命失败，由于我大哥是县农民协会发启人之一，举家逃亡外乡3载，民国19年事平才归。民国20年，又被当时常宁县长朱毓麟邀任县财政委员。
　　
　　 三条军令状吓坏了五县长
　　
　　 时值衡阳抢修飞机场告急，当时工程由衡阳警备司令段桁指挥长坐镇。段，人称段屠夫，因工程进度慢，把衡山县县长都扣压起来了。朱县长荒了手脚，探知父亲学过测量，有管工程才能,特请父亲担任常宁代指挥长，一到衡阳报到,段司令就问，你知不知道，这里都是县长亲手管，你们县长为何不来？父亲委婉地答道：“朱县长有病，要我暂代。”父亲一到工地，发现民工逃亡、病多、情绪十分低落，各县都在一起大和隆懒洋洋地做。父亲一看，决定工程必不能久拖。便向段司令建议三条：
　　 一，各县任务要包干定死；
　　 二，谁先完成准许先走；
　　 三，民工土方补助，按完成进度，五天一发放。
　　 段赏其胆识，当场拍板。马上说：“我就任命你在这里指挥”。诸县长吓呆了。
　　 现场划土方任务时，他县竞选平坦地，独父亲看好丘陵地，众人惊奇。父亲接受任务后，马上要做的事，安定改善民工生活：一，改喝生水为开水；二，给民工治病；三，对死亡者，送回安葬，并与以抚恤。任务分定到各小队，许诺先完成者先回,绝不拖完成者的后腿,土方补助费当场兑现。各小队都有了底，民工积极性来了。各小队挑土发筹，按筹码兑现补助费。民工挑土如“鸦阵”纷飞。其他各县民工挑土，排成“雁”字形，井然有序，诸县长冷笑。不数月，常宁率先完成。诸县长瞠目相对。常宁打着奖旗而归。朱县长亲自来衡相接。数次登门致谢，随即委以财政局长。
　　 事后有人问他:“听说段屠夫为人暴戾，何以敢于冒险,定下军令状？”父亲答道:“以段之狠，我们势如卒子过河,退亦死，拖亦死，唯有奋进，速决以求生。”众人钦佩。再问：“分土方时，人都挑平坦，先生何以捡丘陵？”答道：“丘陵地，就近挖高填低都近，不是难反变易了吗！他县平坦地虽多，填齐缺土，必来求土，运程势远，易反成难了。而我借他人之力以平坡，挖方补助费又算我们得，得失不就明显吗？”人人叹服。又问：“各县工地民工挑土排队，像雁阵井然有序，而常宁工地民工，如鸦阵乱飞则何？”父亲不禁仰天大笑：“他们还在操场演武，我们不就在沙场作战了吗！”众人大笑不已。
　　
　　 年快半百终成良医
　　
　　 父亲因长子参加革命，导致人死财散，长子一脉，妻离子绝。而自叹宦途多舛，国无宁日，当局腐败无能。且痛感妻子因用原始法打胎血流不止死得悲惨，社会医疗落后，加以一堆孩子幼小需要教育，便下决心息影林泉，自学中医。这时年已半百矣。虽然他的古文基础扎实，但是又要治家育子，又要为乡间贫苦子弟读书难而操劳，自学中医的困难可想而知。他的可贵之处,高志已立，决心已下，就泰山莫挡。由于过于疲劳，人吐血了，身发烧了，四处找名医，有时医生来家，与其说是治自己的病，无如说是学医问难之机。经常和医生一谈就不能已。俗话说，久病成良医。结果病奇迹般地好了，医也学成了。抗日战争家乡沦陷，疟痢漫延，他自带药品，走乡串户，为人治病，不论生人熟人，一概不收诊费，家贫无钱治病者，还代为支付药费，更不受礼，活人无算。周围七八里，至今犹念念在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料父亲竟然能以65岁高龄，正式悬壶谋生。成为常宁名老中医。
　　
　　 办学的遗憾
　　
　　 谈到农村办学，父亲回乡，深感教育重要，而家乡无钱读书子弟苦多，瑶塘还没有一座正式校舍。于是自己带头捐钱捐谷，组成学公，亲自操劳建成一座400多平方米二层楼房的校舍。村中有位富户，乘学校正在盖房需工甚急之际，他却用赏酒饭办法和学校争民工。父亲极力相阻，劝导民工加班加点，把学校建成。但是自己一栋房子的砖瓦木料都已备齐了，竟然延误下来，接着家乡沦于日军，兴建材散失，终成泡影。
　　 民国32年了,30余万人的常宁还只有一座初级中学，读书人念中学，大部分都要走出县外。父亲心急如焚，便同县中士绅，倡建“常宁私立黎明中学”。民国32年（1943）共推县名绅吕辛叔、名师殷太白二人分别担任正副董事长，一面筹集资金，一面先行在泠水开办两个初中班，由殷太白任校长，父亲任常务董事，专司筹备学校基金。本年过阴历年时，许多名绅如曹景升、段方如等等一行十余人，算是一打鼓二拜年，走了半个多月，初步募捐田200多亩，银圆一万多元。春季开学，刚经营半年，不幸家乡沦陷，校产尽失。待光复后，元气太伤，以致胎死腹中，成为他终身遗憾。
　　 大哥投身革命，20岁即逃亡外地，父亲从来没有表示一丝怨恨之意，而且对其爱国爱民之情，常常教育我们。爱国与爱家不能分离，对我一生影响很深。后来我也接着他的志愿尽义务办起学来。
　　
　　 唯一一位开明士绅代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2月，父亲以革命烈属开明士绅代表参加常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减租反霸运动还没开始，父亲就主动把全部产业一齐交出。还算得到县委表扬。土地改革时，还是关押了十多天，带回瑶塘接受群众清算，发动一个贫农根子向他诉苦，贫农根子走向前来给他一个耳光就跑开了。事后，他一再向父亲道歉说：“我连冒得话说，工作组压我诉，怪我和地主没分家。”父亲连忙劝他：“这是政策,斗垮了地主威风,贫农才能当家作主嘛！”另一个耳光竟是父亲的胞侄打的,他要算一个富裕中农了。父亲三兄弟分家时，每人八亩，他父亲是老二，大伯忠厚，一心勤奋做事。这位二伯，光酗酒，在外收账，捞了私房所得比祖父分给的八亩还要多。分家后,竟日酗酒，不治家产,最后得了酒痨早死了。这位打父亲耳光的独生子，又是酗酒打牌，二伯母咽气时，家庭搞得非常紧张，连埋娘的钱都没办法，只得把祖业出卖。父亲没办法，先充钱给他埋了娘，以后，一直滑下去，守着16亩田，小俩口人平8亩地，在农村应该日子好过了，又是独生子，征兵也没他的份。可是日子越过越艰难，这样才托人把这四亩田卖给了父亲。解放前夕，家产已不上10亩，破了一半。父亲虽然挨了一耳光，却毫不介意。六十年代，这位亲侄害了一场重病，从脚肿到胸口，家里人已经为他办好了后事。父亲得知，从县城赶回乡里，一剂药下肚，肿全消了，从阎王爷手里抢回一条命。
　　
　　 富人家一本难念的经
　　
　　 父亲虽然读过“四书”“五经”，但是大半辈子生活在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时代,思想并非顽固守旧。虽然产至中人,却同情民间疾苦，节俭如平民。平日饭菜只用个小蒸钵蒸几两猪肉，里面放些干萝卜、咸豆子、肉仅仅作油吃而已。小蒸钵总是摆在他面前，虽然我们也和他围坐一同吃饭，当时年纪也少，却也能知趣，很少用筷子伸到他那小蒸钵里去，只有幼弟一凡,偶然去挟一点。其实我们一家五个人念中学,每人一期要20多担谷子，五个人一年就要100多担，全家的收入，全不吃饭也都不够支撑。所以年年都要卖田才能维持下去。但是为了让我们兄妹将来都有一点文化，有一点求生的本领，他再紧也不愿意让我们失学，爸爸勤劳一生，把他应该享受的，实际上都花在我们身上了。
　　 父亲自己虽然节俭，但对待儿女们的同学朋友来家，却总要6个菜摆出像个样子。他对我们说：“尊重你们的同学朋友，就是希望你们去别人家里，也能受到别人的尊重。”父亲体贴得多么入微呀！父亲一生顽强学习、认真做事等可贵品质，在耳濡目染下，使我们终生受益。
　　
　　 九泉无计却悲凄
　　
　　 父亲1967年81岁在城关医院退休，“文化大革命”运动，虽然没有直接揪斗他，但只给他每月10元，仅仅只能供老俩口的米钱，说不清是退休金还是生活费。此时，我正在遭批斗中，还能够向谁诉说呢？1971年87岁高龄扶着拐杖，步履蹒跚回到那无家可归的瑶塘家乡。死前一天，还为村民开出他最后一张免费处方，却无法开出自己的一张药方。1973年87岁年纪，默默辞别人间。医院的安葬费很少，而我的一个小家６口，正处在三餐稀粥都难以果腹的时候，加以木材紧张，以我的身份，根本开不了后门，只得葬了一付水泥棺材，为瑶塘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水泥棺葬，也是常宁县最后一付水泥棺材。直到1990年，才给他埋了一块石碑，这又怎能寄托哀思于万一呢！但是想起过去要划清阶级界线的压力下，骨肉断绝音信儿女不敢扫墓的日子里，父子相会，只有梦中一见，九泉之下也不能减少一点悲痛的时候，现在总算好多了。1981年4月5日清明节，携妻儿扫父墓，吟以七律以奠：
　　 春雨霏霏芳草齐 十年死别岂忘机
　　 界清骨肉音犹绝 惧祸儿孙奠亦稀
　　 中夜有缘寻地府 九泉无计却悲凄
　　 东风料峭寒凝去 炮竹坟前知是谁
　　
　　 富人家的苦命人
　　
　　 民国12年，20岁的妈妈和37岁的父亲在长沙结婚了，妈妈比父亲小17岁，至今谁也不晓得她叫什么名字，只能在族谱里查到父亲的名学旁边有两位有姓无名的女人原配夏氏、庶配胡氏。
　　
　　 做妾人的黄金时代被王水溶化了
　　
　　 妈妈就是这位庶配胡氏。所谓庶配就是妾，村时人背地里喊她长沙婆，我们谁谁也不晓得外婆家大门朝南朝北，只是听说舅父是个抽大烟的，家时很穷，妈妈来常宁举目无亲。婚后9个年头，忙碌着生儿育女，共生了7胎，成活4胎。到民国20年，就离开了人间。死时才28岁，正是人生年龄的黄金时期，可怜妈妈的“黄金”却被生活的“王水”溶化了。
　　 妈妈死时，我这个长子才8岁，大弟7岁，妹妹6岁，幼弟还不到周岁。我们都 和长工睡在一起，只有幼弟由大嫂抚育。妈妈生这么多，又带这么多，大妈还不准村民前来帮忙，父亲在县城工作，也不能经常回家照顾。村人怜妈妈，总是黑夜里摸着溜到妈妈的房间来帮忙做点浆洗缝补或者安慰几句什么的。一旦被在妈晓得了，村人就会遭一顿大骂。父亲有时回家发现，和大妈吵闹一场，大妈非但不有和解之意，反而更加仇恨在心，虐待倍加。
　　 有年，妈妈十个指头生了九个毒瘤，血浓满身，碗不能端，筷不能夹，6岁的我，开始帮妈妈洗澡。从此妈妈痛感生育繁多的苦难，和父亲相量打胎，从乡下请来一个只字不识的老太婆，一个夜晚，下了点草药，肚子痛了半夜，胎就是下不来，产婆命令妈妈坐到床沿，两个妇女掺着妈妈，产婆蹲下去用一手插进阴部左抓右抓，抓得妈妈咬着牙根汗如雨下，又不敢喊出声来。父亲在书房里急得来回直走，我就坐在妈妈身边直哭，等到产婆拉出来，妈妈已经晕倒过去，幸而父亲事先准备了洋参水，才慢慢苏醒过来。
　　 胎儿已经发育成全，产婆用烂布包起，父亲叫我提着，自己拿把锄头，从侧门出去，我默默跟在后面。外面寒风刺骨，伸手不见五指，父亲怕我摔跤，叫我回到门口，他一人去了。从此，妈妈血流不止，撒手一堆儿女，离开人间苦海，回到她的“极乐世界”。
　　
　　 人死了还挨拳头
　　
　　 人已死去，但还没有消除大妈的心头之恨，就在尸陈灵堂，尚未入棺，和尚和执事们都去吃夜饭了，灵堂里一盏豆大的长明灯在阴风惨惨里挣扎，8岁的我蹲在妈妈身旁默默地守护，怕老鼠挖掉死者的眼睛，突然大妈冲进灵堂，擂起拳头就向妈妈的胸口落雨般打去。
　　 大妈！妈妈已经死了，你也莫打了罗！我在喊着，这时候外面进来几个人才把她拉了出去。俗话说：人死不记仇，何以她两人的仇有这么深？此情此景，至今不能淡忘。
　　 当时人已入土，家里灵堂还没有撤，餐餐还得供饭，虽然家里请了佣人，大妈不准他们做，只能我一个人餐餐用萝卜、白菜去供奉，我有时没办法，就带着弟妹溜到坟头去哭。大妈知道了，还要追问又到哪里去了。阴历12月24日过小年，全空人围着火炉，吃着十大饭肉鱼，却叫我仍旧端着萝卜、白菜去供奉。我一边流泪，一边烧钱纸，一下再也禁不住失声痛哭出来。这一下可闯大祸了，惊起了父亲，他走进厅来，一见这种情景，抱着我也哭起来，回到餐厅去，一手把全桌洒菜都掀翻在地，和大妈打了一场。这年全家都没有过个好年。没有两年，大妈也归了西去。
　　 人世上的报复心何以如此之狠毒？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遭到创伤很深！很深！人世公平在哪里？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在人生的道路上走过漫长的岁月。可怜而又尊敬的妈妈，一位只顾血泪耕耘，毫无半缕收割的中国式的贤妻良母。又何止我的一个妈妈呢？
　　 长大以后，初学阶级分析法，我起初认为这是封建社会制度把人的灵魂给扭曲了。再学阶级分析法后，又认识到这是资产阶级的毒害。到了老来反思历史，又感到阶级难划一家人。看来一个真理的追求，仅凭一家人的财产出身一捶听音，未免觉得太简单了一点。直到今天的著名社会学者，著名的政治改革家，还都难以得到满意的答卷。也就不再怨恨我的大妈了。
　　
　　 真理追求者的大哥
　　
　　 放弃大学不读回乡搞“农民运动”
　　
　　 大哥学名礼樽，字一球。
　　 出生时间：清光绪32年（1906）又4月29日。
　　 民国19年（1930）失踪于江西。
　　 民国14年（1925）年19岁的大哥，在湖南省兑泽中学毕业后，母亲给了他钱去北京大学念书，不料他才到省城长沙，就被同学拉回县里创办平民学校。把家城给他的学费全部买了图书、风琴、洋鼓洋号，回到家乡，在自己的瑶塘萧家村办起了第一所平民夜校。不到半年，就在附近五华里内创办了五所平民夜校。在办学中，不管风吹雨打，天寒地冻，月黑星稀，几乎每晚都要亲自到夜校去检查，有时还亲自上课。所有这一切，不但个人尽义务，而且还从家里掏钱带食物帮助贫穷子弟。
　　 民国15（1926）年农民运动兴起，大哥就利用这些学校作为宣传发动的阵地。6月，在瑶塘创办起常它第二个乡农民协会，名叫瑶塘乡农民协会。（第一个是中共常宁特支第一任书记李隹竹于同年6月初在城西两脚尾创办的）9月2日成立时，由７个乡农会组成常宁第二区农民协会。他名义担任顾问，实际是他亲手创办的点。区协会会址仍在瑶塘，于把瑶塘乡农民改为靠近瑶村的草塘村名，叫草塘乡农民协会。到县农民协会于次年2月19日成立时，二区农民协会已经发展到49个乡农民协会，占全县１８２个乡农会的四分之一，面积覆盖大半个县境。大哥被选为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建设部长。这时他已是常宁早期共产党员之一，农会搞得轰轰烈烈。
　　
　　 潮涨到潮落
　　
　　 民国16年，（1927）2 月28日，在大哥亲自主持下，起草了一份《草塘乡农民协会关于开展政治经济斗争的决议》，并在二区农会通过试行，连同《常宁第二区农民协会执委会文件》和《常宁第二区农民协会执委会常会纪录稿》，它真实地记录了1926年9月到1927年6月常宁二区农民运动的情况。三个文献约20万字，至今常宁还是唯一无二的实物资料，现在还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当它展出时，就引起全国历史工作者的关注。常宁还是再从中央复制回来的。成为常宁党史最重要的文献。它记载了农会打击地主豪强势力外，还有开展民食维持、整修池塘、种植森林、保护耕牛、设立平民补习学校、限制高利贷、倡导架桥修路等民生方面的事情，介绍妇女入学、禁止缠足、禁止拐卖和虐待妇女以及蓄童养媳、禁止牌赌、禁止蓄长发和盘发等等恶习。
　　 他既揭发过第一区农会被坏人操纵而加以整顿，又能掌握农运的过火行为。马日事变起，农运被镇压下去，大哥同父亲化装成挑盐人，被40多位农民护送，连夜脱离虎口，步行90里抵白沙时，天已亮了。绕道到耒阳，躲进欧阳泰阶家，欧阳当时正任耒阳县长，与父亲同乡又要好。但也不敢多留，辗转逃到南京。
　　 此时大哥改名萧一球，潜入南京中央军校。不久，又被同校同乡人告密，常宁政府通缉令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幸好落在吴天鹤先生手中，吴，时任宪兵营长，常宁人，是父亲挚友。他接到拘捕令后，速到我家告知父亲，全家正是惊弓之鸟，得蒙吴先生代出主意，由家中拍电军校：“母病危，速归。”吴将拘捕令改迟收20分钟，待吴持令捉人时，大哥已安睡在京沪车上了。大哥再逃奔福州堂 兄哲生（后改名萧绍）处，其时堂兄下以福建民报社长公开身分掩护做共产党地下工作。大哥就在他报社里做些事情，和他一块做地下工作。
　　 不久，父亲在南京忽然收到一封电报：“同某人某人赴江西一行，以后有信由静生兄（也是堂兄）转交。”落笔署名胡子钦，那是我舅舅的名字，连姓名都改了。父亲怕他没有钱用，急忙电汇100银圆去，即时电报连钱都退回了。可能他是一边发信，人就随即离开福州了。这时候正是民国17年，日后再问哲生兄时，他也不知道怎么走的。从此一直渺无音信。直到1956年，常宁人民政府才以团级追认为革命烈士。
　　
　　 舍已爱人爱心何来
　　
　　 大哥仅仅生下一女，取名自强。大哥逃亡时，她才一岁，由祖父抚养。在县中初中快毕业时，不幸失足落水而死，年方15岁。土地改革后，大嫂年过半百，困于生活无着，改嫁一贫农吴姓家，以求敬苟延残生。
　　 大哥虽然是中产人家的少爷，但是对于贫弱者非常同情爱护。弟弟一湖，自幼多病，病得死去活来，人们都叫他活列人。我们虽然和大哥是同父异母所生，且比他年小很多，但是他对我们的关怀却是无微不至。全家人上街或者看电影，总是大哥守家照看一湖弟，屎尿拉他一身，他就悄悄地帮湖弟换好洗好，免得父母回来骂湖弟。一天停晚，大哥从外面回到平民学校，见到一个小叫花子坐在校门口，他就把他抱回学校，用莲子煮粥给小孩吃，带他一同睡在自己床上，半夜撒了一堆屎尿，满床屙得不堪，大哥二话没说，用自己的衣先把上孩包起来，再将盖被毯子抱到塘里洗好，烧一盆火来烘，等到烘干时，天已亮了。
　　 大哥短暂一生，不愁吃，不愁穿，还放弃大学不念，个人锦绣前程不奔，而偏偏走向这条艰险之道，这是为什么呢？要解开这个谜，从我家的书柜里的藏书，可难就是解谜的钥匙。
　　
　　 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孙中山著《中山丛书》、马克思著《共产党宣言》胡适著《胡适文存》、陈独秀主篇《亲青年》杂志及《独秀文存》、毛泽东主办《湘江评论》、《马克思主义学说》已忘记作者姓名。
　　 可见他少年时就已对真理的追求。，再从他对人民的爱的实践，也就不难理解了。他不是为名为利，而是探求社会的改造，社会的公正、公平，国富民强。他有一颗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大哥一生，20岁的金色年华，就那么一闪而过，而个人所得呢？
　　 死无葬身，家破人亡，妻离子绝。
　　 常人不禁要问，他究竟为了什么？如果说真正的爱情只管会出，不计回报的话，也就可以说，真正的真理追求者，也是只计会出，不计回报的。大哥是告我寻火的重要人。1961年我初学诗时，第一首就是《忆烈士大哥.七律》：
　　
　　 万家墨面笑颜开 国际歌声动地来
　　 负笈星沙宗马列 兴学宜水启春雷
　　 阿娘有意循时俗 铁面无私割爱怀
　　 血洒中原何处觅 心香一瓣荐泉台

寻火的源泉
　　
　　 火会伤人，我为什么偏要去寻火？一来于家庭的影响，二来于追求真理的先驱们的知识，三来于社会生活的现实。特拾取一二事例：
　　
　　 一个书屋的三种主义
　　
　　 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人的成长和他的环境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算是故事开头的背景吧。因为祖父代表一个中国善良、勤劳、能干的农民，父亲的挚着人生，妈妈的苦难身世，大哥对真理的追求，对我从小的影响就很大，激发了我探求社会的好奇心。
　　 打从小学读书起，就喜欢看小说，从《江湖百大侠》等剑侠小说到包公、济公等人的传奇，从《封神演义》等神怪小说到外国的《安徒生童话》、《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等，看得入了迷，影响过我小学的学习成绩，但也在我小小的心灵里播上了正义的种子。及入初中，从父亲、大哥的书柜里发现《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等中国古典小说，我马上把哪些低级的通俗东西等到脑后去了。它们丰富了我的世界，使人认识了社会的复杂性，但也增加了我对社会悲观看法。从县图书馆里读到《少年文库》，通过里面的大量文章，使人认识了许多现代文人、接触了许多新思想，如鲁迅的《彷徨》《内喊》《阿Ｑ正传》，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春》《家》《秋》，进而阅读沙氏比亚、果戈里、巴尔扎克、托尔斯 泰、高尔基等世办文豪著作。但是我读这些著作当时并不是从文学角度去欣赏支学习而是从社会人生方面去探索的，我认为人世间的所谓“真、善、美 ”，衡量的标准不同，追求的方式更异。于是我再从父亲和大哥的另一个书柜里发现了诚如上述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达尔文、卢梭等人的文章，使我知道世界上还是已有很多人在探索社会人生问题，更增加了我对社会探求的兴趣。当时的《中学生》和三联书店的《读书月报》等杂志，都是我的好导师和朋友，她们告诉我许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
　　 一个书屋既有维新派的梁启超，又有民主革命先驱，还有传播共产主义的陈独秀等三种不同主义的书，为什么这三种不同主义的书能够共存于一个主人之家呢？要以救国救民，强国富民，民主公平这一大同也。
　　
　　 灾祸竟然出在自己人的手
　　
　　 民国33年（1944）7月，县城告急，城周居民都往离县城8华里远的瑶塘村避难。一个百来户的小村一下子住了上千难民。旧历7月15下午5时许，人声鼎沸，炊烟四冒，突然一架飞机闯进村里低空飞行，机枪嗒嗒，炸弹轰轰，一下子难民四处奔逃，哭声叫声乱成一团遭。待到傍晚时分，回到村来，才发现有的人被炸成两截，有的眼睛被炸瞎，一个男人炸得肠子涌了出来，他手压了进去，一松手便涌了出来。那时候天气又热，四天了人还没有死，肠子已经发臭，又无医无药，他只得跳进塘里，结束了生命。事后，在地上拾到的弹壳片，上面竟然标着“Ｕ、Ｓ、Ａ”三个大字，天哪！人民没有死在日寇的铁蹄下，却被 炸死在盟国友军的机枪、炸弹之下。
　　 次日，全村老少都往外逃，我和嫂子弟妹们挑些日常用品，才走出七、八里，就碰到几个国民党中央军拦着检查，把东西搜遍，看到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才悻悻走开。我们再往前走，迎头见到一位朋友，他愤愤地说：“快回转去吧！真他妈的中央军也和鬼子兵、土匪一样，什么都要。37军反我家里的东西抢了去，哪个师长和我父亲以前是朋友，我父亲找到他的师部，才和师长一握手，猛然发现师座的办公桌上就摆着我家的一对古弄花瓷瓶，我父亲再也没说什么，扭转屁股就走了。”
　　 一天，两个国民党兵用绳子牵着一个保长，一边打，一边骂，保长边哭边喊老爷。原来是牵着保长要他去找壮丁。
　　 上面三件怪事，这就是抗日，这就是盟军，使我对国同党更加丧失了信心。一直耿耿于怀。
　　
　　 准亡国奴的惨痛
　　
　　 民国33年（1944）9月23日，炮声从8华里外的县城传来，旋见县城方面硝烟夹着火焰直冲云霄，全村人都纷纷往树林里逃躲。次日听说常宁城已经沦陷了。一种准亡国奴的惨痛，绞得心如刀刮。我们举家逃往西边大岭金竹山里暂住。一家七八口人就挤在不到20平方的竹栅里。我的生活，除了上山砍柴，往家里运粮食外，只有看书消磨日子了。3个月的流浪生活中，我把一册《四书》读完了。这是我对中国大学问家在书里相识的开始。虽然并不完理解，但因当时正是青年时期，许多哲理语录，为我日后用它时，随时都可以背出来，终身享用。
　　 快过年了，下雪结冰，人就出不来，粮食进不去了，不冷死也会饿死。只得冒着风险搬回自己家来。瑶塘离县城很近，日本鬼子和汉奸也怕，喜欢住在需里，但经常出城打掳。全村人自动实行军事化：清早起床，一边做饭，一边打好背包，把衣被粮食藏好，就往树林里躲起来，年青力壮的一部分人去种田，一部分人去放哨，一旦得知鬼子出城往瑶塘方向来，马上报信，好让大家准备。
　　 一天，灾难果然降临我们村里，突然来了一个鬼子小分队，绝大部分人还是走了。却有几个老年人舍不得离开，日兵一进村，到处搜寻食品、衣被、女人和小孩，把猪杀了，挖里面的精肉吃，把顶好的床架桌椅柜子打烂当柴烧。吃剩下的，撒满屎尿，盐水坛里也拉下粪便。老年妇女，也被奸污了，老头子拉去做挑夫了，连两个士为岁的小男孩也被带走了，却不知何故。听说把他们带到日本去做人种了。

（二） 三进共产党

初入龙门不知深浅——初进共产党

人生道路上新的再选择

    民国36年（1947）我在家乡办学的时候,二哥从重庆寄来中国共产党重庆版的《新华日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毛泽东自传》,给我大开眼界。使我懂得在一个国家政治未能清明的时候,教育是救不了国的。要救国还得从政治救起。特别在思考问题的方法上,《大众哲学》给了我观察问题的钥匙,我至今还没见过哲学入门书能够超越它的。这时候在人生观上我初步了解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悲观厌世和尼采的超人哲学都是对人生两极的哲学人生观,不是消极对待人生就是无限地对人欲的膨胀。实现这种哲学,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这时候我从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了自认为是观点正确的一条。
1949年上期,我发动附近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我的办学事 业,为了让他们都能有教学机会,我便转移到江南中心学校去任教。在这个学校里我认识了一位朋友,他叫詹益之,也在该校教书,并和我同住一间房,相识时间虽短,说来也有缘分,民国15年（1926）办农民协会时,我大哥是常宁农会创办人之一,他父亲是老屋詹家乡农会的负责人,他早已了解我的一家及我的为人,马上我俩成了莫逆之交,从青年前途、国是艰危、到人生真谛,或促膝谈心,或对枕密语,经常谈到鸡鸣,他叹服我的探索求真精神,我羡慕他对时事了解丰富。他有时开玩笑说,你早已是一位共产党员了。于是他给我苏联小说《夏伯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令》。我们分头到外面散发传单,到社会去作调查,所谓“保农会”,不过是骗民众,摸余粮,准备“空室清野”。白崇禧军直接派副县、乡、保长来,正要进行“空室清野”,我们用各种方式揭发反抗。直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宣誓,已是新学年开始的9月9日。
　　为了避开地下工作都从江南中心校传出,有必要在瑶塘找个据点,我从瑶塘物色了萧益元（才解放就调县委会改名文辉）,因无钱继续,正辍学在家。我便发展了他担任联络员,因为他还是16岁,当时虽没能入党,但完成任务很好,没出问题。
    9月中旬,为了防止真空状态人心不安,学校停课,我们在中心校召开了一个全江南乡所有小学教师会,会上发起维护学校安全,保护学校财产,维持正常上课秩序,成立护校委员会,大家推举我为主任。因为校长段泽权和我有亲,他也就不阻止我的活动。后来才知道他也同时参与了另一个革命组织（湘游一支队）,当时由于都是条条垂直关系,没有任何横向联系。

落榜生当了中队长

    1949年10月30日,共产党的北方干部南下常宁后,成立中共常宁县委会和县人民政府。一天,彭明治将军南下顺便回乡,来我家看望我父亲,他自我介绍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正向广西进军,离乡22年,这次特意回家看望家乡父老亲友。谈到我大哥礼尊情况,他说：“我是民国15 年在家里看到了他,他是常宁青年中好样的,我非常敬佩他,在家时我们是好朋友,后来我去广东参加北伐了，稍后参加中国红军,到长征时红军有很多支,各走各的,那时我以勇猛著称,已是团长了。”
    当问及父亲子女情况时,父亲介绍：我五男一女,除礼尊外,又有两个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一个也要去,大家都飞往解放,我差不多要成为孤家寡人了。
    “那好呀！您不是在革命大家庭中了吗！那就不孤不寡了嘛！革命阵营正需要大批人才,欢迎您！”
    次日,我和二哥一中同去离我家一华里多地的他老家青山彭家村回访,提出我俩也愿意参军,他高兴地说,那就随我走呀！我们立即答应愿意。我马上进城向党组织反映,我的支部书记李峰说:“南下工作团来常宁只有80余人,正急需熟悉地方情况的本地人,你没考取干训班那是误会,因为干训班里还不晓得你的身份,明天你就去东门正街冰心庄报到吧！”我只好让二哥和彭老的姐夫的弟弟李圣生一同随彭老去了。
当我踏进干训班的门坎,学员花名册上已编好了中队,我这位“落榜生”竟然列为第二中队队长。第三中队是张寄祥,我们地下支部成员,又是我的老同学。第一中队长詹坤元是原地下“民先队”的成员。全班为一个大队,政委赵怀琳,大队长韩玉锁,他们都是南下来的,大家都喊老赵,老韩,谁也没有称呼什么政委、队长的,除了头上戴着一顶八角帽,腰间系了一根皮带外,活像华北一个典型农民。那种军不军,民不民,干不干土里土气的样子,反而使我们对他们增加一份亲切感和尊敬感。因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干部好喜欢。”结业后,我和詹益之一同分到乡下第五区公所,詹任区委组织干事,我任秘书兼宣传干事。

初入龙门不知深浅

    一天,龙门联防组来信,说是上千群众把工作组包围了要抢地主。原来工作组要萧冠群交粮,萧说交不出,联防组长杨德英带着组员持冲锋枪冲到萧家,把他抓起来,关在萧家祠堂的谷仓里。群众一时思想不通,便群起前来要求放人,送酒送菜的络绎不绝。工作组才三个人,抵挡不住,大家慌了手脚。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场面,急忙电告县委,县委复电,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不能抓人,我当即转知立即释放。
    开展征粮不久,一次联防组长回区开碰头会,詹益之汇报到湖边周家村村大人强,欺负花亭子周家村人少势弱,把征购任务往花亭子一富农身上堆，这不公平。区委批评他帮富农说话,走了富农路线。我们看法是在征粮政策的执行上应该是粮多多出粮少少出,才是公平合理,南下干部则认为在地富剥削阶级之间,都是要被消灭的对象,我们不应该为他们讲什么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不能为剥削阶级讲话。
    有次,南下干部陈组委介绍催粮入库经验说,有次一个地主不肯交粮,一个黑夜,陈一人把他牵到山里,问他有不有粮交,他说实在没有粮了,陈猛开一枪,把他吓得屁滚尿流,这一枪果然生效,打出了千斤粮食。新干部正在为催粮难发愁,这么一个经验出笼,不少人如获至宝。
又是一次,区委书记坐在湖边搞减租反霸运动,赵区委把根子扎在一个曾在官僚手下当过勤务兵的人身上,帮赵搞了几条好手枪,几千发手枪子弹,就让他当了村农会主席,从此和区委打得火热。其他区干部去他村里,连饭都派不上。区干部们向我诉说,我头脑非常简单,全凭热情马上就向上写了一篇报道,其中说：“这个村的村干部,区委来了村外接, 区长来了门边接,一般干部来了饭也没得吃。”县里叫赵区委去训话了,从此区委对我产生了成见。

无端丢了党籍

    1950年5月,才从紧张的征粮、减租反霸运动下来,就把我们调去衡阳地委参加首次整党运动学习。在一次学习中央关于保留富农经济政策的讨论大会发言中，许多人对中央提出保留富农经济问题思想不通,我也发了个言,当时我是这样想,保存富农经济,能够使中贫农通过勤劳达到富裕。可是在大会发言中,多数人却批评我错了,是站在富农立场上帮富农说话。
    这次整党,一是整顿南下干部的宗派主义,一是整顿新党员的思想组织不纯,其时常宁来的南下干部内部就分两派,一派是老解放区但很穷的太行派,一派是新解放区但经济条件较好的晋中派,前派人多地位高权力也大,他们排挤后者,致使后者受不了前者的压力,有个区委书记吕凤湘就私逃回去不干了。对我们新党员,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更是放心不下,整党时一发现新党员有点毛病,不是耐心帮助而是压大帽子,把我原先反映过他们的错误说我轻视工农干部,说我的观点是走地富路线,这样一分析,就给我戴了一顶参加革命有“投机思想”,尽管我检讨还是不放过,竟以所谓“作风恶劣”为由,于1951年4月组织部宣布取消了我的候补党员资格,从区里调到县税务局去搞统计。

知我其谁——二进共产党

工会发起人 竟被关在工会门外

    这时候,我并没有灰心,我认为共产主义是正确的,对毛主席是敬佩的, 中国富强民主的希望就在这。我有一股事业热,读书热。一年时间,我自学了大学统计学课程,我对统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认识到统计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通过统计分析,编制税收计划,发现工作问题,对帮助指导工作起到很好作用,使我终生受益。我认为一个人不论做任何事情,没有调查,盲目而干,是做不好事情的,而调查不懂统计、不知分析,也是白干。
    还读了许多苏联小说,如《母亲》、《日日夜夜》、《静静的顿河》、法国小说《悲惨世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既喜欢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同时也喜欢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运动的,这是绝对的,但是万事万物也是“合二而一”的,在阶段上是稳定的,相对的。无“一分为二",世界将是静止的,没有发展的,但是没有“合二而一”,则宇宙就不能有相对的稳定,也就不成其为宇宙了。那时候,杨献珍的论“合二而一”,我也是在《红旗》杂志上读到的,我还记得有次毛泽东还称赞过杨说：杨是共产党内的理论专家,在共产党理论上,杨还是他的老师。岂知后来,杨的这个“合二而一”的理论竟然受到毛的批判。
　　1952年税务局要成立工会组织,开始,我还是发启人,到工会正式成立时,忽然宣布我没有名字了，原来局里人事股长不同意。我毫不介意，因为在工作上,领导还是重视我的。
　　1954年,其时在中央正要开展经济建设,需要培养知识分子入党的大气候下,在原主要县委南下干部多数调离的环境下,由于我的勤奋工作,刻苦学习,这年9月我又被第二次吸收进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初从秘书当上了副局长。不久正局长调县政府秘书,我被衡阳地委任命为第一副局长,主持全面工作。两年后,一次秘书行文,看到政府和税务局两个单位的行文老是用一个人的名字,有些不便,秘书忽然把调离两年多的原局长名字换上了我的名字行文,当然还是组织部发现说不好,只得改了回来,几乎产生了一场误会,1957年9月我被调去常宁县中任副校长。

党内的“民主人士”

　　1957年刚到县中,就投入“反右派”运动,我还是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可是1958年5月,反右运动已经结束,在所谓“红专辩论运动”中,又把我辩论了一通,实际是变相的批斗,只差没有喊口号和长时间的站着挨斗而已。辩论我的问题,就是一句话,当我1957年还在税务局任第一副局长时,衡阳专区税务局一个干部来我县协助工作,我和他同去松柏途中,对他说过一句话,不料被他作为“立场坚定”的一份立功表白“捡举”我了,这段话的原文是：
    “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部还能上能下,如民国时期,常宁有个周仲衡,从专员位上下来当县长,法国首相艾登、英国首相丘吉尔也都能下来,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就只能上不能下呢？对于有过汗马功劳的干部,现在又有能力的,当然应该安在重要领导岗位上；对于那些有过汗马功劳,但目前暂时难以担负领导职务者,可以送去各类学校培训,待到学成再来担任领导职务；对于那些通过学习还不能胜任领导职务者,则应该按其能力,分给本人力所能及的工作。至于他们过去的汗马功劳,不要用行政职务去酬劳,可以利用封建社会的“以功论爵”办法,分别给以政治荣誉和经济待遇。再者我国现在还没有允许干部自己辞职的政策,要下来就只有由组织部门撤职处分,这也不利于干部的使用。对于哪些自觉难以胜任其职务的干部,也应该允许自己辞职。”
于是大帽子压下来了，什么 “反对党的领导啦！ ”“排斥工农干部啦！”所幸反右高潮期,我已离开了行政部门,如果继续在税务局,可能早已打成右派了,也算是不幸中万幸了。因为当时在整个税务局,甚至在全县党政系统的科局级干部中就数我的文化高,就数我的家庭出身地主大。批判以后,既无材料见面,又不给我定案,又不分我的工作,由我自己干多少算多少,把我挂起来了。周围师生对我也冷淡了,我算是共产党内的“民主人士”了。我自己始终认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没有精英是不能治好国家的。干部是领导人民前进的,以其昏昏,如何能够使其昭昭呢？
直到1959年夏,党支部以我预备期过长不能转正。我当即申辩所谓预备期过长,不是我的问题,我54年第二次入党,55年税务局党支部即已通过同意转正,因第一批审干,县组织部批示：“暂缓转正”,56年肃反结束,党支部又通过了我转正,县组织部又说“暂缓转正”,57年反右,全国停止预备党员转正,怎能怪我自己主观的问题呢？直到这时候县组识部才告诉我1954年中小学教师肃反时,有个教师郭文光他在被迫交代历史时,说我和他同在中德中学一道参加过“三青团”,只是普通成员而已,说是我一直没有交代。我这才明白,难怪1955年的审干,1956年的肃反,组织上就一直不给我结论,拖着不放。待我自己向组织上提供了证人,虽然以历史清白查清,但是已经迟了,我的党籍已经完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当干部,不是党员,即使你是领导干部,还得听党员的,那怕他就是一名工人。一个不被信任的人, 还能使用个人的正确主见大胆工作吗？况乎还是挨了批判的人呢。我要求党给我处分,偏又不处分我,我又要求允许我辞职,都没有得到答复。但是我的工作再也开展不了了。1962年中央号召税务干部归队,因为大跃进把国家财政搞到了崩溃边缘,同时组织上对我1958年的批判也进行了甄别平反,虽然调回还是副局长,但是党籍还是恢复不了。为我日后过政治运动关带来了几乎致命的灾难。

以医救国 以退为进

    我当时深深感到在这样的大气候环境下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人,不管你对共产主义多么信仰,对事业多么忠心负责,最终还是在被限制使用中,一有风吹草动,生命都有危险。1962年初,由于大跃进给国家经济带来极大破坏，财政告急，中央只得号召干部“光荣还乡”,以精简政府编制,减轻财政负担,我认为革命不是只在当干部,各行各业,都可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迟早都会被“运动掉”的,倒不如学一门技术。又看到父亲也有七十多了,倒不如跟他学中医,一可以为人们服务,二可以自食其力,三可以继承祖国传统医学而发扬光大之,四可以逃避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危险。便打报告申请回家学中医,不料组织上偏偏不肯让我走,最后县委副书记李克良找到我父亲劝我,说共产党还是相信你父子俩的,你们家和共产党长期以来,都是合作得很好的,这次谈话,使我父子俩深受感动,我才没有离开我的工作岗位。不料1963年“四清运动”,反把我的这次思想作为脱离共产党不肯革命,妄图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理由,整了半年,没有任何根椐,也不便于处分,四清工作组悄悄走了,县委反而评我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级分子。

三首诗打成现行反革命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新账老账无中生有的账统统算,以我三首诗把我打成 “三反分子”、“牛鬼蛇神”，最后打成“现行反革命”,是三首这样的诗：

端午吊屈原　1962年

端阳隹节读离骚　字字珠玑见贞操
留得忧国忧民志　龙舟千载竞栏桡

别谷家洲（一中）

宜城学府五经春　烈火烘炉始见真
二水分流环左右　孤洲特立任浮沉
身无长物随轻燕　架有新书足重金
临别依依何所恋　渚清沙白两关情

咏冬枣

杈丫枣树耸江边　脱下蓝衫亦自宽
留得精神它日在　千枝红枣艳阳天

    第一首是勉励自己应该坚持爱国思想,第二首表明县委对我1958年批判问题已经平反,我是清白的,第三首也是和第二首意思相似。可是文革批判我的人,胡扯第一首的“忧”字,是指忧国民党不来,第二首是土地改革把我家财产搞光了,第三首是盼望国民党早日归来,就算艳阳天。真是气坏我也。
于是坐了８个月牢房,出狱后又住了３年牛棚,再开除回乡当了３年农民,直到1974年10月15日才收回干部队伍,下在春和人民公社当了一名林业干事,还是作为开除留用处理。才进公社,还没有直接管林业,只是跟着一位党委副书记去开建粗石岗水电站,这位副书记又是一位文盲,我当然还得听他的指挥,在半山腰的悬崖峭壁上,开一条三华里的渠道,且是花岗岩,最高上到千余民工,每天放炮千余眼,我虽然只是指挥长的一名副牌助手,但是我自知是全指挥部中文化最高的人,我既要尊重指挥长的领导,又要全身心地大胆拼命工作,而不能只是唯命是从,如果出了事故,良心上也过不去。时间,大兵团作战,只能搞一个冬天,就要把基础拿下来,春耕一来,大批劳力就要大闹春耕了。在拼命赶任务的同时,又要保证炮打石飞之下,绝对不能伤人,清晨我第一人先到工地,傍晚我又是最后收兵的一位。我就日夜蹲在险处连吃饭都不敢离身,以一个患了十余年水肿病的躯体,我就是这样拖着两条水桶样的大腿,不停地爬山越岭,出入硝烟弥漫之中。完成任务之日,公社评我先进,但是县里批示:“暂缓评”三个字。
　　1974年刚拿下电站土建工程,因为没钱配套暂停,我就被分到生产队蹲点搞农业,住在一位贫农家里半年日子,在半年的日子里,没有吃到一丁点肉,连蔬菜都算好东西了,早晚不是红薯就是稀饭,只有随公社大检查,才算打了一次牙祭。这时候,新中国已经搞了25个年头,这位贫农一家的生活之苦,令我偷偷地不知流了多少眼泪,这个原生形像,后来迫使我写出《老妪行》这篇长诗,每次读她,都要流一次泪,革命为了什么？令我终生难忘。
　　这年秋收后,我又被派去双凤大队开发公社林场。又是一场千人会战大开荒,大会战开荒栽上树,我就带领十多个人守山补种管理,并继续开荒，我就在山上当上“山寨王”了。但是这个山寨王只是和民工一同住在一个自己盖的茅棚里,蹲了一年的茅棚,才自力更生盖了一栋红砖瓦房。直到1976年10月,年已半百,才被调回县城,分在县生资公司当一名物价员。

平反12年 闻道未晚——三进共产党

直到1979年2月20日,中共常宁县委在全县千人大会上，才公开宣布给我平反，同时宣布平反的还有原县委一书记廖仁柯等数人,并以常发（组79）11号文件发到全县,内称：
　　1968年9月,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下,湖南大刮台风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常宁公检法军管组于9月2日将萧一湘同志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逮捕；
    1971年5月20日,原常宁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以“坚持反动立场”的罪名给予萧一湘同志开除公职回农村生产的处分；
    1974年10月15日常组（74）99号文件复议决定“从1974年10月15日起,改为开除国家机关留用察看2年的处分,每月发给生活费40元”；
    “1977年3月3日常组干（77）号文件通知,恢复萧一湘同志干籍,工资定为行政22级（原20级）”
    根据“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精神,县委研究同意县公安局公复（1979）9号文件决定对萧一湘同志强加“现行反革命”、“思想反动”、“坚持反动立场”等罪名进行逮捕、开除公职的处分,都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原工资20级,以前补发。
    1979年调县沼气办任副主任,算是恢复了原副科局级。
   1983年8月14日中共常宁县委报经中共衡阳市委批准恢复我1949年的党籍。
    1983年8月28日中共常发（83）干离14号同意由退休改离职休养。
    1985年8月24日常组干审（85）11号对地下党员“两个补救”政策,由行政19级升为18级从1985年4月执行。
　 1985年9月16日常发干字（85）65号文件,经衡阳市委批准萧一湘享受副县级待遇。
从以上一连串文件,可见对我这个人平反之艰难,光平反就平了12年,但总算对我的处分上还是在逐步降温,平反后的待遇却在逐步升级。虽然和那些严重迫害至死者比还是要幸福多了，但是一生的黄金岁月,白白浪费了,儿女们的念书机遇全丧失了,人的应有价值不能实现,比任何物质的损失大得简直无法估计。
    我拿到补发的两千多元工资,扣除原发的生活费,实际只有千来元,全家六口人换了几床棉被,添了几件衣服,还了些账,节余一点,后来充作我办职工文化补习学校的资金。一生除了到老才有了30平方的房子,新置了几柜图书,两袖清风外,别无长物。
    1981年底退休后,总感到一生没能做多少事情,心绪不宁,总想对人生价值有所稍补。近20年来,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办了３年私立学校；二是组建民间诗社，出诗集；三是写党史、县志,直到野史,四是多次向党和政府建议,仅书面即有30余次。
    我一生在事业上,无论荣辱得失之时,不做则已,一做必勇往直前,不论赞同我者,甚至反对我者,都还没有人说我工作有不负责的,懒惰的,没有成效的。但是在做人上,我只有认输了,势所迫也。50年党龄,在党外的日子就有28年之久,到了古稀之年,反思历史,我一生追求真理,从爱国主义到信仰共产主义,无论道路多么曲折崎岖,艰难险阻,死而无悔,对历史发展规律,正在深深探索,收集了十多年资料,阅读了一些新书,写了50多万字的民间野史,似有所悟,但愿“朝闻道夕死可矣”！邓小平同志年过古稀,毅然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过去还没有弄得很清楚。反思何其深刻,何其胆大。惟其深刻,才能发现危机；惟其发现危机,才提出改革；惟其胆大,才不顾古稀之年,亲自躬身披挂上阵。虽然个人不敢高攀,但是应该学习。
  附在狱中学习篇：

补记

　　1968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捕在狱中8月,终日无事,便把《毛选》四卷里的成语摘出,用韵语把它辍成表达《实践论》《矛盾论》里所谈哲学道理。名之曰《思想方法论集韵》。这些内容，实际在民间用俚语流传不知多少年了。不论姓资姓社、是学者、还是俗子,也不论是研究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是处理国家大事、还是社会或个人私事,都是可以运用的,它是属于人类的。中国许多世俗成语,就是民间哲理。所以哲学也是人们世世代代从生活生产的经验里总结出来的道理。当然毛泽东自己后来并没有照他所说的做到,哪只是他个人的问题。所以说是基本的,就是他只承认了世界是“一分为二”,没有接受“合二而一”。其实“一分为二”是绝对的,在绝对长河中,是不断发展的,变化的。而“合二而一”是相对的,在阶段性上有它的相对稳定性,不承认“一分为二”,固然是不承认宇宙是不断发展的规律,但是如果不承认宇宙是相对的,有它的相对稳定性,则天下就会大乱不已。恐怕这就是毛泽东犯错误上的哲学根源吧！我这里选择用民间成语或俚语去表达,一是试想把哲学通俗化,大众化,带些韵语,更让人易读易记,像民间蒙学《增广集韵》一样。
    这篇东西是1968年在狱中写成,初进狱时,还允许自带书纸笔墨,后来把这些东西全部没收,只坐死牢,我曾上书抗议,引用最高指示解释法办人也是为了改造人的灵魂,而不是为了消灭肉体，看管人员还要警告我。出狱后,放在五七干校劳动时,1969年夏才再回忆出来。此次略加整理。前言则是1998年8月1日写。

思想方法论集韵

    人不同物,赖有思想,思想方法,至为重要,有心不用,与物何异,胡思乱想,败事之王。
    认识之源,来于实践。梨子滋味,亲自尝得。游泳之术,不游不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指胜利来于实践,实践必担风险。初出茅芦,自谦实践不多之词：纸上谈兵,讥不重实践之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瞎子摸鱼,闭眼捕雀,无的放矢,对牛弹琴,皆主观盲干,一事无成。掩耳盗铃,拔苗助长,此地无银三百两,尽自欺欺人,乃纯主观主义；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自封天下第一,最是无知之人。既无真知灼见,切莫斩钉截铁。吃一堑,长一智,指实践出智慧之言。失败者成功之母,赞实践得胜利之实。调查一事,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如一朝分娩。实践得认识,乃物质变精神,认识再实践,是精神变物质。一个正确认识,必须经过,实践认识,认识实践,多次反复,才能完善。
     虽经实践,要真认识,还须注意,以下两点：经过实践,所得认识,必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分析研究,才能真知。唐僧慈肠总误事,劝君多看《十五贯》。先入为主,就下结论,已定调子,再找例子,乃实用主义哲学。戴墨镜之人,曰天下皆黑,如此实践,岂不完蛋。拾取假像,信口开河,害人误事,为祸非浅。
对立统一,乃宇宙根本规律,新陈代谢,是自然基本法则。一切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世间之事,本是复杂,决定因素,来自多方,多方去看,不能简单。片面表面,也是主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片面不对,古人且然。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矛盾双方,同处一体,相互依赖,相互转化,促成转化,就叫革命。矛盾统一是暂时,矛盾斗争是永远。有生必有死,有盛必有衰,取代不已,发展无穷。祸中有福,福中有祸,指坏事可以变好,好事也可变坏。人非天圣,孰能无过,知错能改,也是好人,坚持不改,自绝人民。连战皆捷,可以功成一溃；累败不殆,也算有志之人。英雄多生忧患世,闯王堪叹享乐时。大平天国,半个江山立皇帝,争权夺利毁自己。
    矛盾转化,在于条件。否定条件,是唯心之徒,人有多大的产,地有多高的产,更是纯主观主义。强调条件论,乃机械唯物主义。条件不好,可以创造,有利条件,不用不好。发挥主观能动性,矛盾转化可促成。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世有伯乐千里马,两者缺一都不行。坐井观天,说天小者,部分怎能,代替全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否定一切,肯定一切,主流支流,混为一谈。但是一叶知秋,解刮麻雀,那是透过特殊,窥见一般；一着不慎,全棋皆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牵牛要牵牛鼻子,捉马要捉马笼头,矛盾主次,要抓主要。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现像本质,全当分辨。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挂羊头,卖狗肉,表里不一,莫受欺骗。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真假虚实,不得贸然。内因外因,内因为主。温度适当,鸡蛋能孵小鸡,温度再好,石头永孵不变。一餐吃不出胖子,一夜睡不成长子；檐水虽小,水滴石穿；一孔之漏,能溃大堤；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楼,平地而起；防微杜渐,以小失大,皆量变到质变之例。看山取柴,量体裁衣,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识时务者为俊杰,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肉食过吃,便会泄肚。真理过步,便成谬误。普鲁东的乌托邦,行来坏事看是香。离开时间地点和条件,任何真理也枉然。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看什么田下什么肥,解决不同问题,应用不同方法。
凡事莫从消极想,诸般要向积极看。对人对己和对事,处世哲学不非凡,处世哲学有两种,决定大我小我观。锦上添花,好中求好；芝麻打花,节节升高。人生只有加油站,旅途莫贪歇凉亭。天天洗脸又照镜,只缘污秽常染身。任你心红体也壮,不添新血红也难。遇到挫折越灰心,污泥坑里难翻身。知悬崖勒马,莫破罐破摔。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身出污泥,莲花犹艳。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经霜傲雪,红梅独俏。雪山草地,尚且等闲。修练如此境界,不怕天长日短。帮人要雪里送炭,助人莫雨后送伞。死是可怕事,怕死岂能免？问心已无愧,虽死犹永生。为我而偷生,生不如死人。人生如长河,哪有长河没有滩；人生如远道,哪有远道没有湾。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眼前。行百里路,九十且半。不怕失之一万,只怕失之万一。钟不敲不响,桌子不搬不动。画龙点睛,妙到好处,画蛇添足,多此一举。辩证事例举不完,日常生活大量观。勤学多思随注意,反复实践就熟练。

（三）三次教育握手
　　
　　我的一生，打青年时期起，直到古稀之年，追求教育救国之梦，先后寻了三次，自问主观愿望不为不良，追求却总不如意，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但也做了一些蠢事，结果并不理想，老来反思，旧梦重温，苦倍于甜，总算夕死且喜朝闻道吧！
　　
　　 第一次教育握手
　　
　　 教育救国路难行
　　民国34年（1945）抗日胜利，河山光复后，我急切赴衡阳平智中学复学，路见满目疮痍，田园荒芜，庐舍倾残，饥荒虐痢，死尸横路，孤儿流离四方，惨不忍睹，我便愤起发动平智的常宁同学回乡救灾，因富裕之家早已被灾民抢空，未能办成，促使我想办一所孤儿农场的愿望，把灾民孤儿收养起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父亲已经同意给我雷家冲一处田庄，这里有水田30多亩，4口水塘，3个半边山，3间土屋。为了学会办农场的本领，民国36年，我考起了南京京陵大学的农学系，因父亲吐血病危，只得休学。这种思想，其实是受当时法国乌托邦欧文的影响，我是从《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介绍日本贵族家庭出身的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的“新村”，认为这是理想省会的王国。当时已经在美国日本等地办起来许多“新村”实验。我又在《湘江评论》上看到毛泽东也曾准备在岳麓山区办一个这样的实验区。其实过后想来这都是实现不了的幻想，顶多不多是小花盆里栽大树而已，不过是陶渊明的理想桃花圆而已，这只不过是小农经济的田园梦而已。所谓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要想籍此达到改造社会根本是不可能的。社会上没有现代化的大生产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吗？没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社会能够步入高度的文明社会吗？可是我当时却是诚心一片，一种幼稚病。
　　这时候我又在《中学生》杂志上读到“教育救国论”者的主张，他分析中国的病根是：贫（穷），愚（昧），（体）弱，（自）私，而要铲除这四个病根，只有教育，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三家村，五里店，中间办一所小学校，“全民教育提高之日，就是四个病根铲除之时，他自己就亲自办起平民学校，名叫“晓庄学校”。当时我对这个号召非常感兴趣，一面在家照顾父亲的病，一面坚持把我在民国32年搞办的高小班恢复起来。
　　
　　 怒斥督学
　　
　　一天督学坐轿来学校，我和妹妹正在上课，直到下课才去接见他，既无茶，有无烟，他一个人左看右看，已经很不耐烦，见我就用质问的口气问：“你的高小班是向谁立的案？”我答说：“还在准备立案中。他冲着说：“经费呢？设备呢？你这里连茶都没有，不是开玩笑的，就要停下来。”我也有了气，：“茶吗？还是每天从我家里自备一壶开水，师吗？和妹妹没拿工薪，尽义务上课；设备吗？蓝排球架，是我从我家里“偷”来的木材，洋鼓洋号是我从家里“偷钱”办成的。立案经费，慢慢筹措啊嘛！学校办已经办了，停就不得停，你想怎么样》你要轿钱在这里再等十年。他气急了，边走边说：“我告你父亲去！告你父亲去！”第一班学生毕业时，他不准参加全县的统考，我于是找江南乡中心小学校长游艺，暂时挂他的分班名义参加统考，这时候，他的毕业生人数正少，质量又不高，便欣然乐意。结果我的学生成绩优良，皆大欢喜。成绩好的原因，主要是强烈的事业心在驱使我，从早到晚和学生们滚在一起，除了利用小学生制以强扶弱外，对特殊学生，给他开小灶，就在我房里单独辅导，如吴醒秋，年已17，人快长成，只读了两年夜校，初小未读，一下字赶读五二，我收下他，留在我的房间，用速成办法，才半个学期国文算都能跟班上课了，毕业就考上了县中，后来还升了大学。作文我多半亲笔面改，算术我经常运用农村日常生活问题给他们做，例如，用一条尺对照日影测量树等等题材，也搞了点劳动课，就从劳动课里找算学作文题材，学生很有兴趣，一学就懂。在生活和学生打成一片，对困难学生，不但不收学杂费，还支助他们的纸笔用品，晚上还从家里带点食物给他们吃，冷了，对特困学生还给他们一点衣被。学生都将我当成他们亲人，有时候打了他们手掌，又叫他们到我跟前谈心，有时甚至和他同哭，直到大家都破涕为笑，我才放心了。
　　为了我办学校的生存，我积极为学校经费奔走，把方圆五里的在乡读书青年组织起来，请大家都来参予办学，计有萧国良，吕翼荪，阎一山，李星，吴凤英，和我妹妹一坤等8人 ，大家既是教师又是校董，已经筹集学校基金田10亩，谷100余担。这是参与办学教学的人数多了，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参与，5月，我就转到江南中心学校任教。
　　
　　 走上新的选择
　　
　　但是问题又来了，学校除了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可以升学外，其余就都失业了。毕业即失业困惑了我。实践告诉我，教育救国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我彷徨，苦恼，呐喊了！解决社会的金钥匙在哪里？人生意义何在？我想到出家当和尚，想到自杀，但又为人来到这个世界应该有点意思，就是这样白白地走了，又何必来这个世界走一躺呢？
　　民国38年（1949），是中国天翻地复的一年，这年我在人生道路上开始走上新的选择。认识到政治不清明，教育救国也是难圆之梦。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第二次教育握手
　　
　　如果说解放前我是第一次和教育握手，那么解放后的1957年到一中去，算是我的第二次和教育握手，这里暂谈谈我的第二次办教育。
　　
　　平静欢乐的校园
　　1957年9月，我从湖南师院进修回来，踏进了常宁最高学府—
　　常宁第一初级中学，次年增设了高中部，成为完全中学，改名常宁一中，分任副校长。初进校门，同事们中许多都是我的老同学，也还相处很好 。教师中虽然大学毕业者很少，但是大家都很勤奋，学生学习热情很高。学校生活也办的很好。学生每天都有四菜一汤，教师开小灶，菜从3分钱有份的小菜起，8分钱一份的饭菜就可添饱肚子。1角5分一份的菜不是炒鸡就是扣肉，叫你大饱口腹。每逢星期六晚上各班班会的邀请书入雪片飞来，叫你应接不暇，学生们的晚会，丰富多彩，歌声扬，物翩扦，自遍自演的小戏，笑得你前呼后仰。教工之家，围棋，麻将，扑克，象棋，乒乓，康乐球应有尽有，晚上9点后的夜宵，不是莲子羹，就是猪肺海带汤，大家聚集一堂，生活倒也过得美满。但是教师们的内心世界，一个怕字还是深埋在心底里，不容易表露而已。因为打50年到56鸟的7年间，思想改造，土地改革，三反，肃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连年反得人神不收舍。
　　
　　层层依葫画瓢抓“右派”
　　10月间，“反右派”运动开展了，我还参加了反右领导小组。动员的时候，还是要大家向党提意见，帮党整风，其实当时中央和省里早已大揪大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大家都还以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可能出在上层，下面只是学习学习，提高认识而已。谁都没想到在下面也会依葫画瓢大大的抓“右派”，否则谁还敢鸣放，向党提意见呢？于是鸣放还是展开了。
　　我一边参予批斗所谓“右派分子”，一边思考，又说阶级已经消灭了，怎么一下子又冒出了这么多“右派”敌人，忽然一转身就向提意见的人发起了反攻。可实际上先摸了底，首先向有历史和家庭出身问题而又重教学轻政治的人开刀，再对虽然出身可以但爱向领导提意见的人下手。名义上说是摆事实讲道理，实际上不容被斗的人分辨。批斗的理由，也多不着边际，基本上是压力，每当批斗者理由讲不清时，就用呼口号：“右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右派不打跨，决不收兵！”而不管你服不服。
　　
　　没有右派名分“享受”“右派”待遇
　　反右运动不但在教职员中斗开了，而且在未成年的初中学生里也搞起来了，忽然共青团和学生会干部，发现学生中也有人的言论和报上的右派言论一样，通过整理，还比较全面，于是也抓了三个学生开起揭发批判斗争会，后来定性时因上面不让在学生中划右派分子，才把他们清洗回家。一个姓陈的，家庭出身地主，害怕回去群众把他当敌人管制，便逃亡不知去向；一个姓阳，干部子弟，哥哥亲自来领了回去；一个姓廖的，贫农子弟，直接接了锄头扁担的班。待到80年代，右派都平反时，这位农民来找平反，落实政策的人说：“右派档案里没有你的名字，没有名分，怎么能平反？”这又是以后的事了，当时县委中专管文教队伍反右派的领导高翔，本人还是地下共产党员，可是才把县里的“反右”运动搞完，就被调到中共衡阳地委打成了“右派”，弄的人人自危。
　　
　　积极争取来的“右派分子”
　　从一中反出来的“右派”，就使我怀疑了。他们几乎都是年轻有为的青年教师，血气方刚，在民国时期念书时就是在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熏陶下，反过来向封建家庭，向封建教育的学校，向独裁的政府争民主争自由就争惯了，还认为这才是有为的新青年应有之义，没有了解公产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东西。甚至还认为这才是爱国青年的正义感，应有之义啊！党既然欢迎他们帮党整风，他们就提了。所提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有时提得尖锐一点而已。特别教学能力较强的教师，可能也有点恃才傲物的思想，提得偏激了一点，从培养有创意的青年学生来讲，也不是完全不对，就是一匹劣马，只要能教好，也可能是一匹良驹，绝不能不教而诛。作为新上台的挚政党，首先是团结一切可能建设国家的人才，共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安定繁荣富强民主的国家而共同奋斗，民国在大陆统治三十八个年头，最大的失误莫过于国无宁日，可惜共产党执政并没有能汲取这个别人有鲜血换来的教训，把大批有能力爱国家的青年断绝了他们为祖国效力的机遇。像当时一中唯一的两位师范本科毕业的大学生教师滕菊生和张若金，正是20多岁，风华正茂，教学能力强，已经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证明并无重大历史问题，首先拿他两开刀，滕竟然成了右派反革命“双料货”。坐牢20多年，还打断一条腿，张则放在右派管制队劳动改造。唐仪余老师，虽然只是中师毕业，却还是中学教师队伍里的佼佼者，打成“右派”后，妻离子散叛，孤苦伶仃在乡劳改20多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80年带平反后，风烛残年，书法在常宁独树有一帜，最后吐血身亡。贺承贵老师，最老实勤奋不过了，对共产党再忠诚不过了。工作组“劝”他鸣放，他确实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结果领了顶“右派“帽子，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叛，反右结束后的1958年4月，突然来个杀回马枪，把个在反右运动中从没发过一言的的殷德勋老师，打成右派。这个人本来性情孤僻，不合群，但是数学却是天才 ，虽然只是中师毕业，但是大学本科毕业生有的还不如他，确是损失一个好人才。直到80年代平反时，他们都已双鬓飞霜，报国有心而无力了，以后常宁多年都是高中教高中，初中教初中，小学教小学，至于各级管教育的干部，哪里去找优质成品的学生？几乎成了恶性循环。可就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后，许多西方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却在拼全力发展科学技术，这一进一退，就相差何只百年！
　　就拿我自己的仅仅一条言论，至今我还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已在前面三进共产党节里详述了）于是我陷入迷茫。
　　
　　 半文盲成了高文化的导师
　　1959年又是“反右倾运动”，大学生校长打成了“右倾机会分子”，党籍，乌纱，剃了光头，下到柏坊戴帽子中学（注：当时小学增半的初中班）教数学去了，接着半文盲的党组织委员，瞎使了校长权利，不久来了一位简师生当校长，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和教师的关系还比较好，不久又调出去了 ，相继来了两个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校长，校长文化一天比天低，因为“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外行必须领导内行嘛”。
　　直到1959年夏，党支部以我预备期过长不能转正为理由，取消了我的预备党员资格，我的工作再也开展不下了。我管生产和财务，教育局来了教改工作组，一个 投机分子会计，使出浑身解数，吹捧巴结组长，几乎三天两天从学校生产园地捉鸡索蛋，还要杀猪，管总务的由此入了党，随即升为主任。大凡小事，都向工作组汇报请示，我这个副校长也就形同虚设，根本插不了手。我只得主动要求去教一班语文，让他们去管算了。直到1960年一次运动把这个贪污4000多元的大贪污犯揭露出来。1961年我还是被下放蓬塘公社去搞所谓劳动锻炼。其实正是粮食最紧张的时候，所有公教人员一月只供应23斤大米，一两食油，普遍在发水肿病。可是下去搞体力劳动的还能吃到36斤大米，二两油。虽然无担一身清，但是我的教育救国初志，成了我的心病，我尝到了“难得糊涂”做人的苦头。
　　
　　 添学生 加劳动 就是教育大跃进
　　1958年大跃进，学校大搞“教育革命”；“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有要从数量上加快培养学生，一开学就增办两班师范班，甲班一学制算中师，乙班三年毕业算初师，还办了一个农技班，秋季开始办高中，成了一所庞大的完全中学，次年春季再加办了两个春季初中班。直到秋季全县教育大跃进，就把一中的师范班分了出去增办师范学校，把一中的农技班分了出去增办了农技学校。
　　那时候，学生猛增到千余之众，几乎增加了一倍，一下子哪来这么多的教师？得力的教师已多半被打成右派，或者被捕或者集中劳改，以有限的低水平的教师去扩大最大的招生数量，现有教师普遍加课，与是语文，数学，教师有教三班还兼班主任的，老师还要跟班参加劳动。才反了右，谁敢说话，只是埋头苦干而已。
　　教师更怕领导干部的子弟，他们中有些自恃家庭出身好，父母是管老师的领导，既不怕老师，又不认真读书，教师不敢管他们，他们和老百姓子弟比，不少人成绩要差。我在兼教一班语文时，有个南下干部的儿子，有点调皮，成绩又差，我找他个别谈话，当面批改作文，师生一亲近，又经耳提面命，很快就赶上去了。我深感形势造成师生间的思想代沟带来的损失多么难以弥补。所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通过大搞体力劳动，企图通过体力劳动将师生都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世界观。57年下期，初中3年级提前十天休课，由我带领三班百多名学生赴乌次乡参加修水库，扎扎实实搞了一个月，直到阴历过大年才收工放寒假。我和学生自带行李粮食工具，自己煮吃，住在一所破小学，把课坐拼成床用报纸糊了窗，清晨上工地干了一阵才吃早饭，中饭就送到工地来吃，黄昏才收工，天又下冰雹，一天干10多个小时，许多学生的手也磨破了，肩也红肿了，我的手掌也磨烂了，解放军也在干，乡镇干部在督阵，谁也不原落后，也不好意思落后。回校领了乡政府赠的红锦旗一面，水库取名“军名学”水库。由于事前没有堪探设计，匆忙上阵，水库因渗漏不能储水而报废了。
　　 58年一开学就动员师生大搞劳动教育，每天一小时，我当总调度，全校20多个班，1000多学生，每班搞一个固定项目，初中三年级的人大一些，分搞木工，泥工，铁工，烧红砖等较重的体力劳动，初中二年级有8个班，49班专责养猪，50直51班养良种鸡鸭，52班养长毛猪，53，54，55，56班及一年级四个班都种蔬菜和饲料，或撤猪草，各班按产积分。为了多获现金，还派学生才外打工。四月份派出几个班都矿物局去挑纬纱，派我带队，分两批轮流，一批上午挑沙，下午上课，一批上午上课下午挑沙，课堂就在露天下，席地而坐，表面看来是在边劳动边读书，实际师生门都受不了，上课时多数打瞌睡。大概搞了一个来月，只得撤回。
　　荒唐 一千人的学校一年劳动自给
　　 这样大搞了一个学期，果然结了果实，学生自己动手，由一名工友带领居然盖起了一座两层四间教室的楼房，饲养起80多头猪，两百多只良种鸡鸭鹅兔，一筐芋子12.5斤，一个南瓜30斤，于是硕果累累，全县中小学来开现场会，湘南行署各中学来开现场会。真是应接不暇。一中原订三年通过劳动收入达到全校金费自给。一跃再跃，居然提前一年自给了。这个跃进计划还是我亲自制定，并由我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的，而且教师学生无一人有异意一至通过的。过后想来，确是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我本人自人还是先进的哩！因为对学生劳动教育我在解放前第一次办学就有这种狂热劲，我曾想过办一所这样的平民学校，有书大家读，有事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而且我试办的小学里也办过这种事，当时只是一种平民教育思想，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普及平民教育，现在中央有条件让我放手搞这样的大实验了，正中我怀，殊不知这样以来，学生一天哪只是一个钟头的劳动，像养猪的一天喂三餐，必然影响上课的时间，母猪下小猪半夜还得守住，有的曾把刚产出的小猪生怕冻坏了，抱着直到天亮。烧红砖的砖窑点火时，十多人一夜煽火要煽到天明，而且正在发育的轻少年，简直是用童工，是对轻少年的身心摧掺。至于学生学业上的损失，更无法估算了。一代质量差，就要成连锁反应好几代，每念之此，终身遗憾。
　　
　　铁盲当上了铁炼总工程师
　　 不仅直此，1958年下半年9月开始，全民县中小学校停课，全力以赴，一中炼铁炉从一座，发展到5座，风箱自己做，木炭从往返70多里的大义山上去挑，少了把谷加洲的周围的桑树全部砍光，那就是几个成人合抱十几丈高上百年培养成的风景园林，大约五六十株，以后百年也无法恢复了。几个土炉料，木炭终究供应不上，连烟煤也没供应上，只得用白煤来炼，白煤有含硫太多，经常结炉，铁炼炉从往返30多里的铁丝塘上去挑，上千人的运输队伍都是13至16岁的一，二年级的学生，稍大点的都要上高炉去炼铁，当炉前工，装料工，抽风工。连成年的中情年教师都难以坚持。
　　 至于炼铁技术，就是我带几名学生到其他炼铁厂去参加实习一下，其实参加实习的土铁厂，也是学炼铁不到半个月，回校开炉我就成了“总厂长”兼“总工程师”了。我经常是个把星期没上床睡过，瞌睡的很了，就躺在炉边打一下盹。以这样的技术，这样简陋的设备，这样原始粗燥的原料，虽然也出了几吨白口铁，但杂质太多，甚至分不清是铁是渣，派不上用场。白白浪费资金，资源，人力，其产铁结果自然不言而寓，这样糊里糊图的搞了一个多月，上面喊复课了，才草草收场。人人都以疲劳不堪，全校师生放假三天，才正式上课。
　　
　　厂校合并之梦
　　 炼铁惨败，谁敢去总结经验教训？反对“三面红棋”的帽子，谁敢费力找死？生产劳动照旧大搞，农业：从校圆围墙外划进70多亩稻田给学校搞种糖萝卜和蔬菜，好在这时人民公社已经成立，一大二公，土地随你要，农民都等公产主义就要到来谁还稀罕这块土地。工业：学校和县机械厂搞厂校合并学生搞工业劳动就到车间去，一班学生50多人挤进一个车间，人都站满了，哪还能动手，只是围着看看热闹罢了。这时候，我被抽调去管厂里的基建，扩建厂房。待几栋大厂房建成，上面又叫不搞厂校合并，我才被调回学，终应学校搞不过来，农田又退回给人民公社了。
　　
　　肌饿迫出的“贼”你能指他们是贼吗？
　　 经过荒唐的大跃进运动，1960年一场主要是人为的大灾难降临了，原来人民公社初建，县委决定：公社学生都吃“无价供应”，学生入学的学杂费伙食费，统一由人民公社直接拨钱交学校。可是交不了一个月，人民公社再也交不出了，县委决定由学校，公社，学生三级分担，人民公社负担50%，县财政负担30%，学生负担20%，由于三级都交不出来：人民公社大跃进把钱花光了，层层一平二调，社员劳累终年，除了吃饭，身无分文，哪里看到过一分钱？县财政财团已经下到人民公社，公社收到的税费，右公社都截流花光了，三级都拿不出，过家出先严重危机。教师每月口粮由36降到26了，再降到21斤，食油由每人每月一斤降到半斤再降到一两了，这时水肿普遍发生，学生晚上从菜园里偷两片菜叶，无盐无油口杯煮着吃，或者到食堂偷一碗饭，这类时间经常发生，甚至在教师中也不是绝无仅有，一晚，一个学生溜到食堂偷了十几斤米逃走了校方着了急，连夜派人到他家里才找到，怕他家人和本人出事故，只得劝他暂时休学，饥寒起盗心嘛！偏偏菜也种不出头了，去年凉晒干梏无人吃的无心菜，也拿下来给学生吃，学生叫它“无缝钢管”，有次，一位新从试院本科调来的青年教师，一下子就降到21斤米，一两油，看着看着脸浮肿了，从食堂会计处多领了一个月的餐票去，你能忍心说他是偷吗？有次空军学校来招生，一千多人好不容易招了3人去，可政审时都有做贼的记录——能说他们品德不好吗？经与招生负责人研究，只有把原来党案换了才将这三人招去。最后县委转中央指示，对大龄学生下放回农村，整缩裁生，解决燃眉之急。正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我从1957年踏进一中校圆，在次实现我的教育救国路，马上拖入反右运动里，1959年反右倾运动，1960年反贪污运动。1961年下放回农村锻炼。到1962年3月因中央指令大跃进时税务力量削弱，影响财政收入，要求老税务干部归队，我便逢命归回依然干我的老行当，在一中挂号六个年头。经历连年的激烈的政治运动和强烈的体力劳动，校无宁日，师生动荡不堪，个人有志难绸一把辛酸泪，与国无补，于民无补，浪费青春年华，（这是我正是33岁）特别是一段教育的效率，后人不知如何打分？问心有愧，万死也难补，只得写份反思，立此存照。亮个红灯，以警来者。
　　
　　第三次教育握手
　　
　　到底是谁需要认真学习
　　
　　 1978年7月间，我给县委写了一封信，有幸得到一复：原件节录如下：
　　 “……“文革”当中，教育遭了一次大截难，粉碎四人帮后，目前学校要求读书的人太多，在职职工的文化素质迫切需要补课，问题已经突出，而国家能力有限，建议国家与社会办学相结合，分办与私办相结合，又社会办学，教育计划报政府批准，经费由社会自筹，允许向学生酢情收些学费，校址租界民房，教师从社会失业人员中挑选聘请。只要国家允许学生有升学的权利，他们会愿来读的。这样做的好处是：
　　1有利于加快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加快培养人才，早出人才。也是对“四人帮”造成的损失的一个弥补。
　　2 实现两条腿办教育的方法，节省国家资金。
　　3符合群众的利益，解决学生失学困难，解决家长后顾之忧。
　　``````
　　附中国共产党常宁县委宣传部附件：
　　萧一湘同志：
　　你的信已转来我部，意见是宝贵的。我门与有关单位进行了研究。
　　一， 关于读书的问题，根据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治工作报告中对教育事业的要求，是1985年城市基本普及十年教育，在农村基本普及八年教育。望认真学习华主席工作报告，领会中央对教育工作的要求，你所提的补习学校或班是不适宜的。
　　中共常宁县委宣传部 1978年8月5日
　　 1978年7月间我还在县生资公司没有彻底平反，还是当一名物价员，但是作为一位教育救国理想者眼看“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文化断层心情不能平静，赶紧给县里写了个建议，可是县委对我的建议回答却是“不适宜的”。虽然我们的认识不同，但总算还是给我一个回复。
　　哭笑不得的国庆专栏
　　 1970年10月3日，因工作之便，走了几个单位，看到大多数都为庆祝国庆30周年出了专刊。红红绿绿，各式各样但也看到一些问题，小小一角，问题确不可忽视。向县委些了个汇报，现在栽录几例如下：
　　
　　一， 荒唐的内容
　　
　　1“解放30年，将原来一个贫穷落后的山乡，变成了一个具有先带化的工农业和强大的国防。”（商业局专刊）
　　2“现在粮食不但自给自余，还有支援出口。”（同上）
　　3“大批大干，电激雷奔腾”（人民医院专刊）
　　4“您老人家（指毛泽东）`````发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领全党粉碎了一次又一次的路线斗争。”（农产品公司专刊）
　　以上四句说我国在1980年已经成了现代化，粮食自给自足，还要大批促大干，文化大革命不知藏在哪里，一下子就被发现了？歌颂超过实际的限度，粉饰太平，让不知者，继续盲目乐观下去；让知之者，增加笑料，或着产生困惑，后果怎么样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吃这方面头还算小吗？
　　
　　 二 白字先生何其多
　　
　　 1荡怀豪情迎嘉节；2、迎国庆（庆字里多一点）、 舒（抒）豪情；3、繁荣昌幸（盛），
　　4资本家垄断下。（以上是商业局专刊）5喜气腾；6长夜难明寺县天；7独立翱翔（以上是农产品公司专刊）8紫气清骈；9春盛十月腊梅花的明芽。（以上是工程公司专刊）
　　 且不说句子通不通，一至八处错别字多且怪，第九处不但有错字，而且十月开了腊梅花，令人捧腹。
　　 有的也写久体诗词，但决心让你看不懂，有的也标古体诗词牌子，却连平，句数，子数也不合谱，把祖国的传统文化都搞乱了。
　　 从以上两类就可看出“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学生水平之底下，能够办专刊的人一般还是这个单位的最高笔杆子呢！专刊又多贴在单位最显眼的地方，人们经常过往，为什么没人过目呢？文化底的看不出，文化高的除非不愿看，那宣传还有什么效益呢？这份文化调查更令我慌恐不安。奠下我办学的决心，而且认为私人办学方向是对的，便于1982年退休后，搭上改革开放这条列车，先行实验个人办学。而且不要政府出一分钱，一个人，开新中国常宁私人办学先河。实现个人青年时代追求教育救国之梦。办学时，我写了一首七绝〈义务兴学〉：
　　要歇何曾歇得成 文凭遍叹无文凭
　　起呼残烛驱寒夜 再筑书山再朔魂
　　 办学和教育局长打了一架而后县委书记吵了一架
　　 一天上午我去找教育局局长，一个干部，见我穿着平常一老头，要找局长，竟然三问不一答，掉头就走，我大声呼喊：“你这是人民的教育局吗？”忽然一个黑高大个子从房里冲到走廊，“是谁在闹？”我连忙走到他跟前解释，他竟然气冲冲地说：“你闹什么？”两人发生冲突，拉扯打起来了。经熟人发现才把他拉开，把我扶开，并告诉我，他们看你老这副模样，还以为是来落实政策的呢！这是误会，我气尤未消，便去找县委一书记：“我想为人民办学，却遭到教育局长打，真是岂有此理。”书记边笑边说：“不会有这种事吧！”“难道我还冤枉他啊？”“以后有机会我找他谈一谈。”我一听气极了：“以后有机会？那么没机会呢？那就算了啊？周总理日理万机，你是县的一把手，一定也有10机，你讲永无机会了，哪我就白白挨打啊？”我们又吵了起来。经他解释，并许偌才罢，次日教育局长向我道歉，表决坚决支持我的办学，于是我的学校才办了起来。
　　我从1982年9月起首先办了一个全日制初中毕业复习班，30多个学生，全日制8名课开齐，一学期至少要1200元开支。经费就差一大截，许多老朋友，教师听说我要办学都尽义务来帮忙，每节课只要8角钱生活补贴。好在补发我的工资，壮了我的胆，这学期的亏数都由我包下来了，不久接着办了三个职工业余补习班。生员潮涌而来，每学生每期交学费10元。招收学生151名，他们是来自29个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和社会失学青少年。教室：租了城东一座不用了的小学，已经出挂“急诊”，只得从去他正规小学租界夜间的空房子和县总工会的房子，教师：从社会上招聘游师。为了进一步摸清职工现有的文化底子，以便对疹下药，我了解教育局正对全县职工做了一次初中文化合格考试，便将这次考卷做了一次分析，更使我大吃一惊。兹并录如下：
　　
　　 一次惊人的初中文化合格考试答卷
　　
　　常宁县1982年底进行了一次全县职工初中文化合格考试，报名人数有2993个，实际参加考试的有2585人，还未到场的就有408人，按实际需要补课的人还远不只此，例如，商业局七大公司在城关的职工就有700多人，这次参加报名的只有202人；县工程公司的职工有300多人，青工又多，而这次报名的仅仅22人，参加考试职工都是1977年前的初高中毕业生。就是说他们的读书时期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
　　吓人的全合格率——2.2%
　　一 在2585名考生中，语文，数学，化学，史地等五课全部合格的只有57人，仅占了总人数的2.2%。双科合格的166人，单科合格的也只有311名。
　　各科人平分数，语文34。8分，数学 26.2分，化学 27.1分，物理34。9分，史地 28.6分。
　　各科及格人数占参考人数依次为：语文 9.9% 数学 11.3%，物理 20.3%，化学 10.9% 史地仅占 10%。底子一亮，惊人寒心。据说参加应考的还是好点的。
　　
　　 二 从百份考卷随意抽样统计分析
　　
　　 作文打零分的63%
　　100份语文卷有19份白卷，打标点题能得满分的只有12%，改正错别字（承祖，抵杭，浸略，背判，串改，忘图，灰复，幼想，）全改对的只有6人，得零分的竟有25人，改的不完全的有63人。在一段70个字的文言文中，提出8个字词要求白话解释，能打满分的一个也没有，得零分的竟有63人，作文及格的9人，达零分的人倒达63人。
　　 被扭曲的两三角形全等定律
　　
　　 100份试卷中有这样一个简单的辨别题“三角形三内角分别相等，则两三角形全等。”竟有51%的人答全等。一个小学课程里的题目，“27，45，81的最小共倍数是他们的对大公约数的几倍？”竟然有97%的人答不出来。
　　 从以上两点分析青年职工中却文化的面积是多么大，基础知识是差的惊人，寒心，除逃兵外，还有20%的各科试卷是白卷，着都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出来的初高中毕业生，有的几乎还是不能动笔的文盲。从城关的报考的71个单位中，高中牌子的就有741个，占总报考的51.9%呢！
　　
　　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 行吗？
　　 得出这份调查结果，我陷入了复杂的沉思中，如果说在落后时代的战争特定条件下，文盲还可以打天下，文盲半文盲还可以搞土地改革，现在的小学初中水平应付工作应该是有气无力了，五年十年以后，这批人还能往哪里摆，而当代青年职工，实现现代化的重任正落在他们的肩上，他们能担当的起来吗？考虑随着科技的一日千里的发展，知识的周期越来越短，再失将成终身之恨。
　　 从这份调查报告看，是“文化大革命”还是文化大破坏？人民被带进荒原里去了。更有甚者，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数人。”笔者原先还不太理解，现在更体验深刻了。由于年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有真才实学的老师被打倒了，没文化的工农兵开进学校教文化，学制缩短，社会剧烈动荡，教学内容浅简，语文学语录，物理只学柴油机，搞掉了教，学两方的积极性，“文革”一代人浪费了，就会影响两三代，接连几十年都难出高素质的人才。“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长期考生中，高中毕业后复读一两年甚至多年，才能考上大专者比比皆是，不就是名证吗？这笔浪费帐谁又能算得清呢？改革开放以后，为于国际接轨，有普遍加深，以不少低水平的师资去教比以前加深了的课程，又怎么能达标呢？无异于让刚脱盲的土会计就要他用现代借贷制计帐，欲速则不达，这怎么能达标呢？可偏偏什么都在搞达标，简直是在演戏，至于道德素质的内伤更加难理清了。
　　有见及此，我打算当前把全部力量投入到职工文化补课上来。准备1983年扩大班次，办学方向：坚持为国分忧，不向政府伸手，以发挥离退休人员潜力，为国家多作贡献，并将这份统计分析报告送县委。
　　由于教室设备条件有限制，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象这样的速度补下去，想把现有的职工补达初中合格水平，十年也补不完，城关应补课人数就有两千人，此次全县搞的职工初中文化合格考试的底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头补起，至于还要补高中课，学专业，读业大，适应现代化对科技文化的不断要求，更是需要及早未雨绸缪的。考虑这种民办教育在我县还是初升，许多新事物，合理合法，不合理合法，难免会有出现。为了把这个事业搞好，我于1982年10月19日赴衡阳，湘潭，长沙等地考察民办教育事业，于24日返校，往返计六天时间。重点考察了湘潭13中开办的第六职业学校，长沙民主党派及退休老干部创办的东风业余大学。达信财会进修学校，衡阳市光明业余学校等四所名校。（他们都是见了报，有的有书记，政协主席兼了名誉主任的，有的还得了教育厅长专写文章赞许的）通过考察，大开视野，返县一面积极筹备增班，东南西北，都有我的教室。
　　 学生冲县委会
　　 正当我除外考察期间，学校出了乱子。原来本在工会的班，县委会把大门锁上了，学生出入必须从县委大门进去，一个晚上，县委大门守门人不让学生进去，学生有怕墙进去的和看门人发生了冲突，互相拉扯，把看门人的手表拉掉了。有传我的学生冲县委会，打门卫，问题可就闹大了，县委副书记阳新丽出来，才得平静。县委办主任便下令不准学生上课，幸而我校教导主任贺老师生出活计，经他决定，等我回来在做处理，暂由学校发给临时证，无证不能进出。等我回来后，县委办主任找我，说我对此事有责任，我说：“我既可以承认有，也可不承认有，所谓承认有责，总是我校学生发生的问题，所谓承认不负责，你门把原来工会门给锁上了，那责任就要由你们负了。幸而当时没有停课，否则学生闹起来，那事就真的大了。”一场虚惊，才得平静。
　　学校办了三年，最多一期开办18个班，同期还在校学生800多名，教师40多位，班次既有全日制的初中复习班，还有英语专业班，暑期学生补习班，应考技工学校补习班，大多数是在职职工初中文化复习班，日日夜夜有人上课，“11号车”，我几乎夜夜都要满城蔸一圈，8毛钱一节的授课金，老师反而高兴，觉得学生越多工作越重越有味，。多爱国的知识分子啊！
　　 1983年2月3号《湖南日报》头版中心框边报道《常宁县退休人员自费办学》。
　　 同年7月5号《衡阳日报》以《只图四化早点出现》的标题报道了我的办学事迹。
　　1983年3月，我出席了衡阳职工教育先进会。
　　同年，市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经验交流会讲坛上还染个我谈了10多分钟。
　　同年党落实了我的政策，恢复了党籍，退休改为离休，载誉归来，儿女门的表情却是淡淡的，似乎不“在乎”。
　　“这是金钱买不到的”老伴心情沉重的说，回答的是：“可惜是做人的门票。”
　　但是当原来在文化补习班读过书的人，有的升了中专，大学，当了股长，经理，厂长，有的考上了干部，有人会见我说：“您来还果真有点名堂，我哪两年书补到点子上了。”
　　儿女们听了，表情似乎又有点“在乎”。
　　
　　 摇旗呐喊晚风前
　　
　　由于我的职工文化课补起来了，许多单位相继办起了补习班，县商业局，现供销社也办开了，职工文化补习班多起来了，加速了职工文化不可的进度，当然是好事。但是由于不少单位自己不会办学而又要硬办，他们有的老师就在我们班里零买零卖，现买现卖。也算是个支持吧。开办职工高中文化时，我为工会招了生，代拟了教学计划，交给县工会去办。而我又转为了修县志了。虽然一生三次办学，都无多大贡献，人已到了晚秋时期但是助学方面，只要我尚有一分余力，就绝不放过。
　　1984年初，瑶塘家乡建学，我发起家乡在外地工作的同乡共同为家乡捐助，在募捐书上就是这样写的“竞争是当今世界潮流，政治军事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实际上是经济的竞争，而经济的竞争该归之于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则又归结为教育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我自己带头从自己家庭弟妹起，共发动20余人，捐款2000余元。我一家人捐书一半，老红军干部萧文辉，萧礼林，萧相前各50元，还有吕姓，谭姓及其他同乡都在10元到40元间者。
　　1994年，旅台同乡筹建支助家乡学子奖学金，委托我等四人代办，我主持两届后才辞去。
　　1995年，常宁八中建校，我人己古稀，已乏力矣，任然节衣缩食1000元，并在我办的《宜江诗选》中作诗摇旗呐喊，以尝夙愿。
　　诗曰：
　　 寻求救国平生愿 私弱贫愚去几番
　　 人老囊羞唯节食 摇旗呐喊晚风前
　　 近三年有见于家乡读书人越来越少，为鼓励他们尚学，我提出凡有能考上一二中者，每人奖励200元，再能继续读高中者，再奖励200元，已经奖了3人四次800元，深感能力棉薄而惭愧不安。
　　
　　（四） 诗之情
　　
　　 诗国何容忘国奴
　　
　　 1978年以后，中华大地在长达数十年的火药味开始淡化后，人们自然向人情味空间追求，向真善美境界追求。诗最讲情与美，也就顺理成章地搭上了这列快车道。但是在遭受重灾区的诗园，早已蔓草丛生。今天开始从一花独放的禁区里解放出来,形成百花争艳的新局面。开始冲破蒙昧的禁锢，向民主与科学方面追求。1979年作者不顾“文革”中三首诗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灾难，重新握起诗的笔杆，向真善美领域探索,希望用诗在受伤的心灵上起点净化剂、教化鞭的作用。于是呼出时代的新声：
　　 诗国何容亡国奴 拾砖添瓦补诗庐
　　 莫伤三两歌喉小 不绝鸡啼天也苏
　　
　　 1979年的一个秋夜，县文化馆里，沉寂了很久的古老宜城，举办起第一个古典诗词讲座。室外从云丛中探出几颗眨眼的星星，室内显烁着几根颤抖微弱的独光。但是听者坐无虚席，鸦雀无声。讲授者最后兴奋地即席吟成一首绝句：
　　
　　 半是星星半是云 且欣今夕有知音
　　 垂髫黄发共携手 诗兴来时歌满城
　　
　　 我们诗社经营没有开庆祝会、剪彩、宴请、上电视。真是往来无白丁，谈笑有穷儒。几头白发，几封尘砚，从诗会开始，而油印小册，1989年4月25日，用铅印的小报形式出版了《宜江诗刊》创刊号。一个一个的吟坛之春走来了。
　　
　　 拾砖添瓦补诗庐
　　
　　 第一个家庭诗会端阳家庭诗会，新中国几十年开会总是“公营”，公家下通知，公家拿票子，领导做主子。私人开会，就是非组织活动，政治问题，哪还得了！私人自己出了力还要自己掏腰包，担风险，傻瓜才干，这次破例。
　　 时间：1983年端午节。
　　 地点：主办者私寓。
　　 东道主：萧一湘。
　　 与会者22人,吟诗30余篇。会后还有人闻讯追补了诗来，出了油印小册。到底诗与爱国分不开,到底中国不愧为诗国，诗在浩劫里还没有绝种。
　　 于是诗友联办，诗社与机关联办，与企业联办、代办等多种形式灵活多样地办起来了：松柏湘江大桥落成有诗会，一中校庆应邀征编诗辑，旅台同胞张泽云捐建科技大楼有纪念诗集,诗友寿庆丧吊有诗册，重要节日更免不了吟诗出集。在诗坛废墟上，在改革开放百业俱兴独纯文学走向低谷的时期，宜江诗社和她出版的《宜江诗选》竟然繁花似锦香气袭人，不能不算一奇观。
　　
　　 半是星星半是云
　　
　　 一年之际，春风好坐，但她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秋天。干洌的西风也会把层林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诗是讲究真善美，一贯是假丑恶的克星。就因这种傻劲，好事多磨，一次县志办主任特请我征集并主编《常宁历代诗词选》，由县志办出钱印刷。并声言付我酬谢，当时我欣然接受，因为只要是为常宁传统文化的发展繁荣，谁出书都欢迎。我四处奔跑，各方发函，费时8阅月，连我平日所收集的诗稿共3,000余首，选编500余篇。不料交去后，他竟自冒主编，派人前来，说要选我两首诗，还要经他修改，否则，不与刊登。当即被我骂出了门坎。年底派人来送我100元，说是酬谢，当即被我丢了出去。原来此人竟是一个大骗子，而我却仍然是个书呆子。他早已把领导欺骗连收买了。等他书出笼，错误百出。当我们对县志办主编的《常宁历代诗选》一书开展学术争鸣，同仁都表赞同。评论文章于1991年《宜江诗刊》第三期刊出后。该主任骗取有关领导，派人前来要求这期诗选停止发行，诗社成员中，有的畏缩说不发算了，有的为了息事宁人，也主张妥协，为了申张正义，我主张欢迎批评者前来面对面辩论，发行照样发行。到底做贼心虚，明战不敢交，暗箭来伤人。他竟然向衡阳市文化局请求对《宜江诗选》进行制裁，以后不给我们出准印证。我当即向文化局局长李正南同志提出意见：您的手下人如果不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示之以法，无理武断不准人民诗选印发，我们只有亲自前来讨教。幸而李局长亲自回信，赞扬宜江诗社“历年来成绩颇丰，方向也正，所写评《常宁宜江诗选》一文，诚如所述，对该书编者的批评也是应该的。”
　　 湖北黄岗师专教授张奎来信：“《诗评》从政治与艺术两方面指出其错误，为整顿家乡文风敢于指名道姓，不畏权势，作者不愧为烈士之家。”
　　 冶金部张家洼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总工程师王玺来信说：“《诗评》观点非常正确，我赞同你们的观点。”
　　 湖南师大附中高级语文教师吴良俅来信说：“细读《诗评》对你们这么严肃、认真的态度，我很敬佩。”
　　 美籍华人谭贞禧来信说：“一篇在手，阅读至再，违别老友，有如面见，乡情历历，彷佛目前。所辟‘诗评’，甚为需要，作者见仁见智，读者可选可择，嘉惠双方，裨益甚多，谁曰不宜？....片言只字，有足令人启发者，实犹胜大块文章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出版社编审吴侬来信说：“《宜江诗选》读来可窥创业之艰难。读其中一些诗，复活了旧日一些印象，倍感亲切。揆其原因，盖深深乡愁使然。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游子心情，年愈老而弥笃，真莫可如之何也。”
　　 此次参与评论者很多，略举数例，可见这次评论影响之大。
　　 这位“主编大人”，眼看一计二计都不成，又暗自在其主编的县志里，偷偷地把《文化志》主编写到的“宜江诗社”的活动删了出去，以为这一下就可把宜江诗社笔杀了。
　　 但是诗人到底还是书生意气，无媚眉，有傲骨，更富忧国忧民的“遗传”，终于一关一关一闯过来了。
　　
　　 不绝鸡啼天也苏
　　
　　 办事必先有钱，未曾动兵先动粮嘛！写诗、组稿、传会、编辑、都可以尽义务，但是联系要邮资，出版要印费，起初，诗社立了个宗旨：掏自己的钱，泫自己的流，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从来没要国家分文补助。于是我这个社长，充了东道主，继而同仁五块十块地关税凑合凑合，渐渐力不从心，到底管城子要孔方兄畏养。《诗选》一直免费赠阅，慢慢感 动同仁和读者，八方捐凑，后来家住长沙的八旬高龄的李震一老师，从微薄的养老金中挤出50元来，美国谭贞祯先生时有寄一点来，归台九旬寿翁周子方先生慷慨了两千元，台湾常宁同乡会在尹涤寰先生倡导下，捐助了2,24美圆，特别低工薪的县级领导滕南斌，专门派人送来50元，并修书以表歉意，周晓云也送40元，可当时已占了他们月薪的百分之十多，自己掏腰包，情意更深。在财团联利，官场联权，作为穷酸的文人，只能以情感人。及至1998年，竟然延续出了17辑铅印本，发行到海内外。
　　 “文以载道”，这是中华文人的优良传统。近20年结社，桃子初熟，灼灼其华：一，抢救、继承、发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我产查旧志、觅家谱、访口碑，获邑老遗作千余篇，举办诗会30余次，油印诗集20集，铅印《宜江诗选》17辑。征集常宁近80余年195位作者的诗作三千余首，选513首，编辑成《常宁现代诗词选》，又帮助诗友编辑个人专集７辑：计有归台台胞刘已佾的《嘤鸣集》、《续嘤鸣集》，《唐仲山逝世纪念集》，张春桂的《泉峰流韵》，欧阳汉民的《枫叶狄花》。在诗社的影响下，刘剑萍也出了《憩峰诗草》，吴传治出了《抑我诗抄。这里特别提出一笔，唐仪宇生前托我为他编出个人诗集，并说编好后交他女儿替他付印，待编好交给他在衡阳工作的女儿后已经几年，竟石沉大海，渺无消息。是亲情之悲哀耶？不禁令人心寒。
　　 二，高歌改革，促进开放：举凡山河壮丽，家乡风物新貌，人民生活喜忧，给历史足迹，留下画卷。愤社会丑恶，则有鞭鞑；发人们心声，冀四方关切。
　　 三，老步游踪，摄雪泥鸿爪：晚睛洽意，余霞生绮；人情半纸，千里含韵，友情得以蜜粘；一堂研讨，百尺竿头，诗艺因以提高；晨昏吟诵，百忧得解，心灵顿有净化。
　　 四，文化交流，融洽游子乡情：以一份“土特产”，换一份变卦赤子之心。
　　 五，老凤唤新音声，雏凤有继人：几十年诗的禁锢，老者旧基础早已忘怀，新事物又觉陌生，经诗社召唤，转生为熟，犹能吐出新韵；而新秀已似小荷，头角崭露。诗社前后发展社员百余人，除已先后辞世20几位外，当前还有80多位。有执政者，又有工农，有老青，又有男女。
　　 近些年来，老者已辞世不少：如萧绍、崔农山、萧世珍、李震一、吴侬、唐嵩荫、李振衡、彭秀实、谷大杰、滕兴邦、唐风高、姜立明、唐仪宇、张旭临、唐诗彪、萧焕球、毛寄颖，还有台湾的刘杰、尹涤寰、雷中柱，他们为诗社都 作了很大贡献。是常宁文学的再创者，是我的最亲密的支持者。没有他们，我根本不能梦想有这些成就。中青年陆续出来了，本届常务副市长张春桂，当前在许多市民热衷于通俗文化，不少干部喜爱官场文化的同时，他却钻进古典诗词这道冷门，爱上了这种传统高野文化，不同流俗，而且在百忙之中，马背吟诗，不到几年，竟然出了个人专集。师专生青年干部曾宪春，已经出手不凡，一介青年农妇李晓东，公然能够用诗勾画出很有生活气息的农村风景画。中年农农刘升潜，在为生活追逐的艰苦日子里，能够吐出自己的心声。每当列数这些新秀家珍，瞻望古典诗词后继之士，我为常宁添一分微笑。
　　 我年已七十有五，友人相劝：“你还准备把你的诗作带进棺材去吗？现在不出，更待何时？”为了一份纪念，才勉强把个人诗作整理成集，名曰《嘈嘈切切》，收旧体诗词曲165篇，新诗29篇，对联19幅，诗之文13篇，又诗友贺诗24篇，全书共195页。自费印300册。在此谨录“宜江诗社”名誉社长张春桂诗友加诗一首作结：
　　
　　 日月轮回漫漫长 春秋冬夏自流芳
　　 凤鸣高树声声远 龙啸底渊阵阵强
　　 切切弹成跋涉路 嘈嘈拨就呐喊堂
　　 诗坛初筑开新宇 老骥挥毫写乐章

（五）史之恋
　　
　　 我自1981年离休以来,总觉得我这一生浪费很多很多,白白活了一辈子，老想补一点,于是办学校、养王鸽、编党史、修县志。办学、养鸽,虽然也取得一点效益,到底年老体弱,难有较大成就,老人写历史,可能优势较多些,将来贡献可能也大点。修县志虽然我也是发启人之一,参予两年后,觉得困难重重。一次参加省里召开的县志稿评会议,共评五部县志,评了五天,我感到百来位参加会议人的发言,都是在志书结构语言上高谈阔论,争吵不休,而对于志书的史料是否残缺,却绝无一词。我急得发了一言,批评只是“评了厨师,未评采购员”。漏了的史料,采购员没有办来的菜却不管。例如“宗族”一事,这是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基础,如果对它一无所知,就等于没有认识中国社会。由于对中国深层次的封建文化没有深入的认识,于是我们批判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却是用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封建主义在批判它,结果越批越糟。再一个讨论的热点,就是大家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如何写法问题,上面只划了个圈圈，说什么“事件要写清,宜粗不宜细,不影响党的形象”。很多人说,难以掌握,没有个底。
　　 我深感“极左”思潮在修志上的严重性。非要相当高深的理论是难以写好这部历史的。自己虽然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却恰恰在这方面缺乏深入明确的认识,而修史对于修史人的“才、学、识”要求却非常高,　特别又是“识”,更为重要。一件事做错了,影响还是局部的,如果史写得不好,就将贻害既深且广。为了深入进行历史反思,在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影响下,我退出了县志编修工作,不求一时浮名,踏踏实实做一点学问,一面广收史料,一面探求理论,十余年来,积累了百余万字的史料,学习了社会发展的理论,直到最近两三年,才开始写起历史来,已经写成25种40余万字。现在分成两部分叙述:一、史料的收集整理,史料是基础,没有占有广泛而翔实的史料,修史将无从谈起。二、修史的理论探讨,解决史的禁区：没有理解社会发展的正确规律,就不能真正认识社会,即使个人有良好的愿望,也会事与愿违,结果不是一个字纸篓,毫无用处,就是误国误民,男盗女娼。中国自“五四”以来,搞了几十年的民主和科学,至今还要再启蒙,就是我之所以修史的目的,用社会发展观寻找修史的轨迹。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垂暮之年还要写历史的原因和想法。
　　
　　 甲、史料搜集步履艰难
　　
　　 常宁修一部80万字的县志,调动200多人,耗资数百万元,费时七、八年才成,而且还遭社会不少非议。以我年过古稀又患冠心病之一人唱独脚戏,又只月养老金500来元的微薄收入,挤在全部起居仅30平米的房间里,人力财力困难之大,犹如骆驼穿针。即使搞成了,要付印还得几万元的资金,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在极左的影响还如阴云密布,要想出版也是步履艰难。但是你要是真正忧国忧民,绝不能有始无终,半途而废,何顾个人得失安危。于是我一面学习探讨社会发展正确理论,一面积极搜集史料：国史、省志、府志、县志,固然必须查阅,也还比较容易查阅；档案,浩如烟海；族谱,失落民间；口碑,星散里巷,在在都要动手动脚,离休18年来,走乡串户,伏案抄写,积累了上百余万字史料,一一分类制成卡片,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人物,一点一滴,都是从沙里淘金,特别是族谱,“文化大革命”一劫,已经难以寻找。十余年来,走遍城乡,总算找到60多册,除姓氏源流可以从开头谱序看到外,其它史料都是从每个人物的传记、寿序、墓志铭里的字里行间通读中发现后再摘抄出来。因此阅读量就大多了。我发现族谱里的历史资料是非常丰富的。几乎是座民间“万有文库”,许多国史方志里没有的它有,有的它详细,像我写的《兵事》就比旧县志记的详多了。如尹氏、罗氏族谱里在民国七、八年就记了他们村民有被当时土匪捉到匪巢里去的真实纪录。常宁第一巡抚唐训方有关的事情,在唐氏谱里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国史方志都无法找到的。但是由于工作量非常大,我又怕那一天阎王爷叫了去,全功尽弃。 只有在有生之年争分抢秒,和阎王爷抢时间,因此我牺牲了离退休人的正常休闲时间,而且没有在职人员的星期天假期,就是逢年过节,也是伏案读写,我迷恋写史几乎是上了瘾,吃饭睡觉都要老伴催三再四,催得她不耐烦,我也不领情哩！我还没时间陪她看电视,玩麻将,更使她感到对我达到讨厌的程度。一年的笔墨纸张、用电、出访旅差、电脑维修、书报购置等等费用,少也得一二千元，都使她难以容忍,但是在我的精神感动下,她还是原谅、理解并给予帮助,使我不为一切家务操劳分心。查档案,在酷热的暑天,活像战场。搜族谱,逢人便问哪里有谱,活像名侦察兵,只要听说哪家藏有族谱,不顾城乡,我便赶到他家,有次听说大堡欧氏有人藏有宗谱,随即搭车赶到大堡,步行找了半天,才找到藏谱人家,已经精疲力尽,他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日子里,把家谱用油布包严,藏到瓦背缝里,每年端午,必定晒谱,晒谱那天,就叫家人放哨,一保就整整保了十多年。被他说起舍命护谱的故事感动,我忘记了疲劳,回到家里,发现欧氏谱里于清嘉庆创修族谱时,有三位老人,四下重庆,三上庐州,两返叙府,历时九年,才把墨谱造成,这一次我几乎就看到通宵。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矣。
　　 为了减轻抄写困难,1996年73岁时,我下决心学电脑。记忆力是差了,学五笔字型打字,我在床头、书案、甚至厕所,把百多个字根抄贴在墙上,早晚背诵,一边上机练习,一个多月,公然就能在电脑上写文章了,电脑不仅输出又快又方便,3万多字,不要一个钟头就输出来了。而且在写文章时,修改极方便,上下段落还能随便移动调换。真是我的一位好助手。收集史料十余年,两年半写成25个题材50万字的历史,这中间还用电脑办了四辑《宜江诗选》。编辑出版了个人诗集《嘈嘈切切》,没有电脑先生这位“私人秘书”,我简直难以想像我的速度如此之快.有人笑我自找苦吃,我到愿意苦中求乐,每当写完一篇,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像小时解出一道几何难题那样欢乐。
　　到底一人力量有限,为我精神感召,四面八方支援,有的提供史料,有的审查补充修改,有的评议忠告,感人肺腑。有时赞许啧啧,有时争议热烈。老朋友挑灯赶读,在职者百忙挤阅,有人每看一篇,即用书面详提自己意见,大家都有研究学术精神,绝无私人城府。当然其中也有人劝我不要白费力气,保养身体为重,也是出于真诚关心。台湾两位同乡,能把台湾原团级以上军官和新一代留学生、博士、硕士情况万里寄来。美国老友也能为我订正史料。北京、武汉、青海、广西、长沙、南京、广州、衡阳诸同乡,也都纷纷来信来稿,特别感人的,乡下农友竟有搭信就亲自把珍藏的家谱送到我家来者,如唐氏族谱,借来十天,因为资料多,我每天阅读抄录都来不及,我只翻书折角选取,请几人为我抄录,谁都乐意来做,工价不要说,连饭都不肯在我家吃,我买烟请他们抽,他们说,你又不抽烟,还买什么烟,硬是不抽我的烟,使我感动得掉下泪来。但是乡下人送谱来,我一定买烟、打酒、留下吃饭、还给车费,所以我能有这点成果,没有这些热心人的支持,我是绝对无法完成的。
　　
　　
　　
　　 乙、修史的理论探讨：
　　
　　（一）、关于修史态度问题
　　（二）、关于对社会主义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问题
　　（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四）、怎样看待剥削问题
　　（五）、怎样看待农民革命问题
　　（六）、关于贫富问题
　　（七）、关于政治运动问题
　　（八）、对待毛泽东错误的态度问题
　　（九）、未来世界将由谁来领导问题
　　
　　　　　 一、修史的态度问题
　　
　　 中国自古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所以历史的功能就很大了。古代名史家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秉笔直书”,就是良史家的史德。所以修史的目的、方法和榜样在我国都有传统的标准。但是在实际上还是有“隔朝修史”的传统。一是当朝没完不好修,二是修史必有记有评,又怕触及当朝的统治者而冒风险。但是当今信息时代,硬要等到本朝结束才来总结经验教训,那又为时太晚了。所以汉朝名史家司马迁的史记,还是把汉代的历史写了进去,但是对汉高祖的为人还是用含蓄的方式巧妙地写了进去。例如他写高祖的残忍,在《高祖本纪》里举了个例,说的是楚霸王把汉高祖的父亲捉了推到阵前,烧了油锅,扬言要把高祖的父亲下油锅里去,刘邦上阵从容地对项羽说：“吾翁即若翁，若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办主任胡绳于1991年也写了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里面还是较为实际地反映了不少真实史实。说出了毛泽东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写了共产党的失误。
　　 有人说,写当代历史,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说对我国当前历史已经有了基本定论,大家照此作演绎就行了。但是胡耀邦说过：“中央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作了决议,但是只能作原则地说说,有不少重大历史事件,不要说年轻的中央委员不知道,就是年老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大清楚,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不在我们中央委员中讲清楚,将来老同志不在世的时候,就说不清了。”（见1986年11月16日《党史信息》）这话多么沉重！含义多么深沉！既然连有的老政治局委员也不太清楚,则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自然只是原则说说,而且只是“若干”,说不清的历史问题可多着呢！至于地方历史,除了共性、一般性的东西外,还有许多个性、特殊性的东西,内容就更丰富多彩了。如果现在知情人还不说清楚,有许多事实,现在的老干部恐怕也未必清楚,至于后人就更难说得清楚了。所以地方史就要写出它的特殊性来,寓一般于特殊,才能更加丰富历史的价值。
　　 至于“秉笔直书”问题,有人强调直书必须有它的“阶级性”,凡是有利于本阶级的就直书,不利于本阶级的就不能直书。我说此言差矣！什么叫做有利于不利于都没有搞清。难道只有成绩才能有利于,而缺点和错误就不利于吗？如果说执政党中央在某个特定环境特定时间为了大局需要从“策略”上考虑,在国家的全局利益的立场上需要有所选择,暂时少谈她的失误有它的必要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虑,往往缺点和错误总是伴生的,而付出了代价的教训,则更能有它的借鉴价值。当然修史不能有半点感情用事,如果带着个人恩恩怨怨的思想去修史,哪不但没有价值可言,而且修史者本身都会遗臭万年。真正修史者,必须有无限的事业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穷年兀兀,老死书山,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才能攻这个冷门。这就是我的修史观。
　　　　1986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一文中说：“本文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纪录,再现那场旷古未有的劫难的真相。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是被压在这狂浪下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在接受它强烈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类最高贵的成份,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计数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尽管灾难已经过去,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笔者以为真实的“纪录”,才是认识的前题。也只有了真实的认识,才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其实书写历史,并非笔者个人走在前头,早已有先驱们在做了。虽然常宁的历史也有人在写,但是多一双眼睛多一双手,却并非一无是处。
　　 1997年第二期《文史哲．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模式》）一文说：
　　“一部分真正的知识分子却因为政治护身符的被剥离而获得了一种独立意识、自由意识,进而认识到自己的独特价值,增强了信心。他们自甘寂寞,苦对寒窗,解剖现实社会,构造真善美的世界,这些是人类精神的象征。社会主义学说在实践过程中发生了扭曲和变异,很多地方已变得面目全非。有的明明搞的是封建家天下，有的生产力水平只相当于原始部落，偏偏都冠之以社会主义。”这种写史的勇气是应该学习的。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
　　 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如果不弄清楚,那就是非不明。现在让我先谈谈个人学习反省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吧！
　　 1998年第１期《新华文摘》的（1997.12.23）一篇文章里说：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为了弄清这个根本问题,思想解放至少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突破。”
　　 文章说：“第一、破除某些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神话化的社会主义理论,长期存在的极“左”思潮,一方面把社会主义看作不食人间烟火、绝对圣洁无瑕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把绝对平均主义和普遍贫穷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这种荒唐的社会主义观不破除,我们就迈不开前进的步伐。”
　　 联系笔者参加常宁社会主义的几十年实践反思,再明亮不过了。社会主义最大优越于资本主义之处,应是生产力的最大发展。而生产力的最大发展,无非是这么两条,一是充分调动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一是充分发挥智力型的创造性。可是解放后的前30年和后十几年相比较,人民公社这个世界上的超级大家庭,却又饿死了人。而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人是一样的人,地是同样的地,由于搞了个改革开放实行农村联产承包制,人们的衣食住行就大大地改观了,还不是后者用政策把农民被绑着的手脚解开了,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而前者确是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了。
　　 　其实前段不仅仅只是到人民公社才压抑了人的积极性,远在合作化时,农民新拿到“土地证”,笑口才开,余粮就全征了去,地还没耕到一年,“土地证”就已经宣布作了废……所有田土入了社,归了公。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脑子里还没转过弯来,产生点疑虑,发了点牢骚,就被戴上资产阶级帽子,斗得死去活来,1957年常宁8月14日,训练了17,000余人的队伍,大反“农村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共批判斗争1,732人,拘留147人,判刑166人,被逼自杀20人,哪里还有积极性？再又马不停蹄更往前超赶,荒唐地叫喊,只要进到人民公社里,来个大跃进,“两个鸡蛋一杯牛奶”的共产主义就来了,一阵蛮干加盲干,有的水库修了不能蓄水,1960年已经饿死人的时候,潭水河上还在建设六座栏河坝,上劳力15,000余人,国家耗资190万元,劳工在天寒地冻的水下,饥寒交迫,新修的河坝反成了子孙的水害。土法上马的工厂到处冒烟,什么双轮双铧犁、车子化,就是生产的东西都躺在田头仓库成了废物。花了大价钱的一条铁路阴西铁路,农民自带钱粮、工具,投工百几十万个劳动日,仅仅供应一次试车典礼之用便报废了。1958年红了半边天的大炼钢铁,出了一堆废铁。人民那里知道自己的力没少下,汗没少流,甚至付出了生命,到头来还是食不果腹,每个劳动日几两粮,几分钱。衣不避体,每年７尺布票,遮了下半身,就不能遮上半身。知识分子又多打到“臭老九”的底层,谁还敢说一句正话。全民煎熬到1960年过苦日子,“收获”的只是一个“饿死了人”。
　　 全球竞争能力主要决定因素是先进的生产力。可我县一向生产力主要是靠简单的体力劳动。先进的生产力又决定教育、科学和经济。可是我国在1980年前30年的教育是非常不幸的。教育三要素：一是校长、二是师资、三是设备,到1984年建国35年了,可常宁的完全中学校长,专管教育的局长,一直没有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生担任。中小学教师,长期间大多是中学生教中学,小学生教小学,质量已经很低了,又要经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的“生产劳动”,搞得教师神不守舍,精疲力竭,哪还能安心教学呢？加以学制又缩短,劳动还要增加,发展只顾数量,不求质量,基础就差了,以致1977年恢复高考后,不少学生高中毕业后投考大专还要一补再补。如何能够提高教育质量？发达国家都在追求教育效率,而我国当时却在片面地追求数量,以致文革中许多大学停止招生,即使招一些,也是由党委保送的工农兵去上大学。如果教育可以打破循序渐进的科学规律,世界上的所有中小学都可以不办了。
　　 二战以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教育都在前进,而我国却在倒退,这一进一退,差距就更大了。教育落后,科学自然也相应落后,科学落后,经济就更落后远了。这些全局性的问题,极左思潮,绝非一地一些人的质量问题,也并非常宁当时教育部门的领导和师资都没费力或者都无能力,因为在全国的大气候下,小气候是无力回天的。也正由于他们的努力,还能够在局部上取得一定的成果。
　　　　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在偏重政治轻实绩的体制下,把人也吃懒了,吃蠢了。因此无论高数素质还是低素质的劳动力,都不能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哪里还能谈得上发展生产力呢?生产力低下,自然经济落后了。4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检验,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搞法,反思起来,还不清醒吗？
　　 文章说：“第二、破除某种具有浓厚感情色彩的漫画化的资本主义观,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虽然未能消除,但它毕竟在经历了数度严重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仍能劫后余生,并且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事实表明,现代资本主义一定有可供社会主义学习借鉴的长处。”
　　 回想个人参加革命起,就知道资本主义已经是个垂死的资本主义,哪知道近几十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死,反而越走越红火,原来他们因为有了资本,致力于科学技术的开发,例如电子产业的发展,大大地缩短了时空界限,优化了资源分配,使体力劳动的蓝领阶级日益减少,而脑力劳动的白领阶级较之蓝领阶级的活不但要轻松,而且生产效率空前提高。以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力竞争,只有步入美洲印地安人的下场。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都不能当饭吃,瞎子点灯白费腊。如美国的韩冰,一个人可种1,000亩田,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写书和出国旅游哩！而直到现在,常宁一个农民能够种到十亩田还得请帮手,相比之下,劳动效率就不只相差百倍。加速发展“知识经济”不就是中国急需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吗！这样说来,又有人要嘲笑我“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了。其实拿两种不可比的因素相比,本身就是非科学的。我们说资本主义制度必定会被另一种更先进的制度取代,也还要看它和当时的生产力是否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余地,这样才是正确的。
　　 文章又说：“第三、破除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僵化的计划经济观念,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一种典型的人治经济、长官意志经济、是典型的主观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具有浓重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实践形式。”
　　 反思常宁在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讲计划,例如插秧时曾经提出口号:“插完早稻过五一,插完晚稻过八一。”这种不顾实际条件的盲干,不就是典型的主观主义吗！中国不论宏观微观看似都有计划,结果什么也难实现,而发达国家,宏观上看似生产无计划,实际市场给它提出了可行性的计划,在微观上倒是计划得非常周密，经济管理倒是非常严格、认真。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当然要有一个计划,不能盲目自发地去干。但是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从主观需要出发,而且是用行政指令强制推行的。市场经济则是从社会的需求出发,政府的计划也是指导性的。
　　 文章还说：“第四、改变那些具有浓厚人为色彩的超前化的生产关系,超前的生产关系只具有观念和形式的先进性,在实践上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本质上是落后的,它体现的是一种公善私恶的形而上学的是非观念。要改变这种生产关系,首先要使人们从将公与私绝然对立起来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
　　 本来经济学提的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我们的生产力还是落后的农业社会,便老是从生产关系上变革,1952年刚完成土地改革,1953年3月唐礼开初级农业社就建立起来,12户51位农民86亩水田合作化起来了。上下还没有喘过气来,到年底就急增到196户800多人,经营上千多亩的土地,下设四个分社。这已经是个大型农业企业了,让一个文盲农民一下子就掌管这么大的一个农业企业,而且还要连生活一起管,已经难以想像,而入股农户连自己的帐还没有弄清,对这样的管家还没有信心,当然人在曹营心在汉,哪里谈得上增产？以肩挑牛拉的低下生产力,维持自己的生活都还很紧,还硬要用少量的劳力去养活众多的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非劳力人口,哪里去找这样高尚的思想？哪里去找那么多剩余价值？大家只有坐到太阳底下晒屁股去。地富的产共了,农民没有产共,就只有共本身这“80斤菜”了。这样的搞法,我想还不是简单一个“超前化”所能说圆的,就是生产力发展到最高水平,劳动与非劳动者坐享同一的待遇,也只能是空中的楼阁,不是有点荒唐吗？
　　 文章最后说：“第五、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积淀为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思维定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我们多数人曾经虔诚地绝对相信哪种有很大空想成份的社会主义观念,曾经真实地投入到对被漫画化了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曾经真实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曾经热情地为我国生产关系超前的不断变革喝彩。我们今日所批判、所要抛弃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昨日所向往、所为之奋斗的某些东西。
　　 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有点难以理解,实际上是通过前四点的长期实践,把人们的思想观念搞僵化了,搞乱了,认错为是,以致对必须加速改革开放反而难以接受,这种观念难变,就是今天的要害难题。
　　 笔者把这五种简化为:
　　 荒唐的神话化的社会主义理论
　　 　　　漫画化了的资本主义观
　　　 僵化了的计划经济观念
　　 超前化的生产关系
　　 无意识的思维定式
　　 这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说得够深刻的了。
　　 1998年第１期《新华文摘》的1997.12.23.《真假尊重马克思》一文说：
　　 Δ“把马克思这位科学巨匠神化为无所不在的全能上帝,这不是尊敬马克思,而是侮辱马克思。把马克思主义神化为包罗万象千古不易的真理大全, 这不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而是背叛马克思。
　　主义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是否说过是否赞成作为判断是非决定取舍的标准,只能以对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事业是否有利作为判断的标准。”
　　　　《新华文摘》1998年第一期萧灼基著《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一文说：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与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凡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就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凡是不适应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就要被推翻、被淘汰、被改革。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追求“公平”、“正义”等道德目标不同,科学社会主义追求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
　　 笔者认识：改革开放以前,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追求纯而又纯,追求“一大二公”。其结果,造成社会资源严重浪费,社会经济长期停滞。
　　　 1997年《新华文摘》第四期《胡绳谈访录》：（胡绳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文章说：“马克思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也就是不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国家如果不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功和失败,由此提供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都证实了这个观点的科学性。因此,我提出要加意维护这个观点。”
　　 1997年第二期《文史哲．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模式》一文说：
　　　　“总结失败的经验不应该当作指导未来发展的战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是没有镇压反革命,那么,是不是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巴黎公社彻底捣毁凡尔塞而保住了政权,结果却出了类似斯大林肃反扩大化那样的悲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成出更优越的文明,包括人权和平等,自由和公正。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社会主义因素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能一边讴歌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一边又把当代文明都贴上资产阶级标签,不承认它也是无产阶级创造的成果。”
　　 　文章又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诞生的学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原有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甚至是极其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普遍存在‘先天不足’,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考虑有实行资本主义‘补课’的必要。毛泽东于1945年《论联合政府》一书中还说过：‘有人奇怪为什么共产党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要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中国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而是多了一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之,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可惜在不久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过早地被毛泽东自己所否定。刘少奇在建国初也提出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三、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1997年第二期《文史哲．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模式》一文说：
　　　 Δ把阶级斗争模式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模式无条件地推广到一切历史境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最严重的误解。这种误解导致‘斯大林模式’破产和中国‘计划体制’全面改革。
　　 1997年《新华文摘》第四期《胡绳谈访录》一文说：
　　　　Δ“要改变过去那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的观点和做法。要根据较之一百多年前有了很大不同的历史情况、现实情况,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新的研究,作出新的论断。比如说,过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成为一方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一方是极少量的资产阶级。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两个阶级之外,还有好多中间阶级。有的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数量很大。工人阶级中又有了‘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之分。在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前者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后者。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思想政治状况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也大为不同。还有的国家有外来移民,有多种不同的民族。马克思也没有说历史上的所有社会矛盾都是阶级矛盾。现在这种情况是更加复杂了。”
　　 笔者反省我国历史上阶级划分的标准：一、原是以某一特定时期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为标准。二、后来为了某一个政治斗争需要为标准。土地改革时划定的贫农中农,土改后因某一特定需要又上划为新老上中农,进而新富农。三、再后,没有经济基础了,就以人的思想言论为标准来划。四、最后以个人好恶去划阶级。把人都划得糊涂了。划阶级的标准,既然成了“变数”,成了“无序”化,好像一条尺的长短还经常在变,量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了准确性了。
　　
　　　　　 四、怎样看待“剥削”问题：
　　
　　 且不谈西方看法西方承认阶级,却不承认剥削,他们认为雇佣与被雇佣之间的关系只是“契约”关系。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学说承认“剥削”谈起,如何才能避免剥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是我们观察一切问题的总法则。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谈是与非,即离开事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谈任何事物的是非都是错误的。研究“剥削”也是如此。
　　 从社会发展来看,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谈不上有剩余物资,人们连口袋都没有,还有什么被别人掏的呢？当然就没有剥削。但如果承认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进步,同时承认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多了个剥削,则剥削也有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的一面,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面。当然剥削不好,总有消灭的一天。但当你还未曾制造出消灭被别人剥削的条件,过早地消灭了剥削,则会适得其反。可怜有的辩证法大师、专家、学者、导师,却运用不上了。至于如何才能消灭剥削,先要研究产生剥削的前提,那就是劳动人们的生活极其困难,又没有社会力量支持他们不接受这种剥削。只有这种前提不存在了,剥削者是难以进行剥削的。今天不是有的温饱了的人,对于那些体力重活就要讲条件了吗？
　　 只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消灭剥削,不消灭两极分化,没有 共同富裕的目标取向,固然不是社会主义。同样,消灭了剥削,消除了两极分化,没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达不到一定水平,也不是社会主义。即便暂时消除了剥削和两极分化,也只能是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应该是有先后次序的。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条件有差异,机遇也不同,只有让有能力的人多多创造出社会财富,社会财富多了,共同富裕才能有物质基础。当然也不能让贪得无厌之徒,任意宰割人们,那就是国家用法律手段,用民主的手段,用教育的手段去制裁、去防止、去调节了。
　　
　　 五、关于“农民革命”的评价问题：
　　
　　　　当社会用不公正的手段,统治者利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剥削压迫人民,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难以活命,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只有逼上梁山造起反来,这样就可迫使统治者采取限量的“让步政策”, 以缓和阶级矛盾,使各阶级的人都能相安相处,有利于发展生产。“农民起义”的主要作用就在这里。从李自成进京,逼得明崇祯皇帝吊死眉山到太平天国才打下半个江山,就建都南京,互相残杀,争权夺利而夭折。农民革命的进步性和建设性,似乎不能想像得太完美了,难道还不值得反思吗？翻遍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最初莫不是以“均贫富”的口号起家，而最终莫不是以“争我富”垮台。即使朱元璋把元朝摧毁了,还不是你下台我来,照样统治剥削。这能算是农民革命的成功吗？
　　　　因为农民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即使打倒了皇帝,还是我来当。限定他们走不出封建循环的怪圈。
　　 中国老一辈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等就曾对农民革命的作用做了正确评价,可就是这样的评价竟然成了“罪行”,而且“罪该万死”。以后把农民革命描写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现在反思,还是应该让历史来检验。只有对农民革命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有正确的教育农民和领导农民的路线。
　　
　　 　　六、关于贫富问题：
　　
　　 先拿笔者一家人来看：我有几个兄妹,妹妹一家享师级待遇：居大院、出有车、食有鱼；我也得到所谓县级离休待遇,弟弟是个退休工人,我俩亦可初得温饱；二兄有精神病,生活难以维持。四人同父所生,谁也没有剥削谁,谁也没有压迫谁,聚之一堂,食同甘、居同华、车同乘,三五日没得话说,一月两月,也还能勉强过得去,如果长期同住下去,即使口无异言,心也会有想法,即使大家都没有异议,口袋里掏空了,大伙都喝西北风去,也无法维持下去了,这能平均吗？我们的处理办法只得是：一面让优者先充分发挥其能力,一面扶助弱者,带动中间者往前赶上来。当然贫富相差太悬殊,社会也不得安宁。但是不顾实际条件,一律追求平均主义,则能者不能发挥其能力,社会财富创造不出来,谁也拿不出东西去帮助穷人。而穷人没有任何生活压力,反正衣食有人包,人皆养懒了,社会也吃穷了。
　　所谓“共同富裕”,全国用金子塑了个大寨,（当然大寨人们善良、勤劳、艰苦劳动、改天换地的精神是很好的。）常宁用银子堆成个万寿,（常宁在搞万寿这个大寨点时,几乎拿去半个县里的领导力量,每个去的单位的领导必定带去许多钱和物资,）好像1958年移几十亩田的禾于一丘,堆成了个亩产十万斤。如果说土地改革是“劫富济贫”（毛泽东自己说的）,笔者则认为人民公社化就是“集贫装富”。如何做到“共同富裕”同时又不伤“按劳取酬”呢？就是说如何处里好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呢？恐怕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政治家,经济学家,至今谁也没能创造出这篇伟大的速成杰作。
　　土改斗争后的李四喜温饱足矣，不就是中农生活吗？可是土改斗争中,中农站在中间观望,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中农的命根子土地、粮食也保不住了。政治经济运动,贫农一点自留地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农民的一切富路都被堵死了,唯一希望的得一个中农的温饱生活亦成了泡影,结果只有“共同守穷”,谁富谁遭殃。地主形像固然臭了,富农勤劳节俭的一面,也统统入了“黑五类”的另册。所谓“共同富裕”难道到懒惰的王国里可以找到财神爷吗？
　　
　　 　七、关于政治运动问题：
　　
　　 “文化大革命”如果要说也有一点可取的话,把许多“老当”搞得住牛棚,扫厕所,在反官僚们的“特殊风”这一点上看来,也要算是肯定的了。但是所谓“自来红”的“红卫兵”小将,一朝掌篆,其特殊风并不亚于“老当”。听说“文革”时期,上海有个看管公共厕所的人,看到大家都在耍特权,他把个厕所门一把锁起来，看你不求老子，叫你屎尿逼到裤裆里,这一手真够厉害。而“老当”的政治风暴一过,因为没能从法制上来根本解决问题,只是重人治,只能是风雨过去,一切照旧。即使这个人非常廉能,也只能是人在政在,人去政空,没能有继承性延续性。而真正廉能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少数廉能的人,也有失误之时,没有法制控制,也还会做错事来的。况乎政治运动一多,偏有那么些“老运动员”摸到共产党的运动老规律 一紧二松三不管,更能为所欲为。运动再犯再运动,就成了“政治运动”的怪圈了。
　　
　　　 八、关于对待毛泽东的错误态度问题
　　
　　 这里先引两人对毛泽东的评论,一则是在毛生前1959年谈的,但那不是当着毛主席说的,因为不敢也不能说。一则是毛死后1978年谈的,因为再不谈,中国不但不能前进,国家已经危机四伏了。而且这两人还是共产主义者。
　　 　《炎黄春秋》1997年第12辑林雪著《田家英求实精神永驻大丰》一文说。
　　 田家英对毛泽东要说的三句话
　　 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1959年庐山会议公然对人说:“有朝一日如果要离开中南海,他要对毛主席说三句话：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他还和几个要好的‘秀才’谈论,毛主席应该‘隐身免留千载笑’,退到二线写回忆录。”
　　　　《胡耀邦传》一书说：
　　 Δ“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陈云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实是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起到全国解放,也就是1949年止,毛的领导是正确的,应全面肯定。第二阶段,从50年新民主主义时期至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地改改、抗美援朝、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干,到65年止,其间毛泽东在61年退居二线,不大问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的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最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
　　 Δ目前多数人对毛泽东的评论,说他是晚期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伤害了一些同志。笔者认为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开国首脑,在他统一天下后,为了巩固他的地位,或者实现他的治国理想,几乎没有不杀一大批功臣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发明专利”。当然他比别人是杀得多一些、面宽一些而已！唐朝李世民把兄弟都杀了,可后人并没有因为他杀了兄弟而非难他的政治上的政绩“贞观之治”。
　　 毛的独到的主要错误：也就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都还没有弄清楚的通病。他的思想基础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了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一向就很欣赏农民革命,但是历史上的无数农民革命都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谁一上了台都难以避免不马上变质。他为此忧心忡忡,但是他又不肯放权给人民,不肯实行法治,更不能运用经济规律,从经济基础入手,自以为只要把生产关系搞上去了,理想王国就成功了。他的治国模式,实际上仅止于《桃花源记》里的幻影。
　　 他的治国方法,一直是游击战争时期的运动战术。
　　　　社会的正确发展规律是只“抓阶级斗争”呢？还是从发展经济入手充分发展生产力呢？正确的模式应该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狠抓民主、狠抓法治、狠抓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已经就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国,既然是一个泱泱正牌大国,凡事都得有个秩序,已经不是游击时代的环境,就应该放弃游击战争时期的游击作风,再不能还是事事用“政治运动”方法，谁也不能无法无天。
　　 他的用人路线,强调驯服工具,不敢或不愿启用爱动脑筋的知识分子：其实一旦着手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就必须大力启用和培养大量的知识分子,把打大下的功臣培养成建国的知识分子,把接过来的知识分子真正当作宝贵财富来改造、保护、启用和尊重,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曾先后说过,没有知识是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可惜毛泽东自己到老了还在启用低文化素质的人来主宰国家的命运,这不是对现代化缘木求鱼吗？
　　　　从他治国指导思想到治国方法和治国用人办法,而且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已经行不通了,自然不能为多数人接受。自己孤立了,失败了,人民谅解他的心是好的,于是1960年过苦日子,到了饿死人,人们也能承受。但是明明失败了,又拒不接受忠实亲密战友意见,而且把持不同意见的人致他们于死地，临死还认为自己是对的,这才是他自己亲手开创的事业,又自己亲手把她打烂的悲剧所在。
　　 作为人情有可谅解,作为历史,作为科学,还是应该实事求是,才能以史为镜,吸取经验教训嘛！当然这种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前段被扭曲的社会主义模式,还有很多国内国际的复杂因素。作为一国领袖的毛泽东,如果仍然把他当人看而不当神,自然他也跳不出时代环境。可惜过去人民把他当神膜拜了,以为他是绝对正确者,一旦要说他错了,人们就转不过弯来了。
　　　　所幸到今天才初步摸到正路,失掉了大好机遇。
　　
　　　　 九、未来的世界将由谁来领导？
　　
　　 1997年第二期《文史哲．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模式》一文说：
　　 “这个问题,国外有学者提出,早在马克思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只有‘既有钱又有教育’的阶级才能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现在这个阶级已经出现了,就是‘知识阶级’。如果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承认知识和资本是一样能创造新价值,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即使按照阶级的经典定义,也没有理由否定知识阶级的独立性,没有理由再说知识分子不是附属资产阶级,就是附属于无产阶级。恰恰相反,资本和劳动最终都要接受知识的支配,听从知识的领导。我认为,马克思设想共产主义将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这些差别的消灭,显然不能通过思想改造、下放劳动,即知识分子劳动化来实现的,而要通过工农分子知识化来实 现。”
　　 可惜传统的古老中国,虽然真正掌握历史发展的命运者确实是读书人,也只有读书人才能掌握。但是在一个封建专制的社会,往往掌握社会发展命运的读书人,却偏偏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悲剧,何时才能演完？特别是世界已经处于“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
　　 作者以为要真能结束这个悲剧的重演,只有尽快地提高全民教育,只有教育才能兴国,高素质的人才才能兴国,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方向。笔者写的全部历史也就是探求社会发展的轨迹。
　　
　　　　　　　　　　 萧一湘初稿于1998.9.9.
　　 1999.3.20.定